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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義為什麼是一種意識形態?

犬儒主義為什麼是一種意識形態?

《現代哲學》

孔明安

建基於精神分析基礎上的意識形態理論是一種重要的現代意識形態理論形式。與此同時,齊澤克在其《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多次提到了盛行於後現代社會的另一種意識形態,即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那麼,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究竟具有怎樣的特徵?齊澤克的意識形態理論與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又有何區別?這是研究意識形態理論者不得不面對和思考的問題。本文通過考察犬儒主義的概念及其意義變遷,在闡述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的基礎上,試圖對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做一梳理和分析,以推動國內意識形態的研究。

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

犬儒主義作為一個學派,它源自古希臘:作為一個概念,它歷經二千多年的歷史沿革,其含義也經歷了發展和變化的過程。我們簡單地將這一變遷過程概括為「從憤世嫉俗的清高到玩世不恭的認同」。在此,我們不能詳細追蹤這一概念的發展史。然而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齊澤克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提到的「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犬儒主義」,主要是在一種變化了的意義上,也即現代或後現代意義上所表現出的犬儒主義的形態。為此,我們還得從古希臘哲學談起。

首先,犬儒主義是古希臘晚期的四大學派之一,它擁有自己獨特的行為處事標準和道德追求。一般認為,犬儒主義(cynicism)的代表人物是蘇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但如果提到犬儒主義,還必須提及另一位著名的犬儒主義者第歐根尼(Diogenes)。這位行為怪異的哲學家因為其住在木桶里的怪異行為而更為人所知,因此被稱為「住在木桶里的哲學家」,並被人稱為犬儒主義者。概而言之,所謂「犬儒主義者」,大都是言行舉止獨特,特立獨行者。他們我行我素,旁若無人,放浪形骸,漠視世俗的評價和言行標準,但卻自有其獨特的言行標準,他們忠誠可靠、感覺靈敏和愛憎分明。犬儒主義,顧名思義,其含義所指就是其言行如「犬」或「像狗一樣的人」。因此,如果按照世俗社會的標準,犬儒主義理當被歸入另類也。犬儒主義主張人們要擺脫現實社會的世俗利益,去追求自己所認為值得擁有的善。而所謂的善,在犬儒主義看來,則是因人而異,迥異於現實的世俗社會。第歐根尼以生活在木桶里而自得其樂,他曾有一句名言:「重估一切現存價值」。這既標誌著他對當時世俗社會的價值標準的不滿,也意味著他對自身價值的追求。在犬儒主義那裡,世俗社會,也即文明社會的名譽、地位和金錢都是過往煙雲,甚至是罪惡的源頭。相反,自然遠遠比文明更值得人們去追求,也更為真實,因此人們應該重新回歸自然,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控制自己的世俗慾望,踐行簡陋儉樸的生活方式,以磨練自己。只有這樣,人才能有個人的心靈自由。而一味追求快樂,則只會走向快樂的反面。

其次,犬儒主義概念經歷了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的處事哲學的演變過程。在西方哲學史上,從古希臘之後的犬儒主義到現代的犬儒主義的含義已經發生了某些變化。早期的犬儒主義者是根據自身的道德原則來蔑視世俗的觀念,他們擁有自身的行為準則和信念,不為世俗社會的誘惑而動搖,如早期的第歐根尼是一個極其嚴肅的犬儒主義者,他是一個激烈的社會批評家,他熱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物慾之下心靈的解放和自由。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後期的犬儒主義者雖然蔑視傳統社會的世俗觀念,但卻喪失了賴以為標準的自身道德原則,轉而認可現實社會的世俗理念,並演變為某種程度的「玩世不恭」。實際上,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間的轉換隻有一步之差。這一轉變的邏輯是這樣的:對世俗社會的否定,必然導致所謂的文明社會道德標準的否定,轉而追求所謂「自然」的道德標準。然而,對文明社會的道德價值的否定必然會進一步模糊或混淆道德標準,進而模糊高貴和低賤的等級之分。因此,在後來的犬儒主義看來,既然無所謂道德的高尚,那也就無所謂低賤或下賤之說,因為高尚本來就是相對低賤而言的。如此,高貴和低賤在他們眼裡都是無所謂的,兩者都不是什麼了不得的。這一邏輯發展的結果是,對世俗的全盤否定變成了對世俗的欣然接受,進而,可以不管世俗的好壞,一概笑納。犬儒主義的這一轉變與20世紀末的後現代主義有融合的趨勢。總的來說,後現代主義或後現代性是對現代性所鼓噪的理性、崇高和善的反叛,它反對理性主義的宏大敘事,追求敘事的碎片化和邊緣化,這一點與犬儒主義對文明社會的反對不謀而合。於是,古希臘犬儒主義的憤世嫉俗就變成了後現代社會裡犬儒主義者的玩世不恭。了解犬儒主義這一含義的轉變,對理解齊澤克所謂的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非常重要。因為齊澤克正是在此意義上,也即后意識形態的意義上來談論作為意識形態一種形式的犬儒主義的。

最後,現代犬儒主義是憤世嫉俗與玩世不恭的混合體,這構成了現代犬儒主義的典型特徵。由於現代犬儒主義就處於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因此我們對它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我們自己本身也可能就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犬儒主義者。在此方面,西方學者也多有論述。美國著名記者哈里斯(Sydney J.Harris,1917-1986)曾說:「犬儒主義者不只是在過去飽嘗辛酸,他還對未來過早地失去希望。」這句話典型地反映了現代犬儒主義的特徵。現代犬儒主義之所以憤世嫉俗,是因為他們對現實社會的不滿,甚至還因為他們對現實社會還保留部分的清醒的認識,但由於個人在社會面前的無能為力,他們只好放棄反抗和鬥爭,變成了對現實的無奈、無助,甚至認同。究其原因,現代犬儒主義的產生與現代社會政治體制密不可分。其根本原因來自於弱小的個體與社會的強權之間的張力。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曾經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由於個人在現代社會的渺小,極易導致現代犬儒主義現象的產生。由於相信個人根本沒有能力來改變現存的世界或社會現實,現代犬儒主義就把對現有秩序的不滿轉化為一種不拒絕的理解,轉變成一種無可奈何的不反抗的清醒,甚至是一種不認同的接受。現代犬儒主義的這一特徵在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的《俄國人》(1976)一書中得到了詳盡的描述。史密斯向讀者講述了勃烈日涅夫時代瀰漫於蘇聯社會的犬儒主義現象。當赫魯曉夫被趕下台,勃烈日涅夫重新上台後,當時的社會對人們的言論自由又重新加強了控制,這導致人們從原來對自由的追求轉變為某種犬儒主義的處世態度或處世哲學。正是在蘇聯當時的情勢下,出現了現代犬儒主義現象的蔓延,並構成當時蘇聯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說:人們明知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皇帝的新衣,但大家不但不去揭穿這一把戲,反而是逢場作戲,玩世不恭,默默地接受這一現實。用齊澤克所概括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人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他們依舊坦然為之」。這是典型的後現代式的犬儒主義。其實,這種犬儒主義對我們並不陌生。在20世紀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對文革的批判和人們對物質主義的追求,原來社會媒體宣傳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迅速地褪去了其身上的光環,人們轉而去追求物質的現實利益和精神享受。在此情境下,「崇高理想」的轟然坍塌,改革開放所導致的社會急劇變遷,造成了人們信仰的迷惑和缺失,也造成人們在追求財富過程中的的貪慾和不滿,所有這些迅速地轉變為20世紀末的一種犬儒主義現象。這種現象及其形態在國內的文學作品中多有反應,如王朔的小說《頑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等作品中都有細緻的描寫。由此,人們可以領略現代犬儒主義的含義及其特徵。對現代犬儒主義而言,對正統思想和官方意識形態所宣稱的東西的懷疑成為了一種常態的行為和思維習慣。正由於此,這種思維習慣進而演化為「說一套做一套」的言行處世方式或處事哲學。這意味著現代犬儒主義者的頭腦並不完全糊塗,而是處於某種半醒半醉的狀態。由於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他們很清醒社會的弊端和問題的癥結所在:但在強大的官僚機器和強權面前,他們深感自己的無能為力和渺小,他們只能得過且過,裝糊塗,或表現為「難得糊塗」。

綜合上述現象,我們可以將現代犬儒主義的特徵概括為這樣的幾個特點:(1)表面上他們表現為不相信正統所宣傳的一切東西,並導致了某種普遍的懷疑。這一點與古代的犬儒主義頗為類似。(2)這一懷疑主體導致了行為上信仰缺失、政治冷漠、玩世不恭和對現實社會的冷嘲熱諷。(3)由於受到了現代社會的物慾誘惑,以及對現代消費主義的追求,從而導致他們的「言行不一致」,也即上述所謂的「說一套做一套」。(4)這種「言行不一致」進一步消解了犬儒主義對現實社會的反抗和清醒的認識,進而使他們轉化為對現實社會的認同和接受,其在行為上甚至表現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放浪形骸,從而完全拋棄犬儒主義自身的道德追求和處事哲學。

然而,綜觀齊澤克對犬儒主義意識形態的論述,可以看出,他是在拉康精神分析理論和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的基礎上來談論犬儒主義的。如果不仔細分析的話,讀者甚至會錯認為齊澤克是同情或認可現代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齊澤克的意識形態與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為此我們必須在齊澤克意識形態分析的基礎上,來探究犬儒主義與精神分析基礎上的意識形態,以及與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複雜關係。現在我們轉向齊澤克對犬儒主義意識形態的分析。

犬儒主義為什麼是一種意識形態?

毫無疑問,犬儒主義已經構成了當今的一種意識形態。英國學者T.貝維斯指出:「犬儒具有典型的後現代品格,它是一個不僅異化於社會而且異化於其主體性的現象。『犬儒主義』是一個被那些政治家、批評家和評論家當做後現代主義的同義詞來使用的概念。「[1]但問題是,犬儒主義為什麼在當今社會構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呢?只有回答了這個問題,才能理清它與其他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

首先,將犬儒主義視為一種意識形態,與20世紀末後現代主義所流行的意識形態的終結論有關。齊澤克的成名作《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寫於1989年,當時恰逢意識形態終結論登場之時。眾所周知,二戰之後,隨著西方生產力的發展和消費社會的繁榮,特別是20世紀末蘇東解體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代表的「冷戰」時代的結束,「意識形態終結論」開始盛行於西方,並逐漸蔓延至社會。法國學者雷蒙·阿隆早在50年代就提出了意識形態的終結論,他因而成為現代西方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終結」最早的預言者之一。雷蒙·阿隆在1954年為阿多諾在法蘭克福主編的《社會學》中寫下了《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文,由此西方知識界圍繞著「意識形態終結與否」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討論,該討論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在其後工業社會的論述中再次提及「意識形態的終結」這一問題,並著有《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它與80年代之後盛行於西方的歷史終結論和文明終結論一起構成了「終結」說,並盛極一時。在該書中,丹尼爾·貝爾將意識形態問題與他有關后工業社會的思考聯繫起來。但是,貝爾在書中所提到的意識形態,仍然是在傳統的意義上來談論的。因此,他在該書中談到了舊「意識形態終結」,並指出了新的意識形態的誕生及其前景。他說:「當19世紀舊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已經走向窮途末路的時候,正在崛起的亞非國家卻正在形成著新的意識形態以滿足本國人民的不同需要。這些意識形態就是工業化、現代化、泛阿拉伯主義、有色人種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這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明顯差異中蘊含著20世紀后50年所面臨的一些重大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19世紀的意識形態是普世性的、人道主義的,並且是由知識分子來倡導的:亞洲和發展地區的大眾意識形態則是地區性的、工具主義的,並且是由政治領袖創造出來的。舊意識形態的驅動力是為了達到社會平等和最廣泛意義上的自由,新意識形態的驅動力則是為了發展經濟和民族強盛。」[2]

顯然,丹尼爾·貝爾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和結論,是建立在意識形態的虛偽性、欺騙性和階級性等諸多特徵的基礎上。他所謂的舊的「意識形態終結」和新的意識形態的誕生,指的是傳統的西方19世紀以來那種帶有普世性的、人道主義關懷的意識形態的終結。而新的意識形態則指的是伴隨著后工業社會的降臨而導致的新的意識形態的誕生,即亞非地區那種地區性和工具理性式的新的意識形態的出現。顯然,貝爾所論與齊澤克所說「意識形態」概念並不直接搭界,也是齊澤克所予以擯棄的。從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的立場看,他是反對意識形態終結這一論調的,因為現代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無意識的基礎之上。齊澤克認為,作為支配著人們某種觀念體系的意識形態是始終存在,難以消失的。這一點在阿爾都塞的《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中已經的得到了充分的闡述。阿爾都塞論及的意識形態充斥於我們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如政府機關、學校、教堂,以及各種各樣的活動之中。總之,意識形態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它不會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結束而終結,它也不再表現為真實與虛假、現象與本質式的問題,而更多地表現為幻象與症兆。但是,現代意識形態並不是主體可預設的,而只能採取拉康精神分析的運作邏輯。正因為此,現代意識形態就從認識論「知」的層面,轉向了「行」的實踐層面。由此,根據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的這一邏輯,他斷言我們並沒有進入到后意識形態時代。[3]這是他與後現代的意識形態的不同之處。

其次,犬儒主義已成為後現代社會的一種統治文化,進而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與丹尼爾·貝爾那種先知式的預言,即伴隨著舊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亞洲和發展地區的大眾意識形態」的預測相反,齊澤克認為,20世紀末盛行的則是某種犬儒主義的行動哲學。用德國學者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其《犬儒理性批判》中的名言來概括這種意識形態,其特徵典型表現為:「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他們依舊坦然為之。」[4]這是一種實用理性,也可說是一種犬儒理性。那麼,何謂犬儒理性呢?顧名思義,犬儒理性必然是某種意識,某種理性的意識,它很清楚當下的境況和自己的所作,但其性質卻是犬儒式的。在《犬儒理性批判》的第一章,斯洛特戴克對犬儒主義界定如下:「犬儒主義是經受了啟蒙的錯誤意識。它是那個現代化了的、不快樂的意識。啟蒙運動在它身上的作用既是成功的,又是不成功的。它從啟蒙運動中學到了很多,但它並沒有,或許也不可能把它學到的付諸實踐,.既活得很好,同時又活得很悲慘,這個意識再也感受不到任何意識形態批判對它的影響:它的錯誤性已經自反式地得到了保護。」[5]

這裡,「啟蒙的錯誤意識」是理解犬儒理性的關鍵詞。換句話說,現代犬儒主義經過啟蒙的洗禮之後,它從啟蒙那裡獲得的不是主體的批判意識,而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權威的認可和服從,甚至是某種玩世不恭式的一致。儘管有時候它可以採取某種嘲諷式和挖苦式的詼諧的方式,但這仍掩蓋不了它對現實社會之間的認可和順從。顯然,在犬儒主義理性那裡,人們非常清楚意識形態的虛假性,知道意識形態的偽裝下面所掩蓋的功利性和政治權威,但人們卻無力以對,只能默默忍受,逆來順受地照例行事。這是一種清醒的逆來順受的行動哲學,同時也是喪失主體對現實的社會批判的哲學,它與主體所追求的批判理性背道而馳。每個人都知道其中的虛假或虛偽,但沒有人試圖站出來揭露其真相。齊澤克借用斯大林主義來形象地描述這種犬儒主義的理性。他說這是「一種強迫性的堅持,即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來維持表象:我們都知道在幕後正在進行野蠻的派系鬥爭,但是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保持黨的統一的表象:任何人都不真正相信處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每個人都對他抱著玩世不恭的態度,人人也都知道沒有誰還相信那套意識形態:但是這樣的表象依然不惜任何代價地維持著……這種表象是本質性的:如果它要被摧毀,如果有一個人公開宣布『皇帝陛下一絲不掛』這一明顯的事實(誰也不再拿處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當回事了……),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制度就會土崩瓦解」。[6]在這裡,神聖、莊嚴的口號或主義,變成了某種玩世不恭的行動邏輯。這與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俄國人》一書中所描述的勃烈日涅夫時代的犬儒主義一模一樣。

齊澤克認為,當這種犬儒主義在後現代社會變得流行,進而成為人們的行動哲學時,它就不僅僅是某個人的觀念問題,而是轉化為某種「意識形態」,也即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主導型觀念,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化現象。齊澤克說:「犬儒主義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對這種大犬儒性顛覆的響應:它承認也重視掩藏在意識形態普遍性下面的特定利益,承認也重視意識形態面具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但它總能找到保留哪個面具的理由。這種犬儒主義並非獨對非道德的直接定位,它更像是服務於非道德的道德本身——犬儒智慧的模型就是要把正直、誠實想象為不誠實的至高形式,把道德想象為放蕩不羈的至高形式,把真理想象為最有效的謊言形式。因此這種犬儒主義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一種不正常的『否定之否定』。」[7]也就是說,這種犬儒主義是與官方意識形態同流合污的。在他們眼裡,傳統的「正直、誠實、道德和真理」都不存在了,它們統統變成了「不誠實、放蕩不羈和謊言」等形式。如此再也沒有什麼正直、誠實、道德和真理可言了,唯有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回應和對權貴的溜須拍馬。在這種犬儒主義支配下,人們喪失自己的主體理性,儘可能採取玩世不恭的態度來為自己的庸俗行為進行辯護。這是一種墮落,一種思想和理性的墮落。正因為此,齊澤克指出,必須把這種犬儒主義與斯洛特戴克提到的「大犬儒主義」(kynicism)[8]區分開來。大犬儒主義表面上看似尖刻諷刺,然則其實它並不與現實社會和統治者的官方文化同流合污,而是以對現實的批判和諷刺挖苦為前提的。齊澤克說,斯洛特戴克提到的那種大犬儒主義「擁有神聖、低沉的音調,並將其提高到荒誕不經的高度,以此揭露隱藏在在高貴意識形態用語下面由權力派生出來的自我利益、好勇鬥狠和野蠻殘忍……它永遠從個人利益出發闡明一切(例如,當一個政客滔滔不絕地大談愛國、犧牲的義務時,犬儒主義會揭露他正從別人的犧牲中撈取個人好處)。」[9]所以,當這種犬儒主義在後工業社會成為一種流行的后意識形態,成為一種統治的文化之時,如果再談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解放,豈不是水中月、鏡中花嗎?因此,毫無疑問,齊澤克對這種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始終採取的是批判的態度和立場。

最後,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犬儒主義不同於齊澤克闡發的具有症兆特徵的意識形態。毫無疑問,齊澤克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拉康精神分析的基礎之上。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之間是通過症兆和幻想而得以溝通。現在的問題是,處於無意識層次上的意識形態與犬儒主義的區別究竟何在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必須聯繫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正因為此,齊澤克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一開始花了很大的篇幅來闡釋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

眾所周知,商品拜物教產生於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中。在那裡,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被物與物的關係所掩蓋,從而使商品具有一種神秘的屬性,似乎它具有決定商品生產者命運的神秘力量。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把商品世界的這種神秘性比喻為拜物教,或稱之為商品拜物教。齊澤克闡述商品拜物教並非是為了說明拜物教不為日常生活中的人們所了解,所知曉:相反,他認為,經過近代啟蒙運動和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批判,經過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對商品神秘性的解構,從「知」或認識的層面,商品拜物教的這層面紗已經為人們所了解。但問題的困惑在於,人們雖然了解了商品拜物教是人與人關係的顛倒式反映,但人們仍難以擺脫這一顛倒結構的制約。此時,當生活在商品社會中的人們進入到「做」或「行為」的層次,也即犬儒主義的層次之時,在實際的現實商品社會中,他們實難擺脫這種困境:即「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他們依舊坦然為之」。

這是為什麼呢?齊澤克認為,這是由於在現實的活動中,人們受制於拜物教的顛倒結構,就像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俄國人》中所描述的那樣,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人們在日常行為中表現出的阿諛奉迎,玩世不恭,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清楚當時蘇聯社會的弊端和虛偽:雖然他們很清楚問題之所在,但他們受限於當時的蘇聯社會的權威結構,不得不逢迎拍馬,採取犬儒主義的態度。齊澤克指出,對於此種狀況,人們雖然很清楚,但無可奈何。他說:「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個人很清楚,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之下,存在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是,在人們的社會行為中,在他們正在做的某事中,他們的行為就好像貨幣以其物質現實性,同時也是財富的直接體現。他們在實踐上而非理論上,是拜物教教徒。他們所『不知道的』、所誤認的,是下列事實:在其社會現實性上,在其社會活動(商品交換)的行為中,他們為拜物教的幻覺所支配。」[10]因此,人們之所以「在實踐上而非理論上,是拜物教教徒」,或「明知故犯」,心甘情願地充當僕人的角色,那是由於受到「幻覺」的支配,「犬儒性主體對於意識形態面具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距離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堅守著面具。」[11]因為他們難以擺脫此種幻覺,所以,他們只能將此種幻覺當作社會現實本身了。此時的幻覺就不僅僅是虛假的一面,它還有另一面,即「幻覺是雙重性的:它躋身於對幻覺的視而不見之中,這樣的幻覺正在構建我們與現實之間的真實、有效的關係。而這一被忽略了的無意識的幻覺,可能正是被人稱為意識形態幻象的事物。」[12]由此,齊澤克就從幻覺對人支配的角度闡釋了現代犬儒主義產生的根源。

然而,由幻覺所支配的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畢竟不同於齊澤克建立在精神分析基礎上的意識形態。正如齊澤克所言,幻覺是雙重性的,而不是單面性的,在行動中,人們受制於幻覺,「躋身於對幻覺的視而不見之中」:這種「對幻覺的視而不見」必然會帶來這樣的效果,即主體自以為自己是清醒的,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而不是「半醉半醒」的渾渾噩噩的糊塗人:這就是齊澤克所謂的「我們與現實之間的真實、有效的關係」的含義。然而,實際上,在精神分析者的眼裡,這樣的主體無疑是一個典型的「犬儒主義者」或現代犬儒主義的忠實信徒。因此,精神分析是不能僅僅停留於被幻覺支配的層次的。齊澤克根據拉康的精神分析有關幻想的理論得出,幻覺還有「另一面」,也即「幻想」的層次。在這一層次上,自以為清醒、務實的主體其實並非是完全清醒的、現實的,而是受制於精神分析的「幻想」,或者說,「無意識的幻覺」之物正是意識形態的幻想的建構。

至此,我們就不得不對「幻覺」和「幻想」做以簡單的區分。在拉康而後齊澤克這裡,幻覺(illusion)是帶有某種虛假或虛偽的成分,但又被得以掩蓋難以發覺之物:而精神分析所謂的「幻想」(fantasy)並不是某種幻覺或虛假之物,相反,它與拉康的實在界密切相關,是彌補或縫合精神創傷不可或缺的東西。因此,對幻想的理解離不開拉康的幻想公式(¥◇a)。在精神分析看來,如果沒有幻想,主體將無以為繼,難以在現實的社會中生存下去:反過來,只有依賴幻想,只有寄居於幻想,主體才可能獲得喘息的機會,「重溫舊夢」,從而得以生存。像一個「失戀」者在遭受了巨大的「失戀痛苦」之後,必須依賴「幻想」來撫平自己的心靈創傷,才能繼續下一場戀愛一樣。齊澤克認為,建立在精神分析的無意識基礎上的意識形態並不是由幻覺所支配的,而是受制於無意識的幻想。與犬儒主義「清醒的現實主義」相反,齊澤克的意識形態並不表現為對社會現實的簡單認可,它認為:「意識形態不是掩飾事物的真實狀態的幻覺(illusion),而是處於建構我們社會現實(無意識)幻想(fantasy)層次上。」[13]如此,齊澤克就將意識形態從受幻覺支配的犬儒主義的層次轉換到了由幻想所建構的現實的層次,這也是齊澤克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的寓意。顯然,建立在「崇高對象」基礎上的意識形態就不僅僅是受制於「幻覺」支配的問題,而是服從於拉康的幻想公式(¥◇a)的邏輯。在此情形下,如果說存在著真理,那麼真理來自於誤認,來自於幻想的建構,真理其實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礎之上。意識形態是具有崇高對象的無意識幻想建構,它不是偏見,而是誤認。相反,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不是誤認,不是無意識的幻想建構,而是處於某種清醒意識之下的反諷和玩世不恭的行為。這就是兩者的區別和差異之所在。基於這種差異,齊澤克說:「使得我們對意識形態幻想的結構力量視而不見的方式多種多樣,犬儒派的潔身自好只是其中的一種:即使我們並不嚴肅地對待事物,即使我們保持反諷式的潔身自好,我們依然我行我素。」[14]至此,我們已經非常清楚了:犬儒主義僅僅是諸多建立在無意識基礎上的現代意識形態的一個變種。雖然他與齊澤克的意識形態極為接近,但卻不能將而兩者混淆起來。

結語:穿越幻想,認同症兆

通過對齊澤克有關犬儒主義意識形態論述的追蹤考察,我們逐漸理清了從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到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再到精神分析基礎上的意識形態的變遷歷程及其差異。概而言之,如果說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是一種古典的意識形態理論,它還停留於「知」的層次上,其特徵表現為人們「雖然對之一無所知,卻在勤勉為之」[15],那麼,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犬儒主義則「是一種后意識形態的境況,是沒有幻覺的境況」[16],它不再停留於「知」的層次,而進入到「行動」的層次之上,其特徵表現為「他們知道,在他們的行為中,他們在追尋著幻覺,但他們依然我行我素。」[17]而齊澤克所謂的意識形態,則是帶有某種症兆特徵的幻想的建構,它服從於拉康的幻想公式(¥◇a)的邏輯,體現為「穿越幻想,認同症兆」[18]。

[1]T.貝維斯:《犬儒主義與後現代性》,胡繼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頁。[2]丹尼爾·貝爾:《意識形態的終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2-463頁。[3]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0頁。[4]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0頁。[5]PeterSloterdijk,CritiqueofCynicalReason,London,1988,p.5.[6]SlavojZizek,TheSublimeObjectofIdeology,Verso,London,1989,pp.197-198.[7]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1頁。[8]Kynicism也譯為「原犬儒主義」或「原教旨犬儒主義」。[9]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1頁。[10]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3頁。[11]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0頁。[12]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5頁。[13]SlavojZizek,TheSublimeObjectofIdeology,Verso,London,1989,p.33.[14]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5頁。[15]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0頁。[16]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5頁。[17]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5頁。[18]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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