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瑪·伯格曼：我不信任任何人，不愛任何人，也不思念任何人

《魔燈》是世界電影巨匠英格瑪·伯格曼唯一的生平自述，寫於作者拍攝完《芬妮與亞歷山大》，宣布結束自己的電影生涯的五年之後。與他的影片同樣，本書充滿了生動的細節，透露出強烈的內省。

在這「僅有的一部投入了自己全部文學抱負」的作品中，作者坦陳自己的缺點、恐懼、憤怒，青春期時對於納粹的迷戀，對於性的痴迷，以及導演工作所帶來的別樣愉悅。

《魔燈》這部反傳統自傳，在記憶中前後閃回，彷彿一幅視角宏偉而手法細膩的鑲嵌畫，拼貼出一個來自斯堪的納維亞鄉間的年輕人成長為藝術大師的過程，使讀者得以近距離一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心靈。

英格瑪·伯格曼

學校期末考試一結束，我的初戀情人安娜·林德貝里就去了法國學習法語。幾年以後她在那裡結了婚，生了兩個小孩，卻都得了小兒麻痹症。她的丈夫在戰爭爆發的第二天陣亡。我們失去了聯繫。我轉而向學校的另一個 朋友獻殷勤。

塞西莉婭·馮·戈特哈德長著一頭紅髮，十分聰明，才思敏捷，看上 去比我成熟得多。追求她的人很多，可她偏偏選中了我，這是一件怪事。我是個無用的情人，不但舞跳得糟糕，還是個夸夸其談者，老是無休止地談論自己。我們隨後訂了婚，但又很快地彼此背叛。塞西莉婭甩了我，認為我絕不會有什麼出息，周圍的許多人，包括我父母以及我自己也都這樣判斷。

*

從學校鐵的桎梏中解脫以後，我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四處闖蕩，直到六年之後成為赫爾辛堡市政劇院的院長。

後來有了學生戲劇演出團。為了面子，我去斯德哥爾摩的大學選修了一門課程，但學生戲劇活動佔據了我所有不跟瑪麗婭睡覺的時間。她當時在《塘鵝》中扮演「母親」，在學生會中小有名氣。

她身材矮胖，溜肩膀，胸部高聳，臀部很大，大腿肥腴。臉看起來很平，鼻子長而有形，寬寬的額頭，深藍色眼睛很有神。她的嘴唇薄薄的， 唇角總是通曉世故般地低垂著。她的頭髮稀疏，染得很紅。她有相當高的語言天賦，出版過一本詩集，頗得阿圖爾·倫德奎斯特的賞識。

晚上，他們常常在學生咖啡館餐桌一角聚會，喝白蘭地，不停地抽著名叫「金薄片」的美 國弗吉尼亞煙，煙盒是黃色的，帶著紅色的封簽。

瑪麗婭帶給我各種經驗。我原來精神萎靡，思想懶惰，感情脆弱。是她使我有了極大轉變。她還滿足了我的性饑渴，打開了禁錮我的牢籠，釋放出了一個怒吼的狂人。

我們一起居住在斯德哥爾摩南區一棟狹窄的單間公寓里。屋裡有一個 書架、兩把椅子、一張帶檯燈的書桌、兩張帶寢具的床墊。

三餐是在一個櫥柜上準備的，水槽既用來洗碗碟又用來洗衣服。我們只能分別坐在自己的床墊上工作。瑪麗婭煙抽得很兇。我也抽煙進行回擊，不久變成了一個煙鬼。

我晚上不回家睡覺的行為，馬上就被父母發現了。經過一番調查，真相大白。他們要我自己解釋是怎麼回事，結果我和父親之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我警告他不要打我。但他動手揍了我，我也回敬了他一拳。

父親踉蹌幾步， 最後坐在地板上呆住了。母親哭哭啼啼，求我們不要喪失理智。我把她推到 一邊，她大聲地尖叫起來。那天晚上我寫了一封信，說我絕不再見他們。

當晚我帶著一種解脫感離家出走，這次離家竟達數年之久。

哥哥自殺未遂，妹妹因顧全家庭聲譽而去流產，我又離家出走。

父母處於一種疲憊不堪、永無止境的危機狀態中。

他們履行義務，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企求上帝的寬恕，然而，他們的信仰、價值和傳統都毫無作用，什麼也幫不了他們。

我們的家庭劇就在牧師住宅明亮的舞台上、在眾目睽睽之下上演了。恐懼造就了它所恐懼的。

*

我參加了幾次專業劇團的演出。舞台導演布麗塔·馮·霍恩女士和她 的「劇作家工作室」讓我和職業演員一起工作。

我本來打算的是推遲參加文學史的考試，但戲劇演出的誘惑力太大了。我終於放棄學業， 與瑪麗婭分了手，加入了約納坦·埃斯比約松的劇團。

英格瑪·伯格曼

首場演出是在瑞典南部的一個小鎮。那天晚上我們招攬了半天，買票看戲的觀眾只有 17 個人。 地方報紙的劇評嚴厲批評了巡迴劇團，第二天早上，劇團就解散了，每個人只能自己想辦法回家。

我離開那裡時，隨身所有的東西是一個煮雞蛋、半個麵包和 6 克朗。

我的這次敗退實在是屈辱，瑪利婭當初曾勸我不要去，這下她可得意了， 也毫不掩飾自己有了新情人。我們三人擠在那個狹窄的公寓里住了幾夜，直到我腫著一隻眼睛，扭傷了一個大拇指，被趕了出來。瑪麗婭厭倦了這個臨 時家庭，而我的情敵又比我強壯得多。

就在這段時間，我受雇於歌劇院，實際上是當一名不拿薪水的排演助理。 芭蕾舞劇團有一個漂亮女孩給我提供方便，我可以暫時在她家裡住幾個星期。她母親每天為我做飯洗衣，我的胃潰瘍也不治而愈。

我找到一份在《地獄中的奧菲歐》劇中提詞的工作，一晚上13克朗報酬。有了收入，我自己在小－揚森佩林街租了一間公寓，每天還能吃到一頓像樣的飯菜。

我一口氣寫了 12 個劇本和一部歌劇，學生劇團的導演克拉斯·賀格蘭讀了所有的劇本，決定上演《潘趣之死》一劇。實際上這個劇本是根據斯特林堡的《潘趣的懺悔星期二》和《人人都是普通人》大膽抄襲而來，但當時我卻不以為然。

這個戲的首演獲得了成功，甚至獲得《瑞典日報》的好評。最後一晚演出時，正逢新上任的瑞典電影公司總經理卡爾·安德斯·迪姆林和約爾瑪·貝里曼的遺孀斯蒂娜·貝里曼在觀眾席中觀摩。

斯蒂娜當時任瑞典電影公司劇本部主任。第二天她把我叫去，希望我到她的部門工作。於是，我和她簽了一年的合同。

我有了自己的辦公室、寫字檯、椅子和電話等。

這裡視野開闊，能看見國王大街 30 號周圍的屋頂。一個月的薪水是500 克朗。

我現在受到尊重，而且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我每天坐在辦公桌前編輯劇本、寫對話、起草電影劇本。

我們「劇本奴隸」一共有五個人，在斯蒂娜·貝里曼嚴格而又充滿母愛的指導下進行工作。當時有一位製片人叫古斯塔夫·莫蘭德 ，他常常到我們的辦公室來。他雖然看起來很友善，卻也疏遠不易接近。

有一次我向他提交了一個描寫我學生時代生活的劇本。他看了評論說它應該被拍成電影。瑞典電影公司買了這個劇本，付給我 5000 克朗稿費， 那可是一大筆錢。我所欽佩的阿爾夫·舍貝里要擔任導演。我趁機請求參與 電影的拍攝工作。

我以原作者身份要求做場記工作，沒想到阿爾夫·舍貝里慨然允諾。其實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電影拍攝，也不知道場記是幹些什麼，我成了他們的包袱，十分討人厭。

片場伯格曼

我常常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不斷干預導演工作。

我不時受到訓斥，獨自躲進一個小房間哭泣，但我並沒有放棄。向一位大導演學習的機會是很難得的。

其間，我和前些時候巡迴演出結識的搭檔埃爾塞·菲舍爾結了婚。她是一個舞蹈演員和舞蹈編導，被認為很有天賦。

她溫柔、聰明又風趣。我們 住在阿布拉哈姆區一個兩室的公寓里。就在婚禮前一個星期，我突然逃走了， 後來又跑回來。

1943 年聖誕夜的前一天，我們生了一個女兒。

*

在拍攝影片《苦惱》期間，我收到了聘用我擔任赫爾辛堡市政劇院院長的邀約。這個位於瑞典西南部的城鎮，擁有瑞典最古老的市立劇院之一。

這時它卻面臨關閉的危機，撥款將要轉移到馬爾默市新近修建的劇院。這使一些熱愛家鄉的當地人竭盡全力想挽救赫爾辛堡的劇院。他們聯繫了一些戲劇界人士，但那些人一了解場地及財務等情況，就都退縮了。

管理人員又求助於《斯德哥爾摩日報》著名的戲劇評論家赫伯特·格雷韋紐斯。他回答說，如果想找一個既有才華，而且也具備一些行政管理技能的戲劇狂人（我已在市民中心兒童劇院工作了一年），那他們就得去找伯格曼。他們猶豫了一陣 子，最後接受了他的建議。

我生平第一次買了一頂帽子，想給人以穩重的印象，而這正是我所欠缺的。

我前往赫爾辛堡上任時，眼前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劇院破爛不堪、十分骯髒。平均每周演出兩次，而且統計數字錶明，每場買票看戲的觀眾平均不超過 28 人。

我第一眼就愛上了這個劇院。

一上任，我就提出了幾項要求。首先是劇院改組。其次是更新設備。 然後增加演齣劇目，並且設立預約訂票制度。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管理部門竟然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現在可以說是全瑞典最年輕的劇院院長了，可以選擇我自己的演員和職員。我和他們簽訂了 8 個月的合同，在這一年剩下的日 子里，我們將設法合作，儘力而為。

我不是想藉此懷念過去，但對我來說，這裡就是人間的天堂。有一個巨大的舞台，儘管它四面透風，顯得很骯髒，但裝備完善，舞台地板微微朝著前腳燈傾斜，帷幕已在磨損處縫過補丁，但又塗上了紅、白和金黃的顏色。更衣室很簡單，顯得狹窄，備有 4 個洗臉池。後台有兩個廁所，供 18 人使用。

我們不斷地排練和演出。第一年在 8 個月的時間內上演了 9 台戲，第二年 10 台。我們每台戲大概排演 3 個星期，然後就公演。

每台戲演出一般不超過 20 場，只有新年的歌舞劇例外，它一共上演了 35 場， 極為成功。從早上 9 點到夜裡 11 點，我們幾乎把全部的日常生活都獻給了劇院。

大家都喜歡醉酒狂歡，但靠我們可憐的收入，這種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只能略表心意。我們不能去赫爾辛堡大飯店那雅緻的餐廳，但餐廳管理人會在餐廳 後面為我們準備一桌大雜燴，還有啤酒和荷蘭杜松子酒。

賒賬期限雖然不能說是寬大無邊，但也十分慷慨。星期六排演之後，在大廣場的法爾曼法式點心咖啡店，我們還能喝到加了真正奶油的（注意是在戰時）熱朱古力配精緻的蛋糕。

我們的辛勞獲得了回報。 第一年共有 6 萬觀眾來看戲，我們掙到了津貼，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斯德哥爾摩的報刊開始評價我們的演出，我們的士氣也日益高漲。

這年春天來得早，我們到阿里爾德做短途旅行，在山毛櫸樹林邊坐下，欣賞著爛漫春光。大家聚在一起吃著食物，喝著劣質的紅酒。我喝醉了，說了些難以理解的話，語焉不詳地說什麼我們這些劇院人是在上帝張開的手中，是被選定來經歷痛苦和歡樂的。

我到赫爾辛堡工作沒有帶妻子和孩子。

春天，埃爾塞和我們的年幼女兒都被確診染上了肺結核。我把埃爾塞送到阿爾沃斯塔附近的一家私人療養院，我一個月的薪水剛好能支付她住院的費用，女兒萊娜最後則住進薩什卡兒童醫院。

我只好繼續為瑞典電影公司做劇本編輯工作，以便支付她們的住院費。

埃爾塞本要來做劇院的舞蹈編導和舞蹈演員，她給我推薦了一位在和瑪麗·維格曼工作的時代認識的朋友作為替代。她的名字叫埃倫·倫德斯特倫。她剛結婚不久，她的丈夫是當時還沒什麼名氣的攝影師克里斯特·斯 特倫霍爾姆。她來赫爾辛堡，他則去了非洲。

埃倫是一個迷人的漂亮姑娘， 十分性感，才華橫溢，具有創造性和異乎尋常的情感。

這個劇院確實是我們的家，但在其他方面我們仍然感到相當困惑，並渴望著有個伴侶。沒有進行過多考慮，我和埃倫就發生了關係，她不久後有了身孕。

過聖誕節時，埃爾塞從療養院回家來，我和她在斯德哥爾摩她的母親家見面。 我告訴她發生的事，同時提出離婚的要求。我告訴她，我準備和埃倫在一起生活。

我發現埃爾塞的臉頓時變得僵硬痛苦。她坐在廚房的餐桌旁，雙頰帶 著病態的紅暈，充滿孩子氣的嘴唇緊閉著。

然而她冷靜地說 ：「你要付我贍養費。你付得起嗎，可憐的東西？」我冷酷地回答：「既然我能為你住的那家該死的私人療養院一個月付 800 克朗醫療費，毫無疑問，我也能負擔得起 你的贍養費，你不用擔心。」

如今，我已不認識四十年前那個自我。

我的痛苦如此深重，抑制的機制卻又十分有效，我只能艱難地描繪自己當時的模樣。那些照片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展現一副根深蒂固的面具。

如果我覺得受到傷害，便會像一條受到驚嚇的狗反咬一口。我不信任任何人，不愛任何人，也不思念任何人。

一種性衝動總是纏繞著我，迫使我常常產生不忠行為。我被慾望、恐懼、極端的痛苦和良心上的內疚折磨著。

我處於孤寂之中，暴躁易怒。我的緊張情緒在劇院工作時稍能緩解， 性高潮或醉酒的解脫卻是短暫的。我知道自己具有說服力，能叫人做我想叫他們做的事，我有著幾分外在魅力，能隨心所欲地發揮。

我也明白自己生來就容易受驚、內心容易負疚。因為從童年起，我就十分清楚恐懼的工作原理。

簡言之，我是一個擁有權力的人，但從沒學過如何享受它。

（瑞典）英格瑪·伯格曼 / 著 張紅軍 /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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