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的這個地方在宋代飛速發展，相當於現在的天津對北京那麼重要

澶淵，即今日的河南濮陽，它在北宋時和今日距黃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開封，也不過200多里。它對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地位，一如現在的天津對北京。

澶淵之盟是北宋與遼經過多次戰爭后所締結的一次盟約。這次澶淵之盟在歷史上被當作是一種恥辱。但是，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它到底是對宋朝的侮辱，還是亂世中難得的休養生息呢？ 200多里的距離，以死對頭契丹輕騎兵平均日行180里的速度，一天半左右即可兵臨城下，扼住宋朝的要害，猶如打蛇打七寸。長於婦人之手、喜好讀書、樂進士人的宋真宗趙恆當然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事實上，父親趙光義三征契丹三次大敗留下的對契丹的恐懼，已經對皇帝的心理健康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尤其是第二次征契丹，宋軍崩潰，他引《遼史》的記載，稱「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

英雄老子都打不過契丹人，后一輩又如何能展國威於塞外？30歲繼位的宋朝第三位皇帝不會做「菲分之想」。除了內心的恐畏，另一個原因也使得他沒有必勝的勇氣。自979年宋與契丹正式交戰以來，宋朝軍費開支連年遞增。中央軍禁軍至宋真宗時已達43萬多人，地方軍也近50萬，光是養這些兵，每年就要支出5千萬緡，相當於人民幣150億。 趙恆御宇初期，中央財政收入還能勉強應付這些開支，但到了皇帝的後期，也就是趙恆「龍馭上賓」的前兩年，中央財政收入為15億緡，相當於人民幣450億，而當年支出則為1.2億緡，國庫里的錢已所剩無幾。國家財政出現危機，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向百姓增稅，導致民怨沸騰，社會矛盾凸顯。趙恆的日子很不好過。

趙恆發自肺腑地想要做一個安穩天子，不要給自己添麻煩，也不想給百姓製造不安。國家疲敝的現實加深了他的懦弱。還未交手，趙恆已經自我投降了。不過事情往往就是這樣：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趙恆想要做沙子里的鴕鳥，但契丹人卻不給他這個機會。 契丹，由於實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至契丹第二個皇帝耶律德光，其兵力已達50萬之多，且多為騎兵。耶律德光死後60多年，趙恆的宋朝所養的軍馬也才20萬匹左右。北宋時期優良戰馬的產地，一是燕雲北地，一是甘涼河套，前者已為契丹所奪，而後者則在1002年，被党項人攻佔。時人普遍認為「軍事之先，莫如馬政」。失去寶馬之所，現有的戰馬又比不了敵手，這讓趙恆根本沒有強硬的資格。

此時掌握契丹實權的是太后蕭綽，後世對她的評價是能駕馭契丹皇族將領，也能重用降人。應該是個果敢有決斷的人物。宋朝在太宗時期的節節失敗，以及真宗敗於黨項，讓她看到了趙恆的可欺。加之因為重用降人，對宋朝內部的形勢必然知曉甚多。1004年秋天，蕭太后與契丹國主耶律隆緒親提20萬大軍南下，其勢深入宋境700里，在攻佔了現在的河南清豐以後，將澶淵城三面包圍。 聽到契丹圍困澶州、進逼開封的消息，趙恆徹底慌了神。他想到了逃命，逃到哪裡去呢？近臣有的說像唐玄宗一樣去四川，有的說去金陵，趙恆斟酌再三，覺得金陵山水佳景，姿態婀娜，是個好去處，便收拾細軟準備動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寇準阻止了皇帝的行動。

在他看來，遷都的舉動無疑會將國家帶人萬劫不復的境地，而契丹兵鋒雖勁，但如果皇帝御駕親征，必能鼓舞士氣，鹿死誰手還不一定。趙恆勉強答應，可是當車駕來到現在的河南滑縣時，趙恆又打起了退堂鼓，因為近侍告訴他，契丹人又往前線增兵了，寇準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趙恆這才萬分不情願地來到了澶淵城。當宋軍看到城頭晃動黃龍旗后，果然如寇準所言，「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這時候似乎老天也來幫忙，契丹總司令官蕭撻凜被宋將射殺。主將一死，諸軍心亂，鬥志全無。蕭太后也因痛失大將而心灰意冷，決定罷兵而去。 蕭太后心情沉痛，但腦子卻一點也不糊塗。她要求與宋朝皇帝訂立盟約，獲得一些實在的好處，否則回去不好交代。趙恆自然求之不得，便出現了「與契丹之遼議和，遼兵北撤，恢復戰前狀態」的情形。讓奉行大棒政策的契丹兵撤離，宋朝付出了每年給契月10萬兩白銀，20萬匹絹的代價。當然，為了顏面上的好看，趙恆在盟約上將這筆錢稱作「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此外，兩國還互開邊境貿易，互通有無。戰前契丹不讓匹馬入宋，盟約簽訂后，馬匹也成了邊境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

盟約簽訂后，契丹與宋之間不加兵者121年，最重要的一段收穫則是沒有割地，在和約的交涉中，南朝並不是毫無所得。兩個原本相互視若仇寇的國家，彼此能保持121年的和平局面，是很難得的。正是有了這段不見兵戍的日子，契丹才出現勝景之期，宋更是了不得。121年，在宋為宋真宗至宋徽宗，雖時有西夏寇邊，但終究向宋稱臣，金人襲擾，以致靖康之恥，已是后話。這段歲月，宋朝基本處於國穩民富的狀態，最盛時當屬宋仁宗趙禎柄國時期。 人戶數是衡量國家富強的一個重要方面。1029年，全國戶數為10162689；1042年，達到10377640戶；1048年，增至10904434戶；1060年，增加到12460000戶。「仁宗盛世」的另一個表現在於，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宋仁宗慶曆年間，朝廷每年能徵收2.2億貫的商業稅，相當於人民幣66億元。這是對內，而對外的海關收入，在宋仁宗嘉祐年間（1056年~ 1063年），每年達到53萬貫，相當於1.5億元人民幣。

商品經濟的繁榮，加大了對重金屬的需求量，同時，科技的發展，也使採礦量大幅提升。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年~ 1053年），朝廷年得鐵量為7124萬斤；年得黃金15095兩，白銀219829兩，黃銅5100834斤；鉛98151斤，錫330695斤。 宋仁宗時，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交子以鐵錢作為本位，每兩年發行一次，每次發行額為1256340貫，為了保證交子隨時兌換，朝廷還另外儲備了36萬貫銅錢。

北宋中期如嬰孩般地迅猛成長，有其自身努力的因素，也是時代進步所致，但客觀地說，如果沒有一個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很難擁有這樣巨大的成就。每天打打殺殺，如何能一門心思搞建設？ 宋真宗時的國民經濟雖沒有仁宗時那麼發達，但是10萬兩白銀，20萬匹絹，「只佔宋朝政府收入之一小部分」。用這小小的付出，換來百年的寧靜，「無疑要比戰費來得便宜」。對宋朝來說，顯然是筆劃算的買賣。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亂世中難得的安靜的確讓人倍感欣慰。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思想界及整個歷史」，「所以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這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