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蘭·羅素論哲學的人生價值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歷史學家，無神論者，也是上世紀西方最著名、影響最大的學者和和平主義社會活動家之一。羅素被認為是與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懷特海一同創建了分析哲學。他與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對邏輯學、數學、集合論、語言學和分析哲學有著巨大影響。1950年，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多樣且重要的作品，持續不斷的追求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他的代表作品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學史》、《數學原理》、《物的分析》等。

本文講述羅素為什麼認為哲學是有價值的。

伯特蘭·羅素對哲學這個詞的定義給哲學造成了傷害。早年，他曾將哲學定義為邏輯分析方法。這個定義如此嚴苛以至於雖然他在接下來的五十年裡撰寫了一本又一本書，談論戰爭、和平、幸福、科學、社會和人類未來等，但他被迫將很多書描述為「大眾的」或「非哲學的」東西。事實上，他逐漸形成了對哲學及其人生價值的另類觀點。

他的很多流行著作被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和對羅素作為哲學家感興趣的人忽略了，這是很不公平的。當然，他有很多社會活動、流行著作和爭取和平的運動都很著名而且深受民眾的愛戴。但是，這些通常都留給傳記作家當作素材而非真正有學術價值的哲學著作。隨手撿起一本書比如《劍橋羅素讀本》或者最近的百年紀念文集《哲學問題》，你可能根本無法從這些書中了解到羅素的人性理論；他一再（至少從1916年到1960年代末期）鼓吹的未來烏托邦建議；他充滿激情地支持傳統意義上的哲學的人生價值，即哲學是通向幸福和智慧的道路。學術界對羅素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他的分析哲學，尤其是20世紀最初十年的著作。但這個視野過於狹隘。羅素的視野要寬廣得多。

羅素吹噓他對哲學的貢獻是革命性的。他幫助開創的邏輯分析方法是解開傳統哲學問題死結的工具。他在《我們對外部世界的知識》（1914）等著作中提出了這種科學方法。正如標題所暗示的那樣，這裡，知識理論佔據中心舞台。哲學已經變成區分真假知識、信仰和命題的科學。

超越分析的哲學

當今哲學家對分析哲學源頭的辯論部分就基於自己對該領域的觀點。湯姆·阿克赫斯特（Tom Akehurst）提出了新鮮見解。在2010年的書《分析哲學的文化政治》中，他說英美分析哲學旨在忽略政治，但其實是把英國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視為理所當然。分析哲學的繁榮基於一種文化共識，因為英國和美國並沒有遭遇困擾歐洲大陸的意識形態衝突。那是安全的、非意識形態的，關心形式命題而不是生活，不是革命，不是黑格爾激發的激進主義。分析哲學對革命沒有興趣，因為黑格爾的邏輯是錯誤的。

羅斯本人對分析哲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從來沒有限制興趣範圍。他與黑格爾哲學決裂與他在第一本書《德國社會民主》（1896）中對社會進步問題的英國社會黨途徑不是沒有關係的。他仍然對探索邏輯分析和社會科學感興趣，同時認識到後者還不是科學。作為無神論者，他或許體現了卡爾·馬克思的名言：宗教批判是所有批判的開端。在他看來，哲學指出了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

甚至在舉起邏輯分析的大旗之前，羅素就表達了有關「哲學價值」的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信條。在《哲學問題》的最後一章尤其是最後六段至今仍然令更嚴格遵循學院派哲學的羅素崇拜者感到尷尬，因為他熱情稱讚哲學的精神價值。「除了它的功利性之外，哲學還有價值---或許是它的主要價值---通過它思考對象的宏大和從這種思辨中產生的擺脫狹隘和個人目標的自由。」他接著補充說，通過「哲學思辨」龐大和非人的宇宙，「致力於哲學探索的人」會享受「寧靜和自由」。這種情感是徹底的蘇格拉底派，接近於斯多葛派。思想的寧靜源於逃脫慾望、自我和激情的牢籠。當然，羅素採取了柏拉圖式語言，雖然他拒絕了柏拉圖哲學。我們知道，在這個階段他談論精神問題是徒勞地找到與情人奧托琳·莫瑞爾（Ottoline Morrell）一致的共同立場。但是，將這些話當作羅素這個人而不是哲學家羅素的東西而不屑一顧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他的這種哲學觀一直持續到他漫長一生的盡頭。就在宣稱其「科學方法」兩年後，在戰爭期間，羅素寫到「世界需要推崇生命的哲學。」（社會重構原則，1916）。這是他一輩子的工作。他後來說，「如果沒有活著的人了解的話，邏輯真理還不如兩個大頭針重要。」（interview, 1964, in R.W. Clark, The Life of Bertrand Russell, p.504）

超越實用性的哲學

分析之後智慧到來。羅素的典型做法是在流行著作的末尾提出警告，把他一直在分析的技術問題放在更大視角之中。比如在《科學世界觀》（1931）年的最後一章第17章「科學與價值」中，他區分了兩種知識：「我們或許尋找某個對象的知識，因為我們愛這個對象或者因為我們希望擁有控制它的權力。第一種衝動導致一種思辨性知識，後面一種導致一種實用性知識。在科學的發展中，權力衝動越來越多地凌駕於愛的衝動之上。」科學取得實際成功，但它不過是工具性的，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已。什麼是更高的目的？愛情激勵下的思辨性知識讓我們知道和逐漸棲身於「給予快樂或愉快或狂喜」的更高目的。哲學家（等人）尋求「思辨的狂喜」。「戀人、詩人和神秘主義者能找到追求權力者永遠不知道的更充分滿足。」這裡的戀人包括熱愛真理者，即哲學家，雖然可能存在很多個別道路。

對理性生活的這種高度讚揚與他的邏輯分析哲學並不衝突，這種哲學旨在獲得非個人的真理；但是，他當然遠遠不止宣揚智慧：「正是對永久性內容的這種愉快思辨讓斯賓諾莎稱之為「」對神理智的愛」。對那些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來說，它是智慧的關鍵。」這裡的「永久性」在這位著名的無神論者看來是指某種「人類生活之外的東西，非個人的和人類之外的目的，如上帝或真理或者美。」（社會重構原則，1916）。羅素從來沒有偏離這個觀點，雖然他後來弱化了形而上學形象。在論述科學未來的著作的結論部分，他感到遺憾的是，實用科學的勝利顯然意味著好奇心的喪失、對宇宙之愛的喪失，以及形而上學之前提供的人類價值觀的喪失。所以，羅素希望他提供的哲學能彌補這種喪失。

最初，伯特蘭·羅素覺得「偉大的世俗主義者」這個說法是個悖論。但是，與大眾的假設相反，傾向於形而上學唯物論的哲學家並不總是支持唯物主義價值觀---想想伊壁鳩魯學派；相反，我們習慣於看到傾向於唯心主義的人在真實生活中卻是唯物主義做派。羅素嘲笑沒有想象力的唯物主義：他說，最具人性的人類活動是由「在地球表面或接近表面的物質的位置改變」所構成（稱讚無所事事，1932）。「實用主義對心智的吸引力就在於它在星球表面發現了其充滿想象力的物質整體。」（實用主義，1909）

這是他反對功利主義的基礎，他認為功利主義是純粹的實用性（這不公平）。他認為只是鼓吹現實成功或者功利哲學或科學哲學或教育理論都源於「權力衝動」，不過提供「政府眼中的真理」罷了。教育應該培養的不是國家的優秀公民而是「世界公民」。「在永恆的外表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在我看來，個人教育是比公民教育更細膩的事。」這樣的個人為社會改善帶來世界性視角（想象從柏拉圖的洞穴中逃出的哲學家返回洞穴教導裡面居民更高的智慧），不僅個人而且整個社會都能從思辨中受益，在更宏大範圍內成為「世界公民」。當然，我們永遠需要提醒大學意識到自由教育的原則。

世俗主義者羅素並沒有在寂靜主義（quietism）止步。這是行動哲學：他寫到「行動若產生於對宇宙和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它就是最好的。」（無用的知識，1932）或者「人生目標不僅僅是思辨或者不僅僅是行動，而是建立在思辨基礎上的行動，試圖將世界的無限具身化的行動。」（《文集》「約翰·福斯特的難題」，1912年，第12卷）。可以說，聰明人一隻眼盯著城市，一隻眼看到城市之外的東西。

超越時空的哲學

後來，羅素減弱了他帶有柏拉圖風格的思考永久普遍真理的語言。但是，他繼續做出有關哲學效果的雄心勃勃主張，因而也是有關哲學是什麼的主張。在《西方哲學史》（1946）充滿必勝主義的最後一章，他甚至斷言非個人色彩的「科學」哲學方法的好處延伸到「人類活動的整個空間，擁有同情和相互理解的更大潛力而減緩狂熱激情。」他得出結論說，「哲學暗示和激勵生活方式的功能不會停止」，因而重新承認哲學的傳統目標是其邏輯分析方法的後果。（事實上，結合與社會的關係寫哲學史，其本身並不是邏輯分析活動）

「這個時代的哲學家的義務」（1964）是羅素就此話題寫的最後一篇文章。在文中，他描述了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哲學家的定義性特徵。這是以羅素本人採取的同樣路線為基礎的個人發展模式。首先，「我認為，在他的教育結束之前，他的注意力應該太多沉浸在現代哲學的技術方面，因而很少關注自己時代的政治問題。」後來，對他和哲學提出的要求越來越多：「特別是在哲學領域或許存在一個義務，那就是說服人類相信人生是值得維持的。」接著，「在現代世界，哲學家應該如何生活？哲學的某些教訓是古老和無時間性的。他應該竭力追求看清這個世界，儘可能擺脫時間和空間的偏見，不刻意強調此時此地而非其他時間和其他空間。當他考慮所生活的世界時，他必須像來自外星球的陌生人那樣走近它。這種不偏不倚是所有時代哲學家的義務。」這種哲學心態給予哲學家符合邏輯的可信度，使其在世界問題上採取仁慈的立場。

超越學界的哲學

的確，羅素常常採取一種先知的口吻或烏托邦的口吻。他後期有關核時代的著作《人有未來嗎？》（1961）的末尾是臨時性預測「創造過程中的新世界轉型期。」但是，在這似乎幻想的背後包括對世界政府詳細架構的闡述，是羅素毫不妥協地鼓吹理性、他的人性理論和有關教育和適當科學追求的理論。

羅素把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東西寫進他的「暢銷」書。幸運的是，他本人掙脫了自己套上的數學邏輯緊身衣的束縛。人類生活有一種闖入方式，不僅闖入他極富傳奇色彩的一生而且闖入他的哲學。在老年回顧過去時，他說，在1901年一位朋友的痛苦讓他充滿了「一種像佛祖一樣的深刻慾望，要找到讓人類生活能夠忍受的哲學」（自傳，1967）。他知道，這個同樣重要的「生活哲學」不能完全是科學的，雖然他總是渴望從理性中找到這種生活。很多年後，他闡述自己的幸福生活觀和人性和世界未來。這樣做時，他持續使用廣義的哲學，堅持認為普遍的、不偏不倚的視角產生更聰明、更幸福的個人，也是走向更美好世界的唯一道路。

譯自：Bertrand Russell on The Value of Philosophy for Life by John R. L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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