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巴黎博物館：從革命遺產到公眾空間

根據法國文化與遺產部統計，巴黎市區正式註冊的博物館多達52家。其家級博物館26家，巴黎市級博物館14家，其他類型12家。在這個105.4平方公里的城市有如此之多的博物館，巴黎是名副其實的「博物館之都」。

世博會如何催生城市博物館

巴黎博物館的誕生起源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革命導致大量皇室、貴族、僧侶階層珍藏的藝術品、文物被國家徵收。大革命之後，皇家宮殿盧浮宮即於1792年率先成立了盧浮宮博物館。到19世紀初，巴黎共成立了五家博物館，它們的出現都與大革命有關，這五家博物館至今也是巴黎最有影響的博物館。

巴黎最早的五家博物館（表）。註：「法國歷史博物館」於1816年閉館，其主要藏品為1843年成立的位於巴黎第五區的「中世紀博物館」所館藏。

自18世紀末成立以來，到19世紀中葉之前，從功能上來說，最早成立的這五家博物館就如同大革命之前的皇家畫廊，「不是向公眾提供展示的」。五家博物館的館舍都是大革命后從皇室、僧侶階層那裡徵收來的宮殿、教堂等，並沒有專門為博物館新修的館舍，因此它們集中於巴黎市區皇家、宗教活動場所。而且到19世紀初，「博物館」這個概念對大眾來說並不熟悉。如巴黎第一大學博物館學專家多米尼克·波魯教授所說，「對於社會公眾，博物館還是未知領域」，其主要作用是儲存因社會動蕩而流落各地的珍貴文物。

19世紀初，社會公眾印象中的博物館「老舊陳腐，滿是塵土，堆滿老古董，讓人無聊，是向學生和天真的遊客微微開個小門的地方。平時有些遊手好閒的人和退休老頭進去看一看，星期三是一些藝術系的學生，星期天可以看到一些遊客。博物館裡面缺少必要的參觀條件，沒有供人休息的椅子，那些畫也沒有規整的掛起來，至於『講解』就更不要提了，這不是博物館看門人的擅長」。當時博物館的內部陳列遠不如18世紀的皇家畫廊，「東拼西湊，胡亂擺放的藏品，原作與複製品混在一起，所謂陳列只是把所收集的東西都拿了出來」。歷史學家西奧多·澤爾丁甚至說，19世紀初的博物館是「藝術的監獄」。作為革命的遺產，其存在更多是為了向社會展示革命的成果。

19世紀是博物館的世紀。特別是19世紀中葉之後，巴黎的博物館迎來了巨大的發展，受數次世博會的影響，博物館各項運營制度建立起來，社會服務功能逐步明確，博物館逐漸成了城市中重要的文化、娛樂、教育空間。

1840年代開始，工業化運動在法國展開。1855年，第二屆世博會在巴黎舉行，此後差不多每隔10年巴黎就舉辦一次世博會（1867,1878,1889,1900），到1900年共舉辦了五次世博會。世博會對博物館發展的直接貢獻，首先是培育了相關的管理制度，促進了博物館的現代化。

世博會期間博物館要向公眾開放參觀，於是，諸如固定開放時間、門票制等博物館相關運行管理制度因此產生；其次，世博會也讓巴黎的博物館在藏品和場館數量上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很多世博會的場館及展品在展后就變成了博物館及博物館的藏品，如大宮、小宮，特羅卡代羅廣場等。

19世紀巴黎5次世博會會址及建築。

世博會不僅促進了博物館的現代化，現代旅館和商場也因此獲得了發展的契機。隨著世博會期間大量遊客的到來，旅館業、零售業、餐飲業都迅速發展，尤其在巴黎城區中西部，逐漸形成以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為中心的一個現代化的時尚、休閑區。

世博會期間大量遊客的到來，直接帶動了旅館業的發展。在歐洲，現代意義上的旅館都是伴隨世博會的舉辦而出現的，如1851年在倫敦第一屆世博會期間開業的倫敦西方賓館(The Great Western Hotel of London），又如1855年第二屆巴黎世博會期間開業的盧浮宮大酒店(Le Grand Hôtel du Louvre）。1855年後，巴黎連續舉辦四屆世博會使巴黎西部的旅館業贏得了快速發展的契機。

還有巴黎街頭的現代化商場，其出現也與世博會緊密相關。巴黎第一家商場是於1855年開業的盧浮宮商場。到19世紀末，各種類型的大商場不斷湧現，並向巴黎的西部集中。經歷過幾次世博會，1900年以後的巴黎是一個全新的城市——購物、城市觀光等現代時尚休閑空間在巴黎慢慢浮現。其中，博物館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社會服務功能與空間定位漸趨清晰。

1900年巴黎高級旅館及商場分佈。

19世紀末，博物館的數量因數次世博會的舉辦而得以快速增加。1900年巴黎的博物館有19家。應展覽之需，博物館開始培養專業的管理人員。1882年1月24日，「盧浮宮學校」成立，其主要辦學方向就是培養博物館館長。博物館館長成了職業管理者，而不再是「看門人」。1895年4月，法國成立全法國立博物館協會（RMN），國立博物館在管理決策方面獲得了更多的獨立性。同時，受「百科全書派」的影響，博物館不僅收藏「珍品、真品」，而且是在登記與分類制度基礎之上實現有體系地收藏。博物館不再是文物的儲藏室，而成了知識的傳播中心。

更重要的是，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到19世紀末期，公眾對於博物館的社會認知已經相當熟悉。1900年，《巴黎旅遊指南》(Le guide de Joanne)一書向遊客推薦了16家博物館，內容幾佔全書1/3。到19世紀末，博物館已經成為城市中重要的文化藝術空間。在世博會的影響下，高級賓館、大型商場、博物館不斷湧現，並且在空間分佈上也呈現一定的規律性，不斷向巴黎城區中西部發展，形成了空間意義上識別性較強的文化娛樂區域。

1907年進入博物館的流浪漢需要換上體面的衣服

博物館如何成為先鋒藝術空間

如果說數次世博會為博物館奠定了穩定的社會地位，那麼19世紀藝術領域的變革則更進一步豐富了博物館的社會形象，博物館不斷向「藝術的聖殿」方向邁進。這些變化與19世紀沙龍(Salon)的沉浮有直接關聯。

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法國藝術家的創作和藝術品的出售都受到舊制度的控制，沙龍(Salon)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舊制度下的沙龍是藝術家與藝術品商人、社會大眾交流的重要紐帶。藝術家的獨立性、專業藝術評價和有藝術品購買自主權的商人是不存在的。在舊制度下，沙龍的舉辦由皇室和貴族主導，藝術家和藝術品都依附於皇室、貴族，而大革命后，情形迥然。

19世紀上半葉，沙龍仍然存在，不斷有新的藝術家進入沙龍，藝術作品也從1806年的293件增加到1848年的1900件。即便是這樣，也只有不到1/3的藝術品能獲得進入沙龍的機會——當然，能進入沙龍的作品都會得到授予的各類獎項。1848年以後，被傳統學院派把持的沙龍評選委員會人員組成逐步發生變化，一些獨立藝術家開始進入沙龍評委會，進入沙龍的藝術作品也得以大幅增加，從1860年的3500件增加到1880年的近7000件。與此同時，一些獨立於沙龍之外的獨立展開始出現。主辦這些展覽的有畫家，有商人，1874年的印象派展出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隨著藝術界的不斷變革，到19世紀下半葉，沙龍逐漸消失。

但沙龍的消失給博物館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博物館取代沙龍成了不定期接受畫作展覽的場所。尤其在19世紀下半葉，一些現代派畫作首先在盧森堡宮進行展覽（如印象派作品），隨後即轉移到盧浮宮展出。這類新現象與博物館的自身機制調整也有一定關聯。

早在大革命時期，國民會議即於1791年決定，不管是不是來自法國的畫作，也不論畫家是不是國家畫院成員，其作品都可以入選盧浮宮並展出。由此，從法律上讓盧浮宮成了第一個向大眾開放的沙龍，同時，這也是一個自由的沙龍——在隨後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這裡沒有固定的評選委員會。自此之後，盧浮宮不斷擴大其展覽空間。

1849年，艾美力·德·紐維柯爾克(Émilien de Nieuwerkerke)成為盧浮宮博物館館長之後，盧浮宮的展廳增加到132間，在任內（1849年-1870年），他還對盧浮宮的管理機制進行了大力的調整。以前盧浮宮僅是周日開放，艾美力·德·紐維柯爾克制定了新的開放制度——每日開放，僅周一閉館進行清掃、整理。而且，他還發起了「周五盧浮宮」的活動。由此，「盧浮宮逐漸成為旅遊手冊上的必游之處，經常成為公眾關注的場所……那時去盧浮宮是很時髦的事在『周五盧浮宮』，經常可以看到很多新時尚，眾多地方權貴也在『周五盧浮宮』中舉辦沙龍」。當時流行的 L'Illustration雜誌中，經常報道一些新潮事物，而博物館往往也會上榜。「新潮」已成了公眾對於博物館的印象標籤了。

1855年紐維柯爾克「周五盧浮宮

在藝術領域，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1870年，著名社會評論家德尼斯·波魯說：「博物館是『社交場地』，它代表了一種新的現代性生活方式。對於去博物館的這類人，博物館是他們嚮往的一種生活，博物館在巴黎變的越來越流行。」而根據盧浮宮副館長讓·伽拉德的研究，1892年11月盧浮宮的參觀人數已達到79520人，平均每個周日有7153人，平均每天則達到2342人。19世紀博物館領域的諸多變革拉近了博物館與大眾的距離，讓博物館成為城市中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間。

另一方面，19世紀的巴黎是轉型的城市、動蕩的城市、變革的城市。在塞納省省長奧斯曼領導下的城市改造讓巴黎脫胎換骨，而1870年的普法戰爭讓法國陷入危機，持續的經濟危機造成了社會動蕩。而在動蕩的社會背景下，各類新思想、新思潮、前衛藝術風格不斷湧現，在勒南、泰納、福羅拜倡導的理性主義思潮下，巴黎成為各類新思想的匯聚地。

隨著19世紀顏料管的發明和平板印刷術的出現，越來越多藝術家從畫室走進野外；在新思想的召喚下，越來越多藝術家從歐洲各地來到巴黎，彙集到巴比松(Barbizon)森林。繪畫不再是給上流社會樹碑立傳，繪畫成了新思想的表達工具，繪畫成了所有人的權力。當時，博物館的崛起正為先鋒藝術、潮流提供了展示的空間，而這些藝術空間在巴黎的彙集也使得博物館走向了藝術空間的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