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 | 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勞動的辯證法

正如福克斯所言，為了理解手提電腦、行動電話、臉書和推特，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馬克思是我們批判性地理解數字經濟和數字勞動的重要思想資源。這也正是當代國內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盲點和理論拓展空間所在。

伴隨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國外學術界把數字經濟與勞動論、價值論相結合的研究興趣遽然上升。2012年，泰博·肖爾茨（Trebor Scholz）將數字勞動的研究溯源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其專著《數字勞動：既是遊樂場又是工廠的互聯網》，被穆罕默德·卡澤朗（Mohammad Kazeroun）稱為「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理論運用於協作性的計算機中介傳播時代」。同年，英國諾丁漢大學的安德烈亞斯·維特爾（Andreas Wittel）指出：「數字事物——打開了嶄新的有著光明前途的可能性，能夠將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概念納入更廣泛的範圍，以有利於在信息時代分析數字傳媒和（更為一般性的）資本主義。」他認為，更加廣泛地運用勞動價值論可以在數字時代開闢出一條實證研究的新途徑，更好地理解「數字公地」、「自由勞動」等現象，關注工人階級圍繞數字機器和電子傳媒所進行的鬥爭。2013年，傳播學政治經濟批判學派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出版了《數字勞動和卡爾·馬克思》，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為研究範式，基於ICT全球價值鏈生產方式分析了各種形式的數字勞動，並建構了馬克思主義的數字勞動批判理論。2015年，德國柏林舉辦了「數字化世界中的勞動」大會，對「未來勞動」進行討論，期望人們能夠更好地認識和利用數字勞動帶來的新機遇。2016年，國內學者周延雲、閆秀榮等在《數字勞動和卡爾·馬克思——數字化時代國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究》一書中，對國外數字勞動研究現狀作了譯介。

可以看到，在技術、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生活諸方面，數字勞動越來越顯示出極其重要的推動和挑戰。有人用「顛覆性」來描述其獨特價值，也有人用「數字鴻溝」來描述其面臨的新挑戰和新矛盾。在對待數字勞動問題上，可以說希望與困惑、樂觀與風險並存。因此，運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及唯物辯證法來看待數字勞動，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1.數字勞動孕育著一個全新的變革的網路智能時代，標誌著一種新的數字生產方式的形成。

在傳統經濟中，勞動是以實體方式呈現的，而在數字經濟中，勞動、信息是以數字方式再現的。「所有信息和傳輸都可以用0和1這兩個數字來體現和完成。這一巨大變化對新世界造成的深遠影響無異於語言的出現。」電子政務、電子商務、電子金融、網路遊戲、網路醫療等數字化模式，既是對現實生存的模擬，更是對現實生存的延伸、重塑與超越。可以說，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都呈現出數字化的面貌——生產力要素的數字化滲透、勞動關係與交往關係的數字化重構、社會物質生產方式的數字化變革，這些數字經濟的附加值主要是通過數字勞動來驅動的。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指出的：「全新的內容將在數字化生存中浮現，新的玩家、新的經濟模式、大有希望的小作坊式的信息和娛樂供應商也會浮出水面。」克里斯·安德森則刻畫了數字世界的圖景：數字勞動時代，供求之間的瓶頸開始消失，豐饒經濟學正在到來。可以預見，數字勞動將使得越來越多的生產、消費環節得以用ICT資本加以替代，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率和人力資本回報率有大幅度提升的空間。

在對數字勞動圖景樂觀憧憬的同時，也有學者表示了對「數字化衰退」的憂慮。2016年，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當下很可能已經到達數字化資本主義發展的臨界點，產業內的剩餘空間已經非常有限；在可預見的未來，新一波政治經濟危機正在抬頭，似乎已經不能被目前的數字產業繁榮態勢所克服。正如福克斯主張的，馬克思主義既承認資本革命性的成就，又認識到資本邏輯下奇妙的技術進步的可怕代價。數字勞動既加劇又瓦解了資本的積累，也加劇了集體生產和個人佔有商品的資本主義矛盾。

2.作為新的勞動形態，數字勞動有助於拓展經濟發展的新方式和新思路，也會出現棘手的社會分化與差距問題。

數字經濟是以腦力為基礎的經濟。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勞動以及對數字勞動的需求會發生質的變化。知識工作、數字化工作會成為主流，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引發新一輪的生產力革命。「隨著智力資本成為最重要的資源，生產方式已經從車間加工轉變成知識型員工提出創意思路，利用這種方式創造價值和財富」，知識型、數字型員工將成為企業最為重要的資產。昔日多發生在工廠、公司和實驗室高牆裡的創新，將被來自寢室、書房、咖啡屋和起居室等「非正式場合」的創新所取代。數字勞動的實踐過程所培養的高素質數字勞動力，將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者、推動者。數字勞動提供的平台經濟，將推動模式創新，通過供需雙方的高頻率與海量交易發揮出的規模經濟效應，推動邊際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甚至為零，進而促進經濟的新融合，拓展經濟發展的新邊界。

當然，新的問題仍然可能出現。「有能力接觸新經濟基礎的勞動者可以全面參與各種社會生活和商業生活，不具備知識技能和發展動力的勞動者則會被社會拋棄。」這種差異可能引發懸殊的社會分層，導致新的社會底層出現。是否具備數字勞動的技能，將成為未來勞動力市場競爭能力的重要符號。

3.在為人類社會創造美好生活的願景中，數字勞動也必須警惕數字勞動的異化等問題。

異化勞動思想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重要議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對人在肉體和精神層面的毀滅性影響。異化是與主體自身的異化（勞動力被資本使用和控制）、與客體的異化（勞動對象和工具的異化）以及主—客體的異化（勞動產品的異化）。福克斯運用馬克思勞動異化理論對數字勞動現象進行了考察，分析了數字勞動與自身異化、與工具異化、與勞動對象異化、與勞動產品異化的異化勞動本質。可以看到，在資訊信息信手拈來的大數據、雲計算時代，在勞動者自主性、舒適性極大增強的「互聯網+」時代，人們創造、使用的數字技術及從事的數字勞動，正在演變成外在的異己力量來支配人、奴役人，從而使人成為數據網路技術鏈條上的一個個環節。須臾離開數字平台及其工具（如手機），會有多少數字勞動者、用戶「抓狂」或無所適從？而在炫酷迷亂的數字商品背後，則隱藏著勞動條件的惡劣、壓力和剝削，人與人的關係以更加無意識的狀態被量化、虛擬化、數字化和貨幣化了，人與人的關係被疏離了。

4.數字勞動提供了更多新的就業機會，成為世界經濟的潤滑劑，也造成了數字勞動力剝削的國際化趨勢。

數字勞動意味著公司可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進行交易。交易成本的急劇下降，使得數字技術好比經濟發展的潤滑劑，數字紅利為就業拓展提供了新機遇。正如福克斯對數字信息技術產業的全球生產案例分析所表明的，數字勞動不僅僅包括數字內容生產的形式，還包括農業、工業、信息等勞動形式，正是這些勞動形式使數字媒介得以存在和發展。而數字勞動的領域，無論軟體還是硬體公司，其服務的第一對象是跨國公司。微軟、思科公司的成功，正是由於全球有幾千家跨國企業在購買、使用它們的產品，包括信息處理設備以及軟體和信息服務等。數字勞動的國際分工使得跨國企業成為數字經濟的主宰者。現今，財富和權力越來越多地集中於網路巨頭手中。2016年8月，全球市值最高的前五位分別是蘋果、谷歌、臉書、微軟、亞馬遜五個高科技企業，這改變了以往石油、汽車、金融類企業主導的格局。儘管在全球價值鏈下，存在著不同形式的數字勞動的國際分工，但「各國人民日益被捲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

5.數字勞動開闢了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新空間和新路徑，也為數據時代人類的發展設下了諸多陷阱。

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多層次的。作為社會化的個人，不僅要充分滿足其物質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也要充分滿足其精神文化生活等多方面的需要，使人們有更多的獲得感、參與感。最先提出「Web2.0」概念的蒂姆·奧萊利（Tim O』Reilly）提出，谷歌、維基百科乃至互聯網本身成功的秘訣在於其「參與機制」。通過這種參與機制，許多類似發布網頁、共享鏈接的自利行為得以衍化成公共物品。人們使用搜索引擎、用手機上傳視頻或者更新臉書狀態的方式不僅關乎自身，也與所有人息息相關。

然而，在實現全球瞬時的今天數字勞動雖然拓展了我們的視野，跨越時間空間的障礙，但大腦的過度使用、視覺的過度耗費，也會讓四肢的協調性逐漸退化；過度迷戀數字網路，也會使人喪失心無旁騖的能力。數字勞動帶來的自由（免費服務），不僅威脅著消費者的隱私權和所有權，也帶來了對使用者的剝削。作為被商品化了的數字勞動（在社交網路上完成），是伴隨著剩餘價值產生的。被譽為「虛擬現實之父」的傑倫·拉尼爾（Jaron Lanier）在《誰擁有未來》中表示擔憂，「網路的濫用會壓制個人聲音，而個人的本性將消逝在網路中」。數字勞動者甚至無法完整看到自己生產的數據，因為這些數據多被大公司所控制，這些大公司通常出於商業考慮來收集和整理這些數據。可以說，在大數據領域，普通民眾更多只是客體，而不是主體。在數字化全球擴張中，國際壟斷資本不斷把全球的數字勞動者變成「單面人」。

數字勞動方興未艾卻也危機頻現。與傳統勞動相比，數字勞動有關勞動和休閑、勞動時間和非勞動時間、勞動場所和非勞動場所邊界的模糊性，無疑拓展了勞動的新邊界新思路，勞動的價值創造形式也有了新的呈現。正如福克斯所言，為了理解手提電腦、行動電話、臉書和推特，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馬克思是我們批判性地理解數字經濟和數字勞動的重要思想資源。這也正是當代國內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盲點和理論拓展空間所在。從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政治經濟學的語境出發，深刻分析數字勞動的本質和發展趨勢，把握並利用好數字勞動所帶來的機遇，通過制度和機制的創設，促進數字勞動的安全、健康與和諧發展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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