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子》：解讀嚴歌苓的密碼

《穗子》：解讀嚴歌苓的密碼

《穗子》算是個短篇集子，但主人公穗子是同一個人，那就算系列故事，而作者自陳，穗子是童年少年的她自己的印象，不是精準對應，是她自己的影子吧，看完這本，覺得對這個作家有了個更深更全面的認知，對以往對她的苛責有些慚愧。

簡單說，我的最大的感觸是，嚴歌苓是個用直覺用感性來認知世界、記錄世界的作家，而不是用腦子。不是說她沒腦子，而是她有意無意的迴避了用理性思考下結論的方式，她給出的就是印象派的描述，是她自己對世界的印象，轉換給讀者，仍然用一種接近寫實的印象描摹，而不是理性的條分縷析。

印象派這個說法她自己在《穗子》的序言中大略使用過，確實很到位。對一個故事，她做的不是照片，不是寫實，不是文字評論，不是雕塑，而是印象派的繪畫，給你一種極其類似的氛圍，一種朦朧混沌但也不失清晰的感覺，很真實但又不是具體的事實的真實，那種真實感實際是經過提純的一種她感受到的印象的真實。

想到她在一席的演講裡面說自己是職業作家，要寫的故事都是心裡很有衝動要講出來，不寫就會憋死的，說每一個故事她都需要深入生活，採風體驗，深入到故事人物的生活環境中去，用力體會當事人的心境，為《陸犯焉識》花很多錢去搞座談，去了解傾聽，為《小姨多鶴》攢錢去日本，為哪本去澳門賭場一直一直賭，等等，那樣一種綿綿軟軟的南方口音，其實也是很有韌性的。

雖然跟嚴歌苓的這些小說創作跟繪本創作本來是隔得很遠的，但是昨天聽熊亮的一段話，覺得也是頗有啟發，他說得有點亂，我理解的是，孩子是用一種還沒太固化的自我意識去認知世界、感受繪本等作品，他們沒有抽象的理念，是通過故事的節奏、細節，比照自己具體的自我，才產生對社會、對秩序的一種觀察、一種理解，而不是概念式的。換言之，兒童是用直覺、用心、用感性去思維世界，而不是用腦子。這樣一種感性的認知方式應該慢慢持續到八九歲以後，自我意識逐漸清晰。而如果大人著急、直接給孩子各種理性認知，就會把孩子這種自然的天性的探索切斷，自我探索空間被切斷的人，很難找到創作空間。

顯然嚴歌苓的創作就是沒有被切斷自然天性的探索。

她記錄童年時被父母放在姥姥家生活，孤獨，但沒有受到太多的限制和關注。

少年時回到父母生活的大院，作為右派分子的女兒，沒有多少家庭的親情，跟在大院里女孩子們後邊，仍然是邊緣化的、孤獨寂寞的，觀察到很多極為惡劣、殘酷的人性，她沒有理論上的善良與道德來與之對照抗衡。

再後來小小年紀拼了命去參軍，在文工團因為愛情遭遇巨大的打擊，發現自己是缺不了愛情滋潤的情癆。

青年時依然是義無反顧的像精靈一樣不受凡人事理的限制。

後來出國等等，她做一切事情都是非常投入、非常拚命、不計後果的，寫作也都是一種沉浸式的，完全是故事人物本身活生生的視角，而不是上帝的、不是作者的視角。

我想這一方面是她所受的教育沒有揠苗助長的理性限制，保護了兒童的思維模式，另一方面是她兒童的眼睛所觀察到的那個時代的醜惡太過殘酷，所以甚至屏蔽了大腦的思考。那漫無邊際的惡，沉痛慘烈的惡，想起來會讓人發瘋，因而阻斷了大腦的運作，只留下感受，留下印象，以及印象的描摹和再現。

我以前曾經覺得嚴歌苓跟張愛玲是一類，敏感的體驗，精微的描摹，她們善於觀察和再現，缺少一點悲憫和升華，是一類優秀而不甚偉大的作家。

現在覺得還是有些分別。嚴歌苓見得多的是惡，張愛玲見得多的是丑，人性之惡，與人性之丑，還是有差別的。嚴歌苓如上所述，對惡是一種封閉，因你的自我同那種惡是一同生長的，簡直無法批判，會精分的，每一次投入的寫作都是一種無意識的自我救贖，拼盡全力，發緊，不鬆弛，又總差了那麼點兒臨門一腳的決斷的凜冽。而張愛玲對那些丑是鄙視的，精神壓力要小得多，所以她寫得會更從容一些，鄙視得更徹底，對自己保護得好一些，你會覺得她作品調子太絕望、太冷、不悲憫，但她是自洽的、完整的，不會覺得讀完差一口氣兒。

對一個人的認識是無止境的，通過作品對一個作家的認識更是捕風捉影隔山打牛式的力所不逮，而且貌似我十幾年的出版職業身份令大腦更習慣於發掘作品的價值意義，而一定程度的損害了自己感知的能力。

每個人都是一座荒島，冰山的荒島，水面之下，深深深如許，有個體的經歷和思考，有社會的歷史和環境，有民族的文化和淵源，也有潛意識的無盡汪洋。我們的探索為的不是別人，而正是你自己，所有的思考都是以自我為參照，所有的反思都是為了讓自我趨向於更好。

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