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從乞巧節到「情人節」的福與禍

本文附圖為墨浪《牛郎織女》連環畫

七夕作為傳統節日，其演變內容承載著不同時代的人文價值，也講述著各自的悲戚故事。牛郎織女的傳說是七夕的核心，從漢代「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佚名〈古詩十九首〉）到唐時「幾許歡情與離恨，年年並在此宵中」（白居易〈七夕·煙霄微月澹長空〉），這對苦難夫妻的悲劇愛情始終是文人關注的焦點。但是，這種「曖昧」的寄托在民間卻蛻變為對普適生活的真切訴求，因為這一天是人間的女性向天上的織女乞求女紅技藝並祈願獲得「巧手」的日子，由此希望掌握靈巧應用技能和藝術技法，故又名「乞巧節」。因而，在男人和女人，文人與民俗之間，存在著兩種不盡相同的七夕節。

在今天的社會語境下，作為「乞巧節」，七夕更接近「女性藝術節」，作為文人的情感寄望，七夕無疑是悲情事件一年一次的「探監日」。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一天竟渾渾噩噩地演變成的「情人節」，令人大跌眼鏡。當然，這一結果也同樣是今天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立場所共同促成的。一方面，在「經濟核心」的價值導向下，民間的普適訴求趨於單一，嚴格的文人情懷也變得模糊，只有性別意識和生理視角下的男女話題得以保留；另一方面，「西化」的認知方式成為城市生活的主導，情人節這一西化儀式亟需「借屍還魂」，從而為多元化的兩性關係尋求合理的文化借口。加之商業的推波助瀾，民族心理的自棄自卑，在全民盲從的呼籲跟風中，多方合拍造就了七夕新的社會定位。

如果說一定要在傳統的節慶當中尋找對應「情人節」的日子，我認為元宵佳節就文化淵源和節令氣候最為合宜，且同西方情人節最為接近。在古代，這一天不僅可以觀賞到「滿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賽社神」（唐寅〈元宵〉），更兼備了「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后」（歐陽修的〈生查子·元夕〉）的幽約傳統，但這種春暖花開的浪漫感同城市生活中人們焦慮的荷爾蒙分泌無法配對，於是退而求其次，七夕充當了一個荒唐的文化「替身」。

不可否認，當代人將在空調房裡對牛郎織女的假想轉換為自我欲求的某種借口。試想，在農曆七月初這樣一個酷暑的日子，黏黏糊糊的擁抱與汗流浹背的漫步，只可能將男人女人們趕入酒吧、KTV或賓館，從而將一場浪漫故事演變成宣洩瘋狂和慾望的狂歡節。

1928年，油畫家王悅之創作了《七夕圖》，作品以藝術家自己為原型，詮釋了「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白居易〈長恨歌〉）的悲劇美學觀，畫面中的男士西裝革履，右手持紙卷，左手置於胸前；而女子則裝束傳統，雙手交叉於胸前，似在舉行基督教儀式，作品凝重而典雅，從主題構想到表現手法，均顯露出當時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符合了傳統七夕的民俗觀念，也響應了民國知識界的文化底線。相比之下，今天鋪天蓋地的鵲橋相會的PS圖和flash動畫的從業者們，大致沒有人去認真解讀七夕，更沒有人反思文化，只是充當了一個全民盲從的蹩腳推助手，因為他們自己就是文化藝術的盲從者和迷失者之一。

美術界的媚西和盲從觀念不僅表現在缺乏思考的應景圖片，更滲透於行業的種種定義，比如對著名藝術及冠以「的畢加索」「的梵高」等名號，連甘肅麥積山石窟第44窟的一尊西魏早期的菩薩塑像，因面露微笑，溫馨典雅，而被「讚譽」為「東方的蒙娜麗莎」，而她足足比蒙娜麗莎早誕生了1000年。

七夕前後，應該是高校發送新生錄取通知的密集時段，其間飽含了萬千父母學子的殷殷期盼。我想，「乞巧」同「乞學」有著等同的文化含義，如果七夕成為公開的聯考「放榜日」或藝術節的固定開幕日，或許可以稀釋大眾所向的「情人節」，教育、文化等職能部門不妨實驗一番，將傳統節日同現代生活的關係重新梳理。

杜牧詩云：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詩中勾畫了唐時代的七夕生活，傳達了不悲不喜的靜觀思想。今天，我們都已經無法較真於傳統和西方、文化與生理、歷史與當下等問題，而缺乏的正是杜牧式的冷靜、豁達、宏觀的人文情懷和天下大同觀念。在這個意義下，七夕無疑是一味試劑，檢測出了偏移的社會價值，也檢測出了素養與情懷缺失的藝術生態。

註：本文原載《大河美術》2016年8月15日第8版「半月評談」欄目，文章原名「七夕：從女性藝術節到情人節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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