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 洪子誠：紀弦、梁秉鈞、牛漢的詩

編者按

洪子誠老師通過具體的詩人及其生活經歷，來側面表現他對百年新詩的精神與建設向度問題的思考。本文他主要介紹了作為「曠野里獨來獨往的一匹狼」的紀弦、「生活著寫詩「的梁秉鈞與「剛烈而外，柔軟、大愛」其內的牛漢三位詩人。在「百年新詩」的歷史中，肯定有一些共通性的重要問題，但是也有許多難以化約的各別經驗。這需要我們在具體的閱讀中，去用心捕捉和體會：」我抽出一冊來 / 一張一張的翻著 / 我的手指有如那苦修的行腳僧 / 逐寺頂禮那樣哀憐。」今日端午，讓我們紀念那些逝去的詩人。

感謝洪子誠老師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紀弦、梁秉鈞、牛漢的詩

《詩建設》雜誌開設了「百年新詩：精神和建設的向度」的論壇。這是很重要的題目。不過這個問題很大，想了一些時間，不知道該從什麼地方說起。無奈之下，只好講一些具體的人和事。

三年前，也就是2010年，有三位用中文寫作的詩人離世，他們是商禽、張棗和許世旭。之所以說「中文寫作」，因為許世旭是韓國人。但是他青年時代在台灣求學，參與台灣60年代的詩歌運動，與大陸和台灣文學界關係密切。他的不少詩和散文，是用中文寫的。為著紀念他們，那一年我寫了題為《紀念三位詩人》的文章。今年，又有三個著名的詩人離開我們，覺得應該續寫我的紀念，這便是題目上有「之二」的原因。

（原題為《紀念三位詩人：紀弦、梁秉鈞、牛漢》）

一、紀弦(2013年7月22日去世)

三位詩人中，紀弦最高壽，101歲。說他是「跨世代」，一點沒有修辭的意味。我們現在談論新詩史，總會在某個段落提到他；30年代的路易士也許不如戴望舒、杜衡、徐遲知名，但是50年代台灣的現代詩運動，紀弦是重要人物。當年，他雖然經濟拮据，卻獨資創辦了《現代詩季刊》；詩人常常是不計成敗得失的痴心者。在50年代，猶如奚密教授所言，他是新詩在台灣的播種者，也是現代主義風潮的引領人。1956年成立「現代派」發布的《現代派六大信條》，當時和後來最具爭議，引人詬病的，是主張現代詩應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在今天，指出其中的偏頗不是難事，不過，還是要肯定這些主張、努力的功績。這還不僅僅是歷史評價的公正問題。新詩行進途中「現代」與「古典」的關係，不是非此即彼的選項，這是詩歌「現代」過程的內在矛盾，是「不斷『現代』」的要求和這個要求面臨「不斷困境」的爭執和調整；並不是可以截然切割然後賦予簡單價值判斷的。

說到紀弦先生的詩，很慚愧，我手邊沒有一本他自己的詩集。讀他的詩，主要是在80年代，是藉助多種合集和選本。當時印象最深的，一是《阿富羅底之死》等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另一是《狼之獨步》、《摘星的少年》中那個孤傲，特立獨行的形象。80年代的大陸，高揚著主體性，對現代文明，也有熱切期待。紀弦詩中寫的現代文明對美的切割、摧毀，當時我們的感受並不那麼痛切，而「我乃曠野里獨來獨往的一匹狼」，則確實得到很多的呼應。

我當然沒能見到紀弦先生，他70年代中期就移居美國，他的照片也從沒有見過。從詩藝上，說紀弦是「現代派」，其實他有更多的「浪漫」氣質；詩里的自我抒發，「說詩人」（套用卞之琳先生的概念）的自傳特徵，為我藉助他的詩來推測、構想他的音容相貌提供可能。「拿著手杖7，咬著煙斗6」（《7與6》）；「一小杯的快樂，三兩滴的過癮」（《一小杯的快樂》）；「我不過才做了個/起飛的姿勢，這世界/便為之嘩然了」（《鳥之變奏》）——便想，他是高瘦的身材了，嗜酒，成天咬著裝板煙的煙斗；狷介、高傲……他故去的消息傳來，不禁動了印證我這些擬想的念頭，就從網路上搜尋他的相片。最感親切的是他的自畫像，有點像梵高的自畫像——那簡直就是我心目中的紀弦。但是同時也看他百歲壽辰，頭戴花冠與他親屬的合影。長時間盯著它，心中有說不清的難受。照片呈現的情景，也許並非紀弦所願？即使是倔強、高傲、睥睨流俗的「摘星者」，也會有無法自主，任由他人「擺布」的一天？——儘管他的親人純粹基於好意。我不由得又想起《7與6》這首詩：「手杖7＋煙斗6＝13之我」——「一個最最不幸的數字」。紀弦說這是「一個悲劇」。但他寫這首詩的時候，字裡行間流露的更多是狷介式的調侃；待到真正感受悲劇，大概便不會有這樣的文字寫下。生活和藝術雖有關聯，但確實是兩回事。我終於明白了我們這裡，為什麼寫年老，寫死亡的詩，總是出自既不老，也離死亡遙遠的年輕人之手的原因。

一段時間，我曾經有過這樣的念頭，覺得紀弦的創作只有文學史的意義了。在他辭世的時候重讀他的詩，我為自己的虛妄深感羞愧。

二、梁秉鈞（2013年1月6日去世）

細細回想，和梁秉鈞（也斯）先生一共見過三次面。最初一次是1997年夏天，王光明（那時他是福建師大教授，還沒有到北京任職）在武夷山主持了一次頗具規模的新詩學術研討會。來了許多新詩研究者，批評家和詩人。「三個崛起」（謝冕、孫紹振、徐敬亞）都到齊了，詩人有翟永明，王小妮、臧棣，台灣有蕭蕭、白靈，還有德國的顧彬和荷蘭的柯雷。香港來的是梁秉鈞。次年，我到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訪問，再次見到他；當時他是中文系主任。我經常把自己想得年輕而把別人看得太老，便以為他和我是同輩人（實際上他比我整年輕十歲）。對這個誤解我向他道歉，他笑著說，沒關係，我頭髮少，顯老。最後一次見面，是2009年年底人民大學召開的國際漢學大會。我和「漢學」本來沒有一絲瓜葛，但最後一天（11月1日）有一個圓桌會議，主持人王家新說「你來吧」；我便在會上做了「談文學的焦慮症」的八分鐘發言。11月初在北京下那麼大的雪很少見，趕到會場，已到開會時間。我還沒有落座，梁秉鈞從很大會場的另一邊繞過來問候，握著他溫暖的手，讓我十分感動。

武夷山會議梁秉鈞說什麼已經記不清，但我保存著會上的一張照片。記得是在謝冕講話之後，我的一個插話、提問，引起一片笑聲。照片記錄的，便是坐在我前面的梁秉鈞轉過頭來的笑臉：這是天性本真的詩人才有的那種快活。在這次會議上，對90年代詩歌的評價是爭議的問題之一。曾是詩歌革新運動舉旗人的謝冕、孫紹振，對90年代詩歌當時有嚴厲批評，謝冕發言題目便是「詩正離我們遠去」。他說現在許多詩寫的都是「自我撫摸」。他說的情況是存在的，但不是事情的全部。我禁不住便有一個提問。我說，40年代聞一多有將艾青和田間放到一起比較的短文，說田間已經和人民大眾結合，而艾青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艾青詩中寫「太陽向我滾來」，聞先生說，你讓太陽向你滾來，你為什麼不向太陽滾去？我仿照聞先生的這個說法問謝冕，你說「詩正離我們遠去」，為什麼不說「我們正離詩遠去」？笑聲便由這些話引起。

不論是什麼時代，總是魚龍混雜，詩歌也是這樣。其實，90年代詩人有許多優秀的成果，他們中的一些人，因應時勢變遷，正在深入探索、調整著詩歌與歷史，詩與人，語言實踐的意義，詩歌的藝術方式等問題。就在這次會上，王小妮便有題為「木匠致鐵匠」的發言（後來我才知道，發言是她1996年的同名文章的一部分）。木匠（詩人）在與鐵匠（小說家）的對話中，對作為職業的詩歌寫作，和作為社會身份的詩人角色提出懷疑。她這個「木匠」，表達了釘死自己的鋪子，「自棄」地脫下木匠圍裙，走向綠色田野的心愿，以擺脫被職業、被身份的禁錮，實現內心的自由……但是，她的發言在會上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我們有些遲鈍；或者是沒有耐心，或者欠缺敏銳，對變化著的事物常常懵懂無知。

王小妮

這次會議之後，梁秉鈞先生就陸續贈我他的詩集：再版的《雷聲與蟬鳴》，香港作家出版社的《梁秉鈞詩選》，我又找到收錄他近些年詩作的《東西》。讀著讀著，就有奇妙的發現：大陸詩人需要申辯和跨越的，對梁秉鈞他們來說，好像並不存在什麼費力的門檻。他們或者早已關閉了木匠鋪，或者就沒有過成年累月與鋸子、刨子、木料廝守的日子。詩歌寫作在他們那裡，可能跡近於王小妮描述的那種狀態：「木匠到了野外，渾身都得了眼睛，渾身都得了耳朵。向遠處走，又見到快成材的樹榦。拍拍它們，多象拍一條碩健的馬腿。……」

梁秉鈞是教師，是學者，是多媒介藝術的探索者，也許還是美食家、旅行家？寫詩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一部分」在這裡有兩個意思：他生活著寫詩，不是為詩活著；詩的寫作來自他生活里的發現，「渾身都得了眼睛，渾身都得了耳朵」，他感受到他說的「發現的喜悅」，這也不純然基於詩的理由。抽象的命題很少是他寫作的起點；「愛情太麻煩了/煮菜比較可以預料」。他尊重具體事物；事物在他那裡，不是（詩人）附屬品。觀看者、寫作者與對象之間，建立了尊重、專註、細心體察、對話的關係。他的美學是可以稱為「適度」的美學，「在虛渺的句子中找到現實的細節」，而「在實在的描寫中看見一點空白」（《有關翻譯的通訊》）。由於感覺、知識的交匯，時間空間的跨越流轉，他獲得多重的視角，他用溫婉的詞語，讓我們看到習焉不察的事物的本相，和其中蘊含的哲理。在《林徽因梁思尋覓山西古寺》這首詩里，梁秉鈞感謝道：

……你的目光從麻木中救出

古老的線條，帶我們仰望斗拱和屋檐

在千年的昏沉下看出曾有過的智慧

我們也要感謝也斯，感謝他拂拭去尋常事物上落滿的灰塵，讓我們見識它們生命的色彩，倫理的光澤，化解世事的紛擾糾纏而試圖達到單純澄凈……

摩挲一個葫蘆瓜

逐漸在時間裡發出光澤

愛撫一截樹榦

直至那裡露出野獸的嘴巴和四肢

——《家用器皿》

三、牛漢（2013年9月29日去世）

和牛漢先生見面的機會比較多，但也都是在會議，在各種詩歌活動的場合。今年2月初，我到了台灣新竹的交通大學，準備在那裡上一學期的課。給我看家的學生後來告訴我，大年初一（或初二），牛漢先生往我家打電話問候拜年，他說要感謝我，在電話里和他從未見過面的學生談了很長時間。他說身體越來越差，做不成事了，語氣中流露了在他那裡少有的焦慮和愁苦。聽到這個轉達，心裡很難受，很不安。我知道每年10月他生日時，劉福春、林莽他們都會到他家祝壽，就想回到北京，今年我一定也要去參加。但這個願望已是無法實現。

9月29日上午，我是從臧棣的郵件得知他去世的。臧棣傳來他的悼念詩，開頭幾行是：

因為我們生活需要

新的挖掘，你悼念過一棵楓樹——

它是被砍倒的；在被砍伐之前，

時光已為它的美麗，

向我們支付了足夠的租金。

但相比之下，惡，作為一種賄賂，

向歷史的平庸支付了更多的贖金

…………

初認識牛漢先生而印象深刻的一次，是1994年4月。在北京北海後門附近的文采閣，《詩探索》有一個小型會議，借我和劉登翰的《當代新詩史》（初版本）出版，討論新詩史寫作的問題。鄭敏、牛漢、邵燕祥、謝冕、吳思敬、西川、唐曉渡他們都參加了。牛漢發言對我在書中將他歸入「七月派」很不滿意，急沖沖說，「我不是七月派，沒有七月派，50年代就不存在了」（大意）。我頗感意外，心想，這個流派其實是你們主動建構的，要不為什麼編選出版《白色花》？雖是晚輩也想爭個究竟，中間休息便和他說，不放到「七月派」，把您放到哪裡啊？總不能按姓氏或生年一一排列吧？他寬厚地笑笑，沒有回答。後來從朋友那裡得知，其實他針對的，是當時因時勢引發的朋友之間的齟齬，衝突，大概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不願同居一個屋檐下吧。不過，由於他這個提醒，我意識到文學史在類型劃分上的不可靠；這是後來寫作時經常警惕的。

在老一輩詩人中，牛漢得到不同世代、不同藝術追求的詩人普遍敬重、喜愛；這種情況並不很多見。他為人真誠，而且天真，剛正不阿，少世故；詩也體現了這一品格。對他的詩的評價，大家也相當一致。剛烈，汗血詩人，詩和生命一體——是提到他的名字就會想到的詞語。他的詩有著鮮明的當代歷史行進的印痕。他表現了被殘害、遭毀損生命不容褻瀆的尊嚴，和不屈的悲劇的美。需要補充的一點是，他的許多散文也寫的精彩，但相比起來受到關注的程度不夠。

將他與「溫柔敦厚」這樣的詞連結，大概會認為是對他的貶低。但是我要說，剛烈而外，柔軟、溫厚、大愛其實是他生命的本質，性格的根基。與朋友的友情、對年青人的愛，關心，對包括自然界在內的美麗生命的呵護，出自他的內心。讀讀他的詩《麂子》、《悼念一個楓樹》、《路翎和陽光》吧，讀讀他的散文《一首詩的故鄉》、《一個鍾情的人》、《埋葬：永遠的沉重》吧！我想起《牛漢詩文集》出版研討會（2010年11月29）上台灣呂正惠教授的發言。他說牛漢對受難，悲苦的人的安慰，是一種孩子式純真的安慰。呂正惠在他談音樂的書（《CD流浪記》）里，也是用類似的方式談莫扎特的。說莫扎特表現的悲哀，是一種孩子式的，「純凈的悲哀」。我相信閱讀牛漢詩文得到的這個感受，不是牽強附會。讀牛漢的一些文字，有時候你真的也像面對莫扎特——比方說，內田光子在以色列文化大廳彈奏15號奏鳴曲——那樣，因真誠、純凈而禁不住要流下眼淚的。

姜濤深刻地分析了新詩處理歷史的兩個不同面向：一個是將蕪雜、充滿暴力的歷史化為自身血肉，將寫作作為對歷史參與；另一個是將歷史玄學化、抽象化，是落實於心智的疏離的美學（《巴枯寧的手》）。按照這樣的劃分，牛漢當是前者，而倚窗「看風景」的卞之琳則屬後面的脈絡。但是，我注意到，牛漢，特別是他晚年，卻在文章、在談話里，多次衷心表達了對卞之琳，對汪曾祺詩藝、美學的嚮往和讚美。他說他是屬土的（他出生在西北黃土高原農村），卻歆慕那流動的，柔軟的水。在悼念卞之琳先生的詩里他這樣寫卞先生的「明澈的眼神」：「蒼茫而空曠的天空，/望見一束閃閃爍爍的電光，/很高，很遠，很美，/彷彿從宇宙的心底，/綻放出一朵素凈的花。」還說，他眼角的淚珠，「如他雕出的詩句在閃爍」。

牛漢的這種傾慕，既表現了他寬闊心胸的，沒有芥蒂的包容力，也表明真正於詩，於藝術的虔誠者，看待詩歌和詩人的方式和我們可能不同。他們可能不太在意區分我們有關「重要性」的區分，不大在意大與小、介入與疏離、壯烈與柔美之間「價值」的分配、比例。他們有我們沒能理解的靈犀相通的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