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賞析】 謝志剛：馬爾薩斯與《人口原理》

謝志剛（1975—），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當代特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學術專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經濟思想史、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等。主要代表作：《貨幣與經濟周期——后凱恩斯主義與奧地利學派比較》《資本主義多樣性與制度動態演化》《奧地利學派的制度分析方法》《「共享經濟」的知識經濟學分析》等。

一、馬爾薩斯與《人口原理》

1798年，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發表了《人口原理》。他冷峻地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產力天然地不相等，而偉大的自然法則卻必須不斷使它們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認為，這便是阻礙社會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難」（第8頁）。馬爾薩斯開創了人口理論的先河，但同時也讓他的思想，乃至於「馬爾薩斯」這個名字蒙上了冷酷灰暗的不祥色調。儘管他聲辯道：「我對人類生活的看法具有憂鬱的色調，但我認為，我繪出這種暗淡的色彩，完全是因為現實中就有這種色彩，而不是因為我的眼光有偏見，或我生來性情憂鬱」。（第2頁）然而正是馬爾薩斯甚至讓整個經濟學獲得了「憂鬱的科學」（托馬斯•卡萊爾語）的名聲。馬爾薩斯的思想在當時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的爭議不斷。即使是現在，樂觀主義者欣慰地看到西方發達世界完成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轉型，似乎已經突破了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而在悲觀主義者眼中，「馬爾薩斯的幽靈」——龐大的人口陷於貧困的泥淖——仍然繼續徘徊在落後地區的上空。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

馬爾薩斯於1766年出生於一個英國貴族家庭，他的父親丹尼爾•馬爾薩斯是一位典型的英國紳士，性格溫和，思想進步，熱心於社會事務和知識交流，當然，也有人稱其「行為古怪」。處於襁褓之中的馬爾薩斯甚至得到了哲學家大衛•休謨和讓•雅各•盧梭等人的親吻和祝福。父親與朋友們的思想交流對馬爾薩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馬爾薩斯長期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劍橋大學基督學院錄取。他在劍橋主修科目是數學，於1791年獲得碩士學位，並且在兩年後當選為基督學院院士，1797年成為英國聖公會的一名牧師。馬爾薩斯於1804年結婚後養育了三個孩子。1805年他成為英國第一位政治經濟學教授，執教於東印度公司學院。

在英國的這個時代，許多紳士具有一種悠閑或者說古怪的熱衷於探討理智問題傳統。《人口原理》的思想正是來自於馬爾薩斯父子之間這樣的探討。正如馬爾薩斯在書中序言所說：「有一次，同一個朋友談到葛德文先生《研究者》一書中論述貪慾和奢侈的那篇文章，這便是本書的緣起」（第1頁）。這裡所說的朋友便是托馬斯的父親丹尼爾。十八世紀是產業革命的時代，在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思想指引之下，西方社會正準備邁入一個前所未有強大生產力的新紀元。人們憧憬著對自然的征服，乃至於嚮往著一個全體成員都富裕、幸福、閑適的社會。當時的威廉•葛德文、孔多賽等人的社會改革思想典型地代表了這種樂觀主義態度，他們堅信通過適當的制度變革，可以實現完全自由平等的社會，一切貧困罪惡都可消除。丹尼爾•馬爾薩斯是這種觀點的同情者。然而，小馬爾薩斯卻並不如此樂觀，他不僅看到了 「圈地運動」和產業革命帶來的農民被剝奪土地、手工業者破產，工人大批失業等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更試圖洞悉這些社會現象背後的自然法則，而正是這種自然法則決定了人們無法邁入烏托邦社會。在辯論之中，為了說服他的父親，馬爾薩斯甚至把他的觀點詳細地寫了下來。而老馬爾薩斯無疑思想較為開明，他對於兒子的反對見解絲毫不以為杵，反而主張將文章發表出來，這便是題為《論人口原理和它對社會進步的影響，兼評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測》的匿名論文的產生，也就是後來的《人口原理》初稿。

馬爾薩斯的人口觀點在當時無疑有幾分驚世駭俗，很快人們就知曉了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的名字，而《人口原理》一書甚至在馬爾薩斯在世之時就重版了六次。在某種程度上，馬爾薩斯背叛了休謨、盧梭這些啟蒙運動先驅、同時也是他個人啟蒙者的思想——無論從經濟、科學或是戰爭角度來看，不斷增長的人口都有利於社會發展。馬爾薩斯認為不受限制的人口幾何級數的增長必然超出生活必需品特別是食品的算數級數的增長，因此人們的富足只是短暫的假象——人們繁殖的本能會很快使得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超過供給，從而在市場之中引起食物價格上漲，部分人的實際收入不可避免地會降到最低生活水平之下，貧窮和罪惡將抑制人口的增長。馬爾薩斯相信自己只不過是揭示了人類社會的人口增長、富足與貧窮等現象背後的真實的自然法則，這種理性的誠實使得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對當時英國的「濟貧法」提出尖銳的批評。馬爾薩斯指出，英國的「濟貧法」使窮人可以生更多的孩子，而這隻會進一步加劇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同時收入再分配也打擊了生產者的積極性降低了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因此，意圖減輕困苦的濟貧法實際上加深了窮人的痛苦。

作為一部論辯性作品，《人口原理》立刻就激起了被批評者的反應。葛德文回應說這的確是個使人絕望的理論。他指責馬爾薩斯的見解使人類除了靠「道德上的約束」這根弱不禁風的小草之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進行挽救。詩人雪萊，作為葛德文的女婿則批評馬爾薩斯把「分解和繁殖」的自然規律運用於人類社會。雪萊說，這實際上是「告訴我們，不要讓人幸福，否則世界上的人會多得住不下了」。在經濟學同行之中，也有如同時代的法國經濟學家西斯蒙第等人對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提出反對意見。1819年，西斯蒙第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新原理或論財富和人口的關係》中指出，「不管這種學說如何完備，在我看來卻不是正確的。馬爾薩斯先生特彆強調了一種他認為十分明顯、十分普遍的主張；他毫不加考慮地以此做了他的理論基礎，正因為如此，他才陷入了嚴重的錯誤，我們認為這些錯誤相當危險，雖然我們尊敬馬爾薩斯先生，但是仍然認為對他的理論必須加以駁斥。」

另一方面，《人口原理》得到的正面響應也幾乎是同樣的熱烈。馬爾薩斯的著名辯論對手，同時代的李嘉圖雖然在一般經濟理論上與馬爾薩斯的觀點相左，但對於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給予了非常崇高的評價。他表示：「關於馬爾薩斯先生的《人口論》，我在這裡能有機會表示讚揚，不勝欣幸。反對這部偉大著作的人的攻擊只能證明它的力量。」更為有力的事實是，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對英國的政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1796年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仍然認為一個人多生孩子是「使國家富足」的行為，即使他全家都是窮人。但是，到了1800年也就是《人口論》出版一年多后，皮特卻放棄了他的新的《濟貧法》。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馬爾薩斯的悲觀預言並沒有應驗。在發達工業國家不斷增加的收入帶來的是人口數量的減少，而且顯而易見的是馬爾薩斯低估了技術進步的作用。馬爾薩斯理論的失靈也可以理解為成功——換一個角度看，西方發達社會人口轉型也許正是接受了馬爾薩斯對於人口使用道德等「預防性抑制」主張的結果。當然，對於大多數發展家而言馬爾薩斯的問題更具有現實意義。或許可以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設想仍然只是指出了事實的某些方面，而並未能真正解釋現實之中為什麼會出現不同的人口增長模式。因此，馬爾薩斯所提出的人口問題仍然未得到解決，需要後繼研究者更為寬廣視野和深入的思索。

時至今日仍然值得澄清的是，馬爾薩斯實際上是一位學識廣博的政治經濟思想家，而不是人口問題專家。事實上，在與父親關於社會改革的辯論之前，馬爾薩斯並沒有專門研究過什麼人口問題，而人口原理不過是他的整個經濟學邏輯的一個別出心裁的部分。馬爾薩斯的著作除了《人口原理》以外，尚有1814年出版的《穀物條例的結果論》，1815年出版的《地租的性質與進步論》，182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1827年出版的《經濟學上的定義》等。他的工資學說、地租學說、利潤學說等都與人口原理一樣構成了其經濟學的重要部分。與人口學說相比，馬爾薩斯的一般經濟理論有些被忽視了。在馬爾薩斯死後，他的一般經濟理論沉寂了近一百年。只是到了20世紀，凱恩斯重新發掘了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借著經濟學「凱恩斯革命」凌厲之勢，馬爾薩斯作為經濟學家的重要地位得以顯現。馬爾薩斯對於貨幣穩定的觀點也得到現代貨幣主義者如弗里德曼等人的光復。馬爾薩斯的思想甚至輻射到自然科學領域，進化論的創始人達爾文在自傳之中提到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啟發了其「生存鬥爭適者生存」自然選擇思想的萌生。凱恩斯將其稱為「劍橋第一位經濟學家」，甚至視其為古典學派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這多少有些過譽。與之相比較，凱恩斯的這樣一段評價恐怕能得到較多的認同：

「這本書可以躋身於那些對思想進步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於人文科學的英格蘭傳統之中——植根於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思想傳統之中。在這一傳統之中，我認為，在情感上存在著不同尋常的延續性。從18世紀到現在，如果我要如此表達——這一傳統與這些名字聯繫在一起：洛克、休謨、亞當•斯密、佩利、本瑟姆、達爾文和穆勒，這一傳統表達著對真理的熱愛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沒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學，它代表了公正和民眾精神。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脈相承，在實際內容上也息息相聯。馬爾薩斯身列其間，當之無愧。」

二、人口與食物的兩種不同增長

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的核心命題，簡單地說就是指出人口的增長必然受到資源稀缺的制約。事實上，這正是經濟學稀缺性理念的一個反映。經濟學被羅賓斯定義為研究稀缺性的學問，這種稀缺性是相對人的需求而言的稀缺性。這種探究的邏輯反映在人口問題上，便是人口增長必然受到資源相對稀缺的制約。這種在後世看來近乎淺顯的道理，在馬爾薩斯的時代卻是革命性的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重商主義者於十五世紀就從經濟學立場對人口問題進行了考察，然而他們僅僅著眼於商業貨幣等現象而專註於財富和人口的關係的研究；至十七世紀產業革命逐漸興起，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將考察的目光從商業轉向產業，而更多地重視資本與人口的關聯。無論是考察人口與財富還是人口與資本的關係，重商主義者及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視域本質上都還局限在人口與社會制度的關係範圍之內。只有到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經濟學家才開始將自己的理論視域擴大到了人口與自然資源的關係。而這樣一個全新的理論視角的引入，就是經由馬爾薩斯的人口與食物兩種不同增長比率的思想來完成的。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首先建立在兩個「先天的公理」基礎之上，「一是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二是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恆狀」（第6頁）。因此，「人口的增殖力無限大於土地提供人類生活資料的能力」，這兩者的矛盾決定了人類永遠不會「完善」或「至善」，人類社會的發展始終要受到這對矛盾的制約。馬爾薩斯實際上首先指出的是更為一般性的情況，他觀察到一切生物都有超越為它準備的養料的範圍而不斷增值的恆常趨勢。動植物的繁殖完全聽命於本能的衝動，但過度繁殖發展下去必然被空間和養料的缺乏所抑制。在馬爾薩斯看來，雖然人類由於具有理性與動植物不完全相同，但這種理性仍然是有限的，並不足以遏制人類與其他生物一樣超過生活資料許可範圍而增長的恆常趨勢。

因此，根據這兩個公理，馬爾薩斯進行了一番思想實驗的驗算，得出了著名的「兩個增長級數」的觀點，即人口將按幾何級數增長，生活資料只能按算術級數增長（當然，更為嚴謹的術語在此應該是「數列」而非「級數」）。將這兩種增長聯繫起來，馬爾薩斯指出，人口按1,2,4,8,16……的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料按1,2,3,4,5……的算術級數增加，則兩個世紀以內，人口對生活資料的比例將會是256比9，在三個世紀內則變成4096比13，而兩千年後，這一差額更是大的令人無法想象。這種計算當然只是馬爾薩斯理論上的一種簡化和抽象，他同時也承認，在現實生活中，人口的這種增殖力「從未完全自由地發揮作用」，原因就在於「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這個國家必須是人人享有平等權利、道德風氣良好，風俗淳樸，生活資料非常充足，無人為家人的生活擔憂」等等（第11頁）。馬爾薩斯為自己的理論也找出了一些現實依據，他指出在當時的北美殖民地最為近似於這種人口增殖力可以自由發揮作用的區域，因此參考北美的人口數據，可以大致得出其人口基本按幾何級數增長，平均每25年翻一翻的假定。

美洲毫無疑問只是一個特例，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由於土地和生產力的限制不可能實現這種人口的自由增長。以英國為例，馬爾薩斯指出，「即便把每一畝地耕種得像菜園一樣」（第56頁）也只能導致作物的產量按照算術級數增長。因此無論哪個國家如果任憑人口無限制增長，人們的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貧困也就成了客觀的趨勢。馬爾薩斯通過對北美殖民地人口變動情況來說明，「人口恰好是按照阻礙其增長的兩大障礙即貧窮和罪惡被清除的比例增長；並表明衡量人民幸福最正確的標準是人口增加的速度」（第42頁）。也就是說，一旦貧窮和罪惡被清除了，人口的增長速度就會加快。

馬爾薩斯認識到，貧困人口的產生又會呈現出某種周期性。首先，人口增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必然下降，而食品的需求量在增加，這必然導致食品價格上揚，這樣，窮人生活必然惡化乃至到了「悲慘的境地」。這時人們一般不敢貿然結婚，人口因而處於停滯狀態。同時大批人口被迫向單位面積耕地「投入更多的勞動」，「施用更多的肥料」，進行精耕細作，這樣勞動者的生活狀況便有所好轉。可是他們一旦有所好轉，人口所受到的抑制就會放鬆，人口將會增加。所以，勞動者生活境況始終在「惡化」與「好轉」之間呈「周期性」徘徊。所以，他得出了結論：「正是貧困抑制了較強人口增殖力，使人口與生活資料保持相等」。而且他認為，「這種抑制目前對所有未開化民族都是起作用的」（第19頁）。

三、對人口增長的兩種抑制

針對人口與資源的兩種增長的失衡，馬爾薩斯指出了普遍存在的兩種對人口的抑制機制，這就是「預防性抑制」和「積極的抑制」（第26頁，可譯為「實際性抑制」）。馬爾薩斯認為，現在很多國家並沒有出現人口急劇膨脹，「要使人口增長一倍，25年的時間已經不夠，現在要三、四百年的時間」，而且「有些國家人口處於絕對停滯狀態，而另一些國家的人口甚至在減少」（第26頁）。究其原因，不在於他的人口理論沒有發揮作用，而在於存在著這兩種抑制人口增長的機制。

預防性抑制，或者說道德抑制，是指人類社會出於道德觀念考慮而主動採取的對人口的制約，擔心自身社會地位下降以及子女撫養成本較高而使自己生活水平下降，從而實行晚婚、節慾乃至不結婚措施等等。而實際性抑制則是指人類社會被動地接受「貧窮和罪惡」，如戰爭、飢荒、疾病以及瘟疫等途徑提高人口死亡率而實際減少現存人口。實際性抑制只是被馬爾薩斯揭示出來的一種事實而已。如兒童因營養不良而死，《濟貧法》導致生活的普遍惡化而產生人口死亡等。此外，那些「婦女的不道德習俗、大城市骯髒的生活環境、有礙健康的製造業、流行病和戰爭等抑制性因素，是除了積極的抑制和預防性抑制以外的其它抑制手段」（第39頁），所有這些構成了歐洲國家人口增長緩慢的真正原因。

馬爾薩斯認為抑制人口增長的自然因素只有兩種：「貧困和罪惡」。在現實生活中，人口與生活資料總會保持平衡。人口增長必然受到生活資料限制，生活資料的增加將導致人口的增長，一直增長到生活資料的供給出現困難，此時人們往往採取上述辦法解決人口過快增長問題。如果不行，「疾病流行、時疫、傳染病和黑死病就會以嚇人的隊形出去，殺死無數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嚴重而不可避免的饑饉就會從背後潛步走近，以強有力的一擊，使世界的人口與食物得到平衡」（第55頁）。所以在不產生罪惡或貧困的條件下，人類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抑制人口的增殖力，不可能實現人口與生活資料的平衡。

馬爾薩斯倡導的正是依賴於人類理性的預防性抑制方式，而非通常被誤解的主張通過罪惡手段來減少人口。他認為「既然按照自然法則，人口的增長總要受到某種抑制，所以，與其鼓勵人口增長，然後讓匱乏和疾病對其加以抑制，還不如一開始就讓預見與擔憂來抑制人口：預見到自己養家糊口有困難，擔心喪失自主能力而陷於貧困」，從而主動地、自覺地採取晚婚、節育等道德手段來「使人口與生活資料保持平衡」（第18頁）。

四、反對均等制度和濟貧法

儘管這部著作圍繞著「人口」這個主題而展開，然而不難看出，馬爾薩斯研究人口問題和撰寫著作的動力和初衷卻在於批判當時盛行的烏托邦式社會改良思想。具體而言，馬爾薩斯是以其人口原理來反對當時以葛德文、孔多塞等人的均等改革思想和濟貧法這樣的實際政策主張。

產業革命初期的社會轉型帶來了人口流動、社會貧富分化、勞動力短缺等諸多新問題。在這種背景下，1601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通過了人類保障史上第一個具有法律意義的《濟貧法》。然而本來用於緩解社會矛盾的《濟貧法》並沒有實現其最初的目標。《濟貧法》規定，政府以教區為單位向居民徵收「濟貧稅」，用於救濟圈地運動中流離失所的農民以及城市貧困者；有勞動能力的失業者要到「矯正所」或者「習藝所」從事勞動；孤兒則當學徒和幫工；只有完全喪失勞動能力或幼嬰才能夠到濟貧院獲得最基本的救濟等等。其目的本來是減少貧困人口，限制人口流動，緩解社會矛盾，防止動蕩的社會再度惡化。但是事與願違，《濟貧法》實施以後，人民依舊貧困，而濟貧費用支出持續上升，英國政府不得不於1696年、1712年、1782年以及1796年數次對《濟貧法》進行改革，以擴大救濟範圍，緩和社會矛盾。《濟貧法》遭到了社會各界的反對：普通民眾對它不滿，認為它沒有解決社會貧困問題；納稅人對它不滿，因為它不斷增加稅收還是解決不了社會動蕩問題；企業主對它不滿，因為它不但增加了企業負擔，而且還保證不了充足而廉價的勞動力。《濟貧法》已經成了英國各個階層的眾矢之的。

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馬爾薩斯以其人口原理為依據批判了《濟貧法》，認為儘管初衷是高尚的，它實際卻只是惡化了英國的現實問題。首先，它導致人口趨於增長，窮人明知無力養家糊口也要結婚。所以，《濟貧法》產生了「它所養活的窮人」（第33頁）。因為，人口的增長必然使單位人口的食物擁有量減少，原來那些本來可以不依賴於教區幫助的人所能購買的食物將比以往減少，從而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被救助行列中去。其次，「濟貧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說是最有價值的社會成員，但他們消費的食物卻會減少更為勤勞、更有價值的社會成員本應享有的食物份額，因而同樣也會迫使更多的人依賴救濟為生。」再次，《濟貧法》削弱了普通老百姓儲蓄存款的能力與意願，從而削弱了人們節儉度日的動機。因為有了《濟貧法》以後，貧窮的勞動者很少考慮未來，即使有機會儲蓄也不去做。這恰恰與「小商人和小農場主謹慎小心、克勤克儉的脾性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第34頁）。總之，在馬爾薩斯看來，《濟貧法》導致了人民整體生活水平下降、底層人口持續增多，增加了納稅人的經濟負擔，使得英國社會陷入「人口增長—貧困—濟貧—人口再增長—再貧困」這樣一個惡性循環之中。

由此馬爾薩斯認為，控制人口的最好辦法是使每個家庭對自己及其子女負責。因為人地矛盾是永恆的，貧困與罪惡也就必然存在於一切社會制度之中，這就要求人們必須控制人口的增長。在他看來，最合理的控制方法應當使每個人承擔起撫養子女的責任。他說，「可以預料，人們如果無法獲得用以供養後代的生活資料就不會生兒育女」，但即使如此，為了「儆戒他人，讓輕率地使自己及其無辜的子女陷入貧困的個人遭受恥辱和麻煩似乎是必要的」（第77頁）。

馬爾薩斯說過：「我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論點，無疑並不是什麼新論點。它所依據的原理在某種程度上已由休謨作了說明，並已由亞當•斯密博士做了更詳盡的說明。」（第5頁） 如果僅從人口和社會發展觀點而言，馬爾薩斯實際上對亞當•斯密的樂觀態度做出了悲觀的轉折。而將人口理論和他反對均等改革以及濟貧法等觀點聯繫為一個整體，才能看出馬爾薩斯與亞當•斯密的精神上的一致性。馬爾薩斯批評葛德文的均等理論，認為按照這種理論「建立起來的社會，在無法逃避的自然法則的作用下，將分裂為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用仁愛取代自愛作為社會的推動力，非但不會帶來有益的結果，反而會使人對這一漂亮字眼感到失望，而且還會使現在只是一部分人感受到的困苦被整個社會所感受到」（第110頁）。他特別指出，「天才人物的全部卓越努力，人類心靈的所有美好而細膩的感情，實際上文明狀態區別於野蠻狀態的一切東西，有哪一樣不是仰賴於現行的財產制度，有哪一樣不是仰賴於表面狹隘的自愛心呢」（第111頁）。因此，與亞當•斯密一樣，馬爾薩斯強調「仁愛之心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在某種程度上緩和自愛之心帶來的惡，但仁愛之心決不能取代自愛之心。」（第113頁）無怪乎馬爾薩斯不僅在現代干預主義經濟學巨匠凱恩斯那裡獲得稱譽有加，在著名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家路德維希•米塞斯的巨著《人的行為》中，也得到了這樣毫不吝嗇地評價：「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是偉大的思想成就之一」。

圖書信息：馬爾薩斯，《人口原理》，商務印書館，1996

參考文獻：

凱恩斯，《精英的聚會》，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7

羅伯特•L•海爾布洛納，《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商務印書館 1994年

巴克豪斯，西方經濟學史，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4

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跡：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經濟學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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