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星林華蓉傳銷之死背後：底層青年逆襲的悲劇

李文星、林華蓉被貧困的家庭寄予了改變窘迫處境的厚望，他們代表了一股迫切向上的草根力量，而不斷收窄的青年上升通道，讓傳銷有了可乘之機，最終，他們在橫衝直撞中犧牲了自己。

AI財經社（ID:aicjnews）

文 | AI財經社 鄭亞紅

編 | 嘉辛 祝同

就讀於985高校的李文星，曾是整個家族的希望。

他懂事有擔當，回趟家捨不得坐卧鋪，卻在求職的路上誤入傳銷，最終溺死在了冰冷渾濁的水塘。李文星后，極端案件接連浮出水面，林華蓉、張超等多名大學生命隕傳銷。

當許多個個體的不幸接連發生時，我們不能再捂住耳朵說「這是偶然事件」。

2003年9月，廣西查獲一個傳銷窩點，涉案500多人中，有90%是大學生。2010年8月，南京市查獲了迄今為止全國最大的一起在校大學生傳銷案，案件涉及33所高校的834名在校大學生。更有說法，很多北派傳銷組織里有80%左右都是被騙來的大學生。

曾經這個被譽為「天之驕子」的群體，如今為何頻頻落入傳銷的圈套、成為受害者？

根據教育在線數據顯示，2016年高校畢業生為765萬人，比去年增加16萬人，而整個青年的就業群體加在一起約有1500萬人，就業壓力十分大。對於處於社會底層的大學生，這種壓力更是壓在身上的一塊重石，他們急於想擺脫，悲劇性在於越奮力越容易走進陷阱。

從過往案例中不難發現，受害大學生多出身農村，家境貧寒，性格內向。林華蓉、李文星們最後以終結生命的方式來對抗傳銷，但他們受到這份「工作」吸引，因為傳銷者製造的美麗陷阱，對貧困大學生來說是改變命運的通道。這一系列事件，折射出的也許是，底層青年在改變命運過程中不斷碰壁的最大荒誕。

信息的壁壘、技術倫理的濫用、個人遭遇的疊加，讓他們成為最終的受害者。

家族的希望

李文星，23歲，出生在山東德州的一個農村家庭，有一個妹妹；張超，25歲，家在山東鄆城縣郭屯鎮村西邊，家裡還有一個弟弟；林華蓉，20歲，貧困女大學生，父母雙雙在外打工，有一個弟弟在讀高一。

家境貧寒，卻生來懂事、能吃苦，是他們共同特徵。

張超從小就抱著上大學的信念，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在媒體的報道中，張超上學時生活拮据，恨不得一塊錢掰成兩半花，高中時一頓飯常常用3塊5打發掉。

2017年8月11日西安警方對全市多個傳銷窩點進行清查。@視覺

後來，品學兼優的孩子，考上大學，成為家族的榮耀，他們和家裡人都覺得，從此命運被改寫的概率加大，擺脫貧困和鄉村指日可待。

張超的父親在外省打工，睡大街、吃三五塊的面。母親在離家一小時車程的制板廠打工，12個小時工作下來，常常累得碗都搬不動。

林華蓉村裡出了幾個大學生，出去之後，在外面買了房，成了城裡人。她高中時就對奶奶說，將來考上大學，要把爺爺和奶奶接到城裡住，讓他們享福。

李文星的父母對他的期待更為務實——日後賺了錢給妹妹在鎮上買房子，或者兄妹倆將房子買到德州，挨在一起。

李文星、張超、林華蓉，他們的家鄉在閉塞的農村。那裡一方面受到現代科技的衝擊，微信支付和網路視頻已經走進村莊；另一方面，他們仍固守著傳統的小農思想，子女聯考之後院子里仍大擺流水宴席，考上大學的孩子依然被視作家庭逆襲的跳板。

告別天之驕子

雖然大學在擴招，但農村孩子考大學，特別是名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個多月以前，北京市的聯考狀元說了一番話走紅網路，他說「現在農村地區的孩子越來越難考上好學校，而像我這種父母都是外交官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享受北京教育資源上得天獨厚的條件，對學習習慣和性格上培養都是潛移默化的，每一步基礎打的牢靠，所以最後自然就水到渠成。」

十年寒窗苦讀，一拔農村孩子被淘汰了，另一拔農村孩子則從中脫穎而出，考上大學。

鯉躍龍門后的農村孩子，或許在接近畢業時才知道，大學生的「天之驕子」時代一去不復返。隨著大學擴招，大學的精英教育已變成平民教育，大學生畢業之後的價值已經今非昔比。

2017年8月15日，鄭州市鄭東新區啟動打擊傳銷專項行動。圖為抓捕現場。@視覺

教育在線數據顯示，2016年高校畢業生為765萬人，比去年增加16萬人，而整個青年的就業群體加在一起約有1500萬人，就業壓力顯而易見。

李文星曾經對朋友抱怨，985出來的還不如一個專科學校學計算機的；張超因為一份5000元、提供五險一金的工作，放棄了雲南原有的工作；林華蓉接受了3000元的暑假兼職，覺得可以為家裡減輕一點負擔。

工作有多難找？李文星並不是沒有懷疑過這份天津的邀約，他跟朋友說「我都不知道靠不靠譜，我怕是傳銷。」可能是20多份石沉大海的簡歷，讓急需工作的李文星踏上了那班城際高鐵。

李文星在東北大學讀資源勘查工程專業，這是一個邊緣化的冷門專業。就業是這個專業的學生共同面臨的難題。李文星曾經準備過考研，還試水過培訓機構的考試，後來又寄希望於學習java來找到一份好工作，一飛衝天。

張超，上大學期間就去縣城打工，每天從下午四點工作到凌晨兩三點。畢業以後，張超去了雲南六建，他的父親張國超說「當時孩子去雲南也是看就業情況不好，著急簽了約。」

擴招之前，大學生不僅不愁沒有工作，大批寒門之子通過上大學、下海經商完成自身階層的上升。

而近些年，就業壓力增大，上升通道收窄，加劇了出身底層青年奮鬥的難度係數。想要靠一張大學門票，通關整個人生的好事。

平台的助惡

李文星們的死亡，罪惡的深淵在傳銷。

李文星們像無頭蒼蠅一樣，蒙眼摸索，未來職業規劃一片混沌。開放的互聯網為他們敞開大門，將海量選擇不加篩選地推送到解渴的青年面前。

在人人嘴邊都在念叨「互聯網+」的時代，傳銷組織也不落後。電腦屏幕的另一端，傳銷組織將觸角伸進了互聯網，通過招聘、相親等方式吸引年輕人。

從殺熟到借招聘之名行騙，傳銷得以作惡邏輯本質並沒有發生變化。傳銷瞄準了那些焦急的年輕人，他們迫切地想要改變現狀，但暫時走投無路。

天津靜海「蝶貝蕾」傳銷活動現場。@視覺

據三聯生活周刊報道，傳銷組織里有一個正在讀大二的女生。她來自山區，家裡很窮，進入傳銷后，被成功洗腦。東拼西借7萬塊，把弟弟發展為下線。她站在大卡車上痛哭流涕，沖著底下的人群說，「感謝將我帶進來的人，我終於找到了組織，找到了發家致富的門路。」

誤入傳銷之前，這些底層青年的生活就很艱辛。他們從一開始，就帶著家庭的烙印負重前行。在改變命運的這條進擊之路上，他們最終倒在了傳銷的設置的陷阱里。

事情結束之後，李文星和張超都因為生前未婚，不能進祖墳，便葬在了村邊的自留地。林華蓉的遺體已經火化，但因為一些風俗，還沒被帶回到家鄉，留在了湖北。

作為承載發布傳銷信息的平台，開始用盡一切辦法危機公關。對於他們而言，只不過是成為獨角獸理想道路上的一個坎而已。風頭會過去，理想會重回舞台。

李文星們到底在告訴我們什麼？

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分為先賦地位和自致地位。先賦，即是出生時所繼承下來的階層、財富和聲望；自致，則需要後天努力來獲得。

通常來說，二者有機結合，但若追根溯源，總有一個會發揮決定作用。

聯考狀元大多家庭中產，父母知識分子，他們在一出生時便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接受開放的信息，眼界開闊，並能從父母那裡繼承更廣的人脈、接觸到更多的社會資源。

這些條件在之後的人生里，會發揮指數級的正向效果。如上述聯考狀元所說，這可能先要歸功於先賦地位。

先賦地位，帶來的不僅是看得見的資源、信息、人脈，更多的是看不見的東西。比如孩子良好的社會化，包括其性格、視野、價值觀等，都能以更加合理、健康的形態獲得。他們也能在日後進入社會後，更好地適應社會，處理矛盾和關係。

而傳銷案件中的受害青年出身貧困，信息閉塞，家庭也並不能為其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建議，人生的每一步都需要自己獨立與世界對抗，這屬於自致地位。

澎湃的那篇報道中寫著「張超也從來不跟家裡人訴苦，報喜不報憂、逆來順受好像已成為他的習慣。」因為報憂是徒勞的，不會解決問題，只會增添其苦惱。

這些孩子的家庭，本身不具備造血能力，父母沒有知識和關係為其人生路打通一些障礙。原生家庭幾乎一無所有，並不能為其提供有效的上升通道，甚至，有些極端情況里，家庭都無法成為一個避風的港灣。他們急於自立、照顧家庭，而他們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工作機會。

同樣，他們因為父母知識文化水平的限制，生活環境的影響，在其社會化的過程中，受到家庭和父輩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會存在，農村的孩子大學四年下來，仍然沒有脫離原有思維，無法融入集體。他們可能會內向、敏感、不自信，或者不善於處理矛盾和衝突。

張亮亮曾被困於傳銷組織，因身體消瘦20斤，沒去找工作，在家製作葫蘆烙畫，圖為正在路邊賣葫蘆。@視覺

李文星從不向人借錢，沒找到工作不願意見來京出差的發小。而張超從來不做領導者，專註做一個追隨者。

這些孩子成長中所承擔的，已不是個人命運，而是和家族深度捆綁。他們就像一個戰士，衝鋒陷陣，前方究竟何種模樣，於他們而言一無所知，沒有親近的人傳授經驗，更無人脈資源可用。

從媒體的報道中，不難看出這些身陷傳銷的年輕人相似的命運軌跡：原生家庭幾乎一無所有，並不能為其提供有效的上升通道，他們急於自己自立、照顧家庭，而他們最缺少的就是一個工作機會。

他們如手無寸鐵一般，赤膊上陣，前方複雜兇險，有鮮花但也有陷阱。有人獨自闖蕩可能會受傷結痂后變得強大，有人不堪其苦滯留原地，還有少數人在此過程中喪了命。

路，總歸是要靠自己走的。讓他們奔走時少些荊棘，是我們和這個世界應該做的。

（楊紅欽對本文有貢獻）

【AI財經社原創，《財經天下》周刊出品】

【想看更多，請移步「AI財經社（ID:aicjnews）」微信公眾號】

本文為作者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