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對待生態安全問題

原標題:認真對待生態安全問題

所謂安全問題，即某種情況已具備足夠危急的性質，如果不加以解決將可能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構成威脅。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對內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建設平安，對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和諧世界。而作為國家安全體系要件的生態安全，直接關係人民群眾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社會長久穩定，既是支撐國家生存與發展不受威脅的生態系統，也是國家應對內外重大生態問題的綜合能力。

生態安全已成為焦點問題

「生態安全」的意思是生態環境已不安全而成為安全問題，這也是若干年來日益引起關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也愈來愈成為世界各國安全事務的重要內容。一是國家安全必須有穩定的生態環境支撐。當一個地方的水、空氣、土地、生物等環境要素遭到嚴重破壞，維持生命系統的自然功能嚴重衰退，導致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急劇下降，甚至喪失了安身立命的環境依靠，這個地方就出現了生態安全危機，進而引發社會恐慌和衝突，激化各種矛盾乃至國際衝突，轉化為傳統安全問題。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一些地方的環境惡化已經成為地區局勢動蕩和國家關係緊張的重要原因，而且一旦有民族、種族問題攀扯進來，生態安全就會迅速政治化，變得相當複雜和敏感，顯然這樣的社會不可能有安全感。二是社會安全必須克服產生貧困的環境危局。生態安全與貧困狀況往往有密切關係，貧困使窮人更容易遭受環境惡化的危害，因為無可選擇，窮人又不得不主要依賴自然資源為生並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因此，貧困往往與生態退化相伴隨。人們為生計所迫，不會考慮自己行為的生態後果。貧窮、人口壓力和環境惡化也正在成為現代動亂甚至戰事的一個溫床。目前地球上60%的生命支持系統面臨著威脅，生態退化和資源短缺所產生的經濟壓力，很可能轉化為社會不安與政治動蕩。三是國際安全必須營造和平發展的環境條件。如果全球生態系統得不到有效保護和明顯改善，生態安全將進一步危及世界安全。環境壓力既是政治緊張和武裝衝突的起因，也是它們的結果。國家之間為爭奪資源控制權發生的衝突，與各種傳統衝突交織在一起，又進一步擴大並加劇了衝突。由於生態退化，國際合作的經濟基礎、政治意願和社會支持條件都會發生異變。特別是近年來，全球數以億計的環境難民離鄉背井，處境艱難，嚴重加深了地區不穩定，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要不安定因素和非常棘手的安全問題。

生態安全還改變了什麼

根據傳統的國家主權觀，主權是對外獨立權和對內統治權的結合，具有不可侵犯、不可分割轉讓和排他性。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強弱，都有權平等參與生態環境領域的國際事務，對於本國生態環境問題擁有國內處置權和國際自主性。主權國家對境內環境和資源的利用是國家的內部事務和主權象徵，國際社會不應干涉。但是，全球生態系統是一個整體，它並不受限於主權國家，生態失衡、環境污染往往跨越了國界，許多跨界環境問題又互為因果、相互影響、逐漸擴大。這些特徵表明，沒有哪個國家和地區能夠「自行」解決自己引發或外部帶來的環境問題。這就要求環境治理的跨國聯合行動和國際合作，包括傳統意義上屬於國家主權的某些內部事務因此也要受制於國際條約，國家主權在一定範圍內受到了限制；以全人類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全球生態安全，進一步構成了國家利益新定義的主要依據。

生態安全對主權國家和國際社會既是一種挑戰，也可以是一種激勵，給各國處理國際關係提出了新的任務，也產生了新的壓力，使決策者和思想家不得不嚴肅面對這些新問題。在全球化和世界各國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的今天，維護國家和世界生態安全，也擴展了傳統安全觀的內涵。生態安全問題對主權國家安全觀的影響，還表現在它使得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全球安全的關係不斷增強。傳統的國家安全觀信奉「零和博弈」，一國維護本國的安全手段往往導致他國的不安全，國與國的安全策略難以兼容；但在生態環境問題上，一國的生態安全，與國際的生態安全休戚與共，難解難分，典型的就是氣候變化及其應對。

全球生態安全問題還將對當代國際社會交往方式產生深刻影響。一方面，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努力，這就必須加強發達國家與發展家在相關領域的對話與合作，包括建立區域乃至全球性的環境合作組織、設置國際環境機構，為生態安全治理提供平台。特別是發達國家應向發展家施以援手，提供技術、資金和合作項目。但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與發展家在全球環境問題的產生原因及解決方案方面仍然存在嚴重分歧。在這些爭執和立場差異背後，仍然是世界經濟不平衡和全球財富貧富分化的現實，如何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打造命運共同體，朝著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標相向而行，是世界各國都必須擔當的時代使命。

生態安全的利益協調

生態安全問題實際上是通過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表現出來的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利益是道德的基礎，安全的道義要求就是通過規範人的行為對利益進行再分配。各群體之間的環境利益關係往往表現為社會的和諧狀況，國家之間的環境博弈也是各國發展與環境權益的較量以達成某種均衡。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生態安全都要尋求建立一個比較公正、有效的環境利益協調機制。

由於牽涉多方利益，生態安全利益協調需要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溝通與協商並形成相應的機制。這樣的機制，一是合法的，合法性來自普遍的共識而非強權，而這個共識應該是協商的結果，否則很難保證決策的合法性；二是公開的，也就是通過開誠布公的理性談判尋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三是平等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理由均應給予平等的關注，協商程序不應偏袒任何優勢行為體；四是負責任的，協商使每個行為體明確自身與他者的責任，明確公共利益的決策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結果。事實上，也只有通過溝通協商，集思廣益，才能比較好地兼顧各方利益，而一項決策如果是廣大利益相關者參與的結果，它的交易成本就比較低，執行效率也比較高。

就國內情況而言，我們要充分認識到生態安全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逐步建立健全生態安全系統的制度體系，加強生態環境危機管控，提高抵禦極端風險和應對緊急狀態能力，確保不發生重大危機，切實維護好生態系統和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當出現安全問題時，生存權發展權理論要求所有社會成員都應獲得同等的關心和保護，而權利援助則更應傾向保護弱勢群體，當他們的環境權益遭到侵犯時，公共權力應提供及時、有力和低成本的援助，而且這些援助必須落實為制度化安排，必須具體化、明確和可操作。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重要事項就是提供維護公眾環境權益的措施、政策和規制，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環境秩序。(作者系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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