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學者：不必對中國企業創新能力感到悲觀

編者按：

對而言，創新變得越來越重要。國內外從來不缺對創新能力的批評質疑之聲，但專利數量卻呈爆炸性增長。那麼創新的進展與前景究竟如何呢？會遇到哪些挑戰呢？

魏尚進、謝專和張曉波2017年發表在《經濟學展望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的一篇論文From 「Made in China」 to 「Innovated in China」: Necessity, Prospect, and Challenges試圖回答這些問題。本文總結了他們的主要觀點。

本文著重討論企業創新，主要發現是：

一、在研發投入強度方面已經趕超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均值；

二、不論是專利數量還是質量看，近年來創新方面表現非常好，不必對企業的內生創新能力感到悲觀；

三、工資上漲和市場擴大是專利爆炸性增長的重要原因；

四、在創新領域存在一些資源錯配。私企比國企的研發效率更高，但國企獲得了與經濟效率不匹配的研發補貼。

由此，研究者給出的政策建議是：讓不同類型的企業處於同一起跑線上，同時減少補貼和稅收，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率。

撰文 | 魏尚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資深訪問教授）

謝專（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央外匯業務中心，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

張曉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國家「千人計劃」講座教授）

經濟發展前景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麼？

改革開放后，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也面臨經濟增速放緩等問題。

從1980年到2015年，人均實際收入累計增加了17.6倍。除了人口不足百萬的石油產出國赤道幾內亞，沒有其他國家在同期像增長這麼快。但是，經濟現在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從2012年至今，經濟增長率已下滑至6～7%，其中有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還是結構性的。經濟在過去35年的增長主要依賴於一系列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改革、低工資和人口紅利。但現在，的工資水平已經高於大部分經合組織（OECD）以外的國家，例如，目前的工資水平是印度的三倍。的勞動人口數量從2012年起已經開始下降。

過去在增長中發揮作用的因素無法持續，未來經濟增長需要更多地依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2015年，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到43.3%，未來很難再依靠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實現經濟的高增長。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其他國家對產品的需求顯著下降，而的工資持續快速上漲，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逐漸失去比較優勢。同時，從80年代初期開始嚴格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了超低生育率和非自然的人口撫養比，使得產生巨大的人口紅利。但目前這一政策所產生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現在勞動力數量正在下降，人口撫養比正在攀升。

不利的人口結構和不斷攀升的勞動力成本等結構性因素意味著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下降了。未來要想實現穩定的經濟增長，提高生產率勢在必行。提高生產率的一個辦法是進行更多的結構性改革。但是，兩方面因素會讓未來改革的步伐放慢：一是現在的利益集團與過去相比，擁有更多阻擋改革的手段，二是較容易實現的改革已經完成，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因此，通過進一步改革提高生產率的空間比以前要小。另一個提高生產率的方法是創新。創新包括創造新產品，改進現有產品的設計、外觀、生產流程，建立新商業模式、新品牌和新市場策略。

面對不斷上漲的工資水平和疲軟的外部需求，企業需要做出一個艱難的抉擇：「進」、「出」、「上」、還是「下」。「進」，指的是將企業從沿海地區搬遷到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內陸地區。但是，由於沿海和內陸地區工資水平逐步收斂，並且內陸企業面臨更高的運輸成本，「進」的策略至多是一種權宜之計。「出」，指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將的生產技術與更貧窮國家的低勞動力成本相結合。「上」，指的是創新和升級，企業通過研發新技術和新產品來減少對低成本勞動力的依賴。「下」，指的是關閉企業，退出市場。對於單個企業而言，「下」是一種選擇，而對於整個國家而言，不可能允許所有企業都退出市場。因此，經濟發展前景的決定性因素是企業能否「上」——實現創新升級，以及創新升級的速度有多快。

所以在此，我們將著重討論企業的創新，主要的發現是：一、在研發投入強度方面已經趕超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均值；二、不論是專利數量還是質量看，近年來創新方面表現非常好。不必對企業的內生創新能力感到悲觀。三、工資上漲和市場擴大是專利爆炸性增長的主要原因。四、在創新領域存在一些資源錯配。私企比國企的研發效率更高，但國企獲得了與經濟效率不匹配的研發補貼。有意思的是，國企往往面臨更高的實際稅率（營業稅和增值稅占收入和增加值的比重）。由此，我們給出的政策建議是：讓不同類型的企業處於同一起跑線上，同時減少補貼和稅收，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率。

研發資金和人員投入正追趕發達國家

創新型的國家或企業通常都會在研究開發（R&D）上大量投資。美國、日本和德國，這三個最大的高收入國家2014年在研究開發上的投入資金超過GDP的2.7%，比同期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高近50%，是多數最不發達國家的三倍。如果希望轉型成為創新型經濟體，需要保證足夠的研發投資。

事實上，在研發資金和人員上正迎頭趕上，超過許多發達國家的水平。圖1比較了和其他國家的研發投入佔GDP的比例。明顯可以看出，高收入國家研發投入的強度普遍更高。對於，我們畫出了1995年至2014年的研發投入強度。2010年，的研發投入強度超過OECD國家的中位數，到2012年則超過了OECD國家的均值（1.88%），而2012年的收入水平連OECD國家均值的1/5都不到。截至2014年，的研發投入強度上升至2.05%，整體上甚至超過了許多發達國家。

另一個度量創新投入的指標是研發人員的比例。1996年，每百萬人口中研發人員數量是443人。截至2014年，的研發人員比例上升至每百萬人口1113人，但仍不到美國、日本、德國和以色列等科技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當然，由於人口眾多，研發人員絕對數量上已經超過它們。此外，的研發資金增長快於研發人員數量的增長，意味著每個研發人員平均可支配的研發資金也在增長。

圖1 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國際比較

註：的數據範圍是1995-2014年，其他國家是2014年或能獲取的最新年份。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OECD資料庫

能從一個「世界組裝工廠」變成創新強國嗎？

如果單從西方媒體的報道來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西方媒體有大量關於企業侵犯知識產權的新聞。但我們也看到許多正面的例子。比如，騰訊被視為世界上最有創新活力的互聯網企業之一，華為每年獲得的專利授權量比蘋果公司和思科公司還要多。為了驗證這些創新的例子是普遍情況還是個案，我們進行了系統的數據分析。

創新的產出可能有多種形式，如專利、商業秘密、商業流程或商業模式等，也可能發生在商業領域之外，例如文化。不是所有的創新都能很好地被度量。由於專利數據較為系統，我們主要關注專利的增長。

的專利數量從1995年起呈現了爆炸式增長。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申請從1995年的83,045件火箭般地上升到了2014年的230多萬件，年均複合增長率19%（表1第1列）。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的數據，於2011年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專利申請接收國。2016年來自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為4.32萬件，較前一年激增45％，僅次於美國的5.6萬件和日本的4.52萬件。

表1 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1995-2014）

專利為何呈現爆炸性增長？是不是像有些媒體所批評的，這種井噴式增長是由於專利授權標準低（進而質量低）造成的？通過國際比較發現這不是合理的解釋。衡量專利授權率的一項指標是t年專利授權數量與t-1年專利申請數量之比。基於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近些年的專利授權率為30-40%，基本上處於各國的中間水平，高於印度和巴西（約20%），但低於美國和韓國（約50-60%）。因此，相對於其它國家，的專利授權率並不是高得離譜（圖2）。

圖2 金磚國家、韓國和美國的發明專利授權率

註：授權率的定義是t年的授權量與t-1年的申請量的比值

數據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

事實上，的專利不僅數量增長快，質量增長也很快。有幾個方面的證據：一是從專利結構看，技術含量最高的發明專利的佔比從1995年的8%上升到了2014年的18%（表1）。2005年，授權給外國申請人的專利佔比超過20%，而2014年這一比例下降至7%。這說明2005年以來，自主創新在經濟增長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二是企業在其他國家獲得的專利數量在1995年至2014年期間年均增長達到30%（表1最後一列），超過在獲得專利數量的增長率。以審查嚴格的美國專利商標局為例，企業獲得的專利授權數量從1995年的62件增長到2014年的7236件。前一階段（1995-2005）的年均增長率是21%，后一階段（2005-2014）的年均增長率上升至38%。在主要發達國家和金磚國家中，只有印度達到了類似的增長速度（表2）。

表2 若干國家的企業在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獲得的專利授權量

三是在控制人口規模和收入水平后，在專利數量上企業的表現比其它國家在類似的收入水平階段要好。四是從各國授權的專利被外國專利引用的次數看，經過人口數量和收入水平的調整，企業相對於其它國家的企業表現依然突出。事實上，授權的發明專利被外國專利的引用次數在1995-2005年期間年均增長34%，而在2005-2014年期間更是加速至49%。

總體上講，不僅是專利數量出現了爆炸性增長，而且一系列國際比較顯示，專利的質量隨時間推移也呈現出實質性的穩步上升趨勢。我們沒有理由對企業的內生創新能力感到悲觀。

通過實證分析，我們發現市場規模擴大和工資上漲是專利快速增長的重要驅動因素。面臨更大規模的市場，企業更容易收回研發成本，因此更有動力增加研發。在過去幾十年間，與世界經濟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後。數據表明，出口企業確實比非出口企業更加創新。其它國家關稅的降低（意味著更大的市場）也對企業創新有正向作用。2004年以後，的實際工資年均增長超過10%。一些學者認為已經過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這意味著依靠廉價工人的時代結束了。雖然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專利都增加了，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專利佔比從1998年的55%上升至66%。持續上升的勞工成本可能誘導了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更多創新以替代愈發昂貴的勞動力。

創新領域的資源錯配

和其他發達經濟體，如美國、日本，甚至韓國相比，在創新方面差距仍然很大。在2015年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發布的《全球創新企業百強》名單中，日本和美國企業佔據主導地位，沒有一家企業上榜。更加系統的數據同樣顯示與其它發達國家在創新領域面臨很大差距。雖然人口有很大差距，日本、德國和韓國的企業在美國獲得的專利數量仍然比企業多兩倍以上（表2）。一部分差距反映了發展階段的不同。但另一部分差距可能是由創新資源的錯配導致的。

在九十年代國企改革之後，國企數量佔比快速下降。但是，多數留下的國企規模都變大了，而且這些企業多位於上游產業或戰略性產業，面臨的競爭壓力比私企低。國企一方面能獲取更多政府資源，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話語權。有研究表明國企獲得了更多的信貸支持、但資本回報率和生產率低於私企。

許多發達國家政府也會對研發企業進行補貼，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研發補貼這項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在於補貼與企業經濟效率之間是否匹配。我們發現政府的研發補貼能夠促進企業的創新，但國企獲得了與經濟效率不匹配的補貼，創新領域存在資源錯配問題。

基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料庫2005-2007年的數據，整體而言，企業每投入千萬研發資金，私企和三資企業分別產生6.5個和7.6個專利，而國企則只產生2.2個專利。控制企業規模后，我們也看到外企和私企的研發投資回報比國企更高（圖3）。但是相比於外企和私企，國企獲得了更多補貼（相對於銷售額）。這說明研發補貼與企業的研發效率不匹配。

圖3 不同類型和大小企業的每百萬研發投入產生的專利數量

註：將企業根據銷售額規模分為十個區間，在每個區間企業再按照所有權類型分類。國有企業是指國有股權佔比超過50%的企業，外資企業是指國有股權小於50%、外商和港澳台股權大於10%的企業；其他企業定義為私有企業。

從理論上講，生產效率最高的企業應該追求創新，而生產效率較低的企業應該模仿。用這個理論框架與台灣的數據對比，有學者發現一些低生產率企業在研發投資上投入過多，一些高生產率企業研發投資反而不足。基於他們的測算，如果能夠減少研發投入錯配，工業企業在2001-2007年間的生產率可以增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總而言之，當創新活動的社會收益大於私人收益時，政府應提供補貼，但不應該因企業所有者類型不同而區別對待。如果研發補貼更加公平，更加與企業經濟效率匹配，在國家層面上的創新產出會更高。■

《知識分子》是由饒毅、魯白、謝宇三位學者創辦的移動新媒體平台，致力於關注科學、人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