城鄉協調發展的新階段與新舉措

城鄉二元結構是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結構特徵。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之後，將實現城鄉協調發展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城鄉協調發展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概念，在不同時期，城鄉協調發展面臨著不同的經濟社會格局。與變動的格局相耦合，城鄉協調發展的內涵和實現機制就需做出調整。近些年城鄉協調發展整體開始步入新階段，引致城鄉協調發展內涵和實現舉措的動態變化。

步入新階段的主要表徵

近年來城鄉協調發展開始進入新階段，這集中體現為：

首先，整體國民經濟轉向新格局。城鄉協調發展是嵌入在經濟結構變動的大框架之中的。隨著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消費結構變遷和產業融合增強，城鄉居民對農業除食品需求之外，還增加了食品營養化以及生態、休閑、體驗、創意等服務需求，對農業等產業的個性化、差別化、便捷化需求也漸趨提高。這就要在產業融合交叉、服務功能拓展的基礎上回應新格局。

其次，城鄉經濟差距呈現出持續縮減的新態勢。2009年至2016年城鄉收入差距持續縮減，城鄉消費差距也呈現類似的變動態勢。另外，城鄉內部不同群體的經濟差距卻在擴大。

第三，城鄉要素配置顯露出雙向流動的新動向。改革開放后，農村勞動力等呈現出大規模的單向外流態勢，當前農村要素非農化流動仍在進行。但近年來，農業的規模經濟和要素回報率均有所提高，城鎮要素基於收益率變動呈現流向農村的新動向。城鎮部分勞動力帶著技術、資本下鄉從事農業經營，部分民營企業也以家庭農場、公司+基地+農戶、現代農業產業園區等方式進入農業。引致上述變化的原因是：農業功能的拓展、產業鏈延長和「互聯網+」的應用，使農業可能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內涵不斷升級和拓展

城鄉關係是適應整體社會系統而動態變動的。整體國民經濟的服務業化、城鄉經濟差距的持續縮減、城鄉要素配置的雙向流動，導致城鄉協調發展的內涵在豐富和拓展。

上世紀7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處在工業化加速推進時期，城鄉收入差距在波動中漸趨走高。相應地，此階段的城鄉協調發展具有如下內涵：以抑制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為核心目標，通過農民非農化以增強農民收入的多樣化，並為大規模的工業化提供勞動力資源。同時，通過對農村的「少取」和「多予」，來矯正此前公共產品配置的城鄉失衡。此時段的城鄉協調發展更多是從「工具理性」角度出發，即城鄉差距擴大會影響社會秩序、糧食安全、居民消費和經濟增長，城鄉協調發展主要是回應面臨的急迫問題而倒逼出來的。

現階段的宏觀背景正發生深刻轉變，這導致城鄉協調發展的內涵走向升級。具體地說，在經濟差距縮減的情形下，城鄉協調發展應更強調城鄉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強調城鄉之間、城鄉內部不同群體充分分享增長的成果。在新階段，城鄉協調發展包括但不限於收入差距縮減，要形成城鄉之間、城鄉內部不同部分產業融合度提高、要素流動性增強以及公共產品相對均等化配置的新格局。在新階段，城鄉協調發展既有「工具理性」，也有「價值理性」，它是拓展國內需求、優化產業結構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途徑，也是對持續性、包容性發展以及共同富裕等更高目標的積極回應。

需要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良性互動

城鄉協調發展需要理念創新，也需要實現機制和操作方案的動態調整。近年來城鄉協調發展的內涵升級，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舉措也就具有新特徵，並均是圍繞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這個主線展開的。

首先，促使市場在城鄉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當前價格對要素稀缺程度的反映還不準確，市場對城鄉要素配置的作用亟待增強。在城鄉協調發展新階段，必須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例如，在勞動力配置中，必須通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和加快新型城鎮化，促使勞動力形成城鄉雙向流動的格局。

其次，增強產權制度完善對城鄉協調發展的推動力。要素市場化程度提高與產權制度完善緊密相關，新時期必須通過產權制度變革，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動力源泉。

第三，積極推進農業經營主體和生產方式的多樣化。農業經營主體是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目標的微觀載體。當前，農村除傳統農戶之外，已經出現了家庭農場、農業大戶、農業專業合作社等多種經營主體，其經營也擴展至「從田間到餐桌」的整個環節。現階段的農業經營主體和生產方式創新應契合各地現狀，此外，經營主體和生產方式的多樣化應更多引入「互聯網+」等技術因素，以此推動對農業組織方式、流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持續改造。

第四，促使政策重心更多轉向「放活」。在新階段，對農村的「少取」和「多予」依然是重要的。同時，城鄉協調發展的內涵轉變導致「放活」的作用在增強，將決策權更多交給城鄉微觀主體，增長成果也更多由城鄉微觀主體來分享。

總之，新時期城鄉協調發展具有更豐富的內涵和更高遠的目標，實現該目標需要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作者繫上海市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