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時專訪「人民的名義」作者周梅森

周梅森（左）在家中接受《歐洲時報》記者侯詣村的專訪。（圖片來源：歐洲時報特約記者：謝天攝）

【歐洲時報記者侯詣村報道】周梅森是創作生命力最強、影響力最大的作家之一。礦工出身的他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大量的文學作品被搬上銀幕、屏幕，最近又因反腐題材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再次火遍海內外。除了他的作品，他獨特的人生經歷、堅強的文學意志、超人的勤奮以及巨大的成功，同樣引起文學界、新聞界和社會大眾的關注和好奇，具有豐富的審美價值。為此，《歐洲時報》記者在文學界朋友的幫助下找到他，並於5月25日在其寓所對他進行了獨家採訪。、

訪談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信息，聚焦《人民的名義》及其電視劇續集、電影版；二是人生，周梅森「從頭說起」他的創作和社會實踐經歷；三是文學觀，周梅森重申了對現實主義的尊崇，對巴爾扎克等現實主義作家的敬意，主張文學干預社會，作家在現實生活和歷史進程中要保持「在場」的姿態。本文以實錄形式，保存了作家口語化的敘事原貌，較少刪改，以求將作家的思想、情感和個性風采原汁原味地呈現給讀者。

歐洲時報：您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勤奮的作家，就從勤奮到成功談起吧？

周梅森：大概我是江蘇作家中創作量、文字數量相對較多的幾個作家之一。我的小說、劇本大約1200多萬字吧——我現在兩個身份：小說家、劇作家——我的多種出版物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包括在你們法國，有一本《製造》。

歐洲時報：下次我們給您譯一本。我們有出版社。

周梅森：哦，《人民的名義》已經在譯了。您說勤奮，江蘇的作家相對都還蠻勤奮的，葉兆言、范小青、黃蓓佳、梁晴、姜琍敏都蠻勤奮的。作為作家，必須要勤奮，要多寫，那是應該的，我們江蘇作家都很勤奮，我並不是非常特殊。

我沒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對文學的愛好始於我14歲時看到的一本《巴爾扎克傳》。這本書改變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依然是巴爾扎克的信徒。作家很少像我這樣的。從青年時代到今天，不管文壇東西南北風，我堅持著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從我剛剛接觸文學的時候，懵懵懂懂，還弄不懂文學是怎麼回事，就走在寫實的道路上，沒有偏離過。

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上國小三年級，文化水平那是很低的，除了認識兩三千漢字之外，沒有什麼文學功底。那時候就開始寫小說了，長篇、中篇、電影劇本，什麼都寫，講勤奮那時候我真的很勤奮，寫過5部電影劇本，3部長篇小說，在將近10年的時間裡，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到我發表第一篇小說的時候，已經到了1978年，我22歲了，發在《江蘇文藝》（《雨花》雜誌曾用名）上，後來又發了幾篇小說之後，我調到南京《青春》雜誌，和梁晴在一起。她是從知青過去的。我是從煤礦礦工過去的。那時候年輕人都去考大學，我沒去考，我覺得在雜誌社工作挺好的。《青春》知道吧？

歐洲時報：《青春》當年很有名，比《江蘇文藝》還要火。

周梅森：對，當時我就在《青春》當編輯。《青春》就是「我的大學」，我是在那裡通過自學完成了我的大學教育，完成了基本文學知識學習的，看了很多書，編稿之餘就是看書，然後就是寫作。那時寫出了《沉淪的土地》，發表在《花城》上；寫出了《軍歌》。早期寫的都是些歷史題材的小說。因為那時我年輕，沒有人生的經歷、閱歷，像《人民的名義》這種作品是寫不了的，所以我就從文獻資料中尋找素材和靈感，這是比較聰明的做法。

歐洲時報：你的生活好像也比別人豐富。

周梅森：對，我不僅（在政府部門）掛過職，還搞過房地產投資、證券投資，我什麼都做。當年，巴爾扎克介入了法蘭西社會變革，有很多社會實踐。我也一樣，在一個社會變革的時代，全身心地投入了生活。

巴爾扎克呢，他並不是為了體驗生活，他就是為了賺錢，辦香脂廠、辦肥皂廠、拍紙廠、印刷廠，都以失敗告終；我呢，蓋房子，搞房地產開發，證券投資，股權交易，我也不是為了體驗生活，我就是為了發財，為了賺錢。體驗生活是體驗不出來的。巴爾扎克一次次投資，命運不公，一次次失敗，欠一屁股債，然後再吃稿費，把他慘痛的經歷寫下來，有了錢了再去折騰，又輸光了，再吃稿費。他就是在這種悲慘的輪迴中完成了他的文學生涯。

我的命運比他要好，很早就實現了財務自由，我不會為我的生計進行過多的計較，三十多歲我就可以安心干我自己的事了，我願意幹什麼幹什麼，想寫什麼寫什麼，我不用把文學作為一種謀生手段。我可以寫電視劇，我可以把小說寫出來，自己改成劇本，自己投資，拍成電視劇後送到各個電視台去播出。

我想，像我活得這麼瀟洒的作家，是比較少見的。

比如說，有這麼幾部電視劇，都是我獨自投資的，也是比較有名的，比如《國家公訴》是我全額投資，三十五集，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合作的，在大陸播出創造了收視率紀錄。後來的《我主沉浮》《我本英雄》都是我個人投資的，都是三十多集。《人間正道》《忠誠者》《至高利益》是中央台投的。《絕對權力》是湖南電廣傳媒投的，我是藝術總監。這次《人民的名義》，我只做原著、編劇、藝術總監，只拿稿費、我的勞務報酬，就不參與投資了，但是我給投資商在半年內創造了120%的利潤，1億投資，1.2億賣給了播出方，都是我幫他運作，因為我對這個市場非常熟悉。

我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家和編劇，我在社會實踐活動中介入很深。《人民的名義》這部作品，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官員層次到社會面，我都很熟悉，很多官員就是我朋友，是我的讀者，所以我能真實地把它呈現出來。

歐洲時報：您對社會的深度介入引起哪些反應？

周梅森：在徐州掛職政府副秘書長之後，還有一次省政府讓我掛職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長，任命下達后我一天也沒去，因為掛職以後引起地方上一些官員的不滿，瞎告狀，因為我對社會介入得太深了。我想算了，就不再添麻煩了。他們認為我介入了當地官員的一些派系矛盾。實際上我根本沒介入，因為我不做官，而且無意官場，我介入那些幹什麼，我僅僅是為了積累我的創作素材而已。

說到我和官員的關係，主要還是作家和讀者的關係，從許多省部級官員到縣城一級的大批小公務員都是我的忠實讀者，我大概是作家中在官員讀者群中影響力最大的一個。

這一次沒想到的是，這次（人民的名義）把我捧起來的，是很多年輕讀者，非常意外！包括這部書的主要讀者和電視劇的主要收視群體，是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輕讀者。這個電視劇在播出的時候，各個機構都在監控它，播出前三集的時候，18歲到35歲的觀眾群高達32%，播到二十多集的時候，已經到72%了，這個是驚人的數字。因為這個劇是政治劇，能夠吸引當下這麼多年輕人，是誰都沒有想到的。我講的這個數字並不單指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包括在網路上看的。我們六大網路同時播出，點擊量到目前為止已經破300億了。這是沒有過的。小說的點擊量是10億，在「懶人聽書」上聽的也過了8000萬，這些數字都非常驚人，都是「碾壓式」的，史無前例的。紙質書一個月內印了150萬冊，出版史上也是沒有過的事。

從以上這些數據，從《人民的名義》火了，可以看到一個現象，老百姓對中共從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是擁護的。反腐是民心所向。讀者對反腐的文學作品趨之若鶩。

很多《歐洲時報》的讀者也是《人民的名義》的讀者。（圖片來源：歐洲時報）

歐洲時報：網上所謂的「送審版」是怎麼回事？

周梅森：是盜版，牽涉到重大刑事案件，而且案值巨大，現在不能講……涉及兩個罪名，一個是竊取商業秘密，第二個是侵犯著作版權……2800萬（人民幣）賣出去的，其他在周轉過程中產生的金額數字更大，可能有幾個億。

歐洲時報：電視劇準備拍續集嗎？

周梅森：我在這裡借貴報發表一個聲明。網上所傳的所有所謂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續集的情節都是假的，以及所謂的演員，均屬無稽，是沒有的事情。它都是一些熱心的網友、觀眾的二度創作。我作為原著的版權所有人，我正式跟你宣布，（那些）都是假的。

這部劇已經變成了一種文化現象，觀眾以各種角度來消費它，他們構想下一步應該怎麼寫。其中有一個最離譜的，是說（劇中人）沙瑞金書記黑下去了，牽涉薄熙來案件，被套進去了。這是傳播最廣的，在網上點擊、轉載最多的。我現在想宣布，沒有這樣的事情。我不知道這種情節是從哪裡來的、誰寫的，但我在電視劇續集里，絕對不會寫「沙瑞金黑下去」了。在電影版《人民的名義》中也不會出現黑化沙瑞金、黑化李達康、黑化侯亮平的情況。

歐洲時報：拍電影的事情籌備得怎麼樣了？

周梅森：正在籌備這些事，已經籌備了兩個月了，差不多了。準備拍一部《人民的名義》同名電影，相關的消息會在6月初的上海電影節上正式發布。

歐洲時報：您的夫人孫馨岳女士在《人民的名義》中擔任了部分編劇工作，她的工作對您有什麼幫助？

周梅森：我夫人寫作手法比較細膩，在我做劇本的過程中，那些感情戲都是她寫，寫得不錯，但她從來不會單獨接受一個編劇任務。大的框架都是我做的。她跟著我干。

歐洲時報：您的作品往往以氣勢取勝。您早期創作了大量反映國軍抗戰的作品。

周梅森：沒錯沒錯。我大概是大陸最早寫國軍抗戰正面戰場的。當時寫了一個《國殤》，拍成電影叫《兵臨絕境》；《軍歌》拍成電影叫《衝出死亡營》；《大捷》也拍成了同名電影。在這些作品中，我用個人的視角看歷史，不牽涉什麼國共恩怨。我寫作還有一個原則，絕不寫國共內戰，兄弟相殘。我是中華民族的作家，不適宜寫族群之間的爭鬥。我寫的戰爭，全都是打鬼子。

我寫小說，就是老老實實地講故事，無論是以前的歷史小說，還是現在的現實小說，都是遵循現實主義的道路，自始至終沒有偏離過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風格是博大的，開掘得比較深，包容的社會信息量相當大。很多現在的文學作品沒有多少社會信息，這與我們的意識形態管理有一定關係，一度有人大概不希望作家真正地介入現實社會生活，有些東西不能寫，寫了也不能拍，層層審查，造成了文學長期不在社會的現場，不在改革的現場，不在反腐現場。文學這十幾年來，人民不把它當回事，沒有把作家當回事。文學的影響力來自於對現實生活的介入程度。你看八十年代文學的影響力多麼大？這次，我的《人民的名義》再次以「在場主義」的姿態介入當下火熱的生活。文學，在場了；文學，這一次沒有缺席。

歐洲時報：「在場主義」也是文學評論家丁帆先生主張的。

周梅森：對。文學要思索社會問題。所謂的「向內轉」，寫個人小小的感受，這我不贊成。比如張愛玲、周作人都是有才情的作家，但絕對不是偉大的作家。偉大的作家是魯迅——是一個時代的脊樑——是巴爾扎克，是左拉，是雨果，他們都「在場」。而張愛玲、周作人這一類作家雖然有才情，但絕非不可或缺的作家，他們的作品也只供茶餘飯後人們消遣。有他也過年，沒他也過節。

現在的文學還要不要思想？要不要有社會意義？文學難道僅僅是一種文化消費品嗎？這一點一定要弄清楚。我要說的是，儘管文學不能亡黨亡國，也不可能興亡救國，但是它影響世道人心。好的文學會引導世道人心。有些文學作品還影響歷史進程。比如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並不是一部非常完美的文學作品，但是它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正是受到這部小說的影響，黑奴開始大量湧向北方，導致南北衝突的激化，最終引發美國的南北戰爭，改變了美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