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近代產生的那些仁人志士你知道幾個

這是一個用心銘記的的節日，千百年來我們選擇了在這一天與我們的祖先進行心靈的對話，用一種樸素而虔誠的方式，來表達內心深處的那份銘記，無論是細雨霏霏，還是艷陽高照，這個節日，既有著生離死別，慎重追遠的深切情思，又飽含著萬物更新，生機勃勃的欣慰與感念，如此的情懷與行動也體現著清明節的與眾不同。清明節不是簡簡單單的一種儀式，羊小咩一直認為清明節的內涵是對「身」的放下，對「心」的注視。只有這個時候儀式才能體現對祖先真正的敬畏和尊崇。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臧克家的這兩句詩羊小咩感覺用在今天真的很合適，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在五千年的歷史發展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特別是1840年以後，中華民族遭受著封建壓迫和列強侵略的深重苦難，一代代仁人志士在黑暗中尋找救國救亡的的道路，為民族的解放、為人民的幸福前赴後繼，英勇奮鬥，中天羊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處的甘肅地處祖國的西北，又是一個多民族的省份，在這個歷史的變革時期，他的命運無不與祖國的命運休戚與共，甘肅無數的仁人志士同樣關注著這個苦難的民族，他們在吶喊、在奮鬥、在奉獻，譜寫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今天是清明節，是一個緬懷先賢的日子，就讓我們走進他們其中的幾位吧……

抗擊八國聯軍甘軍統帥董福祥

董福祥(1840年1月8日-1908年2月9日)，字星五，甘肅環縣(當時屬寧夏固原)人，清末著名將領，早年組織漢民民團反清，后在陝北被左宗棠部劉松山擊敗，投降清軍，所部改編為董字三營，先後從劉松山、劉錦棠剿滅陝西、甘肅、西寧(今屬青海)等處回民起義，升提督因其部屬皆為甘肅各族子弟，故稱甘軍。1875年，他追隨左宗棠參加了驅逐沙俄走狗，收復新疆的戰役，並且在戰役中屢獲戰功。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變爆發，慈禧太后為加強宮廷保安，召董福祥入京。6月9日董福祥率部進入北京，駐守永安門。6月11日，董部奉命開入永定門，剛好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乘車欲出城郊探望經清廷總理衙門批准到使館區保衛日本使館的日本警衛隊24人，董軍營官喝問"何人"，杉山彬據實回答，然未說完已被營官抽刀刺殺，其屍體被甘軍肢解，並剖腹取出腑臟，塞入馬糞，再棄於路旁。杉山彬死後，慈禧太後派榮祿及啟秀到日本使館致歉，並召董福祥及端郡王載漪面斥，但李鴻章以如懲罰他則恐甘軍嘩變為由勸阻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本想擬諭旨懲凶的計劃也只好作罷。事後，載漪稱董福祥是了不起的好漢。

6月20日，清廷命令榮祿攻打使館區，榮祿因怕當替罪羊負責任，先是裝病交出兵權，后因懿旨難違，便命沒有大炮只有土炮的董福祥部圍攻東交民巷的使館區，而按下自己有德式裝備的武衛中軍。董部甘軍自6月20日至6月23日一連四天每日發炮三百多發，但無法對使館區造成大損害。6月25日，榮祿奉旨停攻使館，並派人送西瓜蔬菜等慰問品到各國使館，又派人假扮走私販將大量先進德制後膛槍等軍火入使館以加強使館區的防衛。6月28日，甘軍又恢復攻擊，其後打打停停五十餘日直至8月14日，始終未能攻下使館區。

8月14日，八國聯軍自通州攻打北京，董福祥率軍在廣渠門與英國軍隊作戰，下午2時，廣渠門被攻佔，董福祥後撤至東便門、朝陽門、正陽門一帶繼續抵抗，擊斃沙俄軍團長安寧科夫，擊傷其將軍。8月15日，慈禧攜光緒帝西逃，董福祥擔任隨扈大臣。10月26日抵達西安。

清政府與八國聯軍議和期間，董福祥被八國指控為"首凶"，要求清政府將其處死。慈禧因其護駕有功，百般回護，最終以革職永不敘用論處。董福祥對此一決定非常不滿，一度計劃自行招募軍隊赴山西繼續戰鬥。慈禧恐其破壞和談，令光緒帝賜其手書"他日聞鼙鼓思將帥，舍爾其誰屬哉"，要求他守時待變，以圖再舉，董福祥方才回鄉隱居。后在金積一代屯田，並建莊園，人稱董府。董福祥臨終時，將所存軍餉40萬兩上交國庫，沒有遺留給子孫。此舉值得人稱道。

隴上鐵漢安維俊

清光緒十九年(1893)，一份滿紙義憤、鐵骨錚諍的奏疏，從東南沿海的福建直抵大清王朝的金鑾大殿，如同萬鈞雷當空炸裂，頓時朝野震驚，因為這份奏疏的刀鋒，直逼權傾一時的直隸總督大臣李鴻章和恩威並重實握皇家大權的慈禧太后。這份奏疏就是威震天下的《請誅李鴻章疏》，上疏者便是被譽為"隴上鐵漢"的都察院福建道監察御史、甘肅秦安神明川人安維峻(字曉峰，號盤阿道人，生於1854年，卒於1925年)。

俗語道:"亂世出英雄"。但竊以為"亂世見英雄"這句話放在安維峻身上，方見其英雄真本色。幼年時，安父因三次鄉試不第，遂絕意不仕，一心在家耕作，兼授子侄功課。安維峻自小便受到其父的嚴格教育，同治十二年(1873)，他十九歲時，應試考取第一名，得拔貢生，以七品小官在刑部供職。光緒元年(1875)8月，左宗棠以陝甘總督資格，監試陝甘分闈后的甘肅第一次鄉試，應試者3000餘人，安維峻考取第一解元，光緒六年(1880)朝考為進土，選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授編修。光緒十九年(1893年)，任都察院福建道監察御史。

此時的，當政者昏聵無能，軟弱又自負。為臣者欺上瞞下，唯求一己之富貴和榮華。阿諛奉承，買官鬻爵，投機鑽營，誰願負國家之重軛？誰又願承民眾之艱？況且中日甲午戰爭一觸即發，是心向主戰的光緒皇帝，還是主和的慈禧李鴻章之流，成為區分朝臣有無道義之心的風向標。福建道監察御史這一六品官職，是安維峻任翰林院編修十年後方才被授得，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以鮮有的勇氣和剛直，在短短的十四個月的任期內，連續六十五道上疏，直言諫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請誅李鴻章疏》:"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戰，有言戰者，動遭呵斥，聞敗則喜，聞勝則怒。中外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他鴻章之肉。而又謂和議出自皇太后，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臣未敢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若仍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最後，義正嚴辭地提出要將"倒行逆施，接濟倭賊"的李鴻章"明正典型，以尊主權而平眾怒"。如此直呈國情、代言民意的奏疏一俟入宮，其結果可想而知。惱羞成怒的慈禧一道令下將安維峻交由刑都嚴懲，后經光緒皇帝曲意回護，方得倖免一死。安維峻因此遭革職，被發往張家口補過贖罪。但由此憤書一呼，安維峻"聲震中外，人多榮之，訪問者萃於門，餞送者塞於道，或贈以言，或資以贐，車馬飲食，眾皆為供應。抵戍所，都統以下皆敬以客禮，聘主講掄才書院"(《清史稿》)。

光緒二十二年(1896)，李鴻章簽訂賣國的《中俄條約》，流放中的安維峻痛情難禁，連睡夢中都發出"此疏縱死必上"的呼喊，爾後又奮筆寫下他剛直不阿的長吟:國賊討未成，遺恨長終古。他生猶諫官，褒闕吾其補。

後來也有一身鐵骨熱血的魯迅先生盛讚他是"的脊樑"。光緒二十五年(1899)，也就是遭流放五年後，安維峻被釋回鄉，先在隴西南安書院主講，後於家鄉辦學修道。光緒三十四年(1908)，應聘總纂《甘肅新通志》共100卷81冊。辛亥革命前夕，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撰寫《四書講義》四卷。宣統三年(1911)，復歸故里，在此期間，也就是他的余年裡，整理刊印了《諫垣存稿》四卷、《望雲山房詩集》三卷、《望雲山房文集》三卷等詩文集。

民國十四年(1925)，安維峻終老於家鄉柏堂山莊，享年七十二歲。《清史稿》載:"維峻祟樸實，尚踐履，不喜為博辨，尤嚴義利之分。歸後退隱柏崖，杜門著書，隱然以名教綱常為己任。每談及世變，輒憂形於色，卒抑鬱以終。"--個剛正耿直一生的人，拋卻身家性命而不顧、勇赴於國難的人，一個熱血的人，面對滿目瘡痍、戰伐四起的山河城垣，怎會安然闔目？

安公卒難瞑目，也是他身上那鐵骨鳴響不已、熱血難以冷卻的結果，這不免讓人想起宋代陸放翁的警語:"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開放大學女禁第一人鄧春蘭

鄧春蘭，1898年7月3日出生於甘肅一個開明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鄧宗在蘭州教育科任職；母親梁析熙后在甘肅省立師範教書。鄧春蘭7歲入循化起台堡國小，1911年入蘭州淑貞女子高等國小，後轉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學習。在蘭州師範學習期間，鄧春蘭接觸了不少新鮮事物和進步書刊，使她知道了自辛亥革命以後，蔡元培等人曾多次提出男女教育平等的主張。

1919年春，鄧春蘭從蘭州師範畢業，正為不能升學而苦悶的時候，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於3月15日在《貧地院與貧兒教育的關係》的講演中，再次呼籲男女教育平等時，鄧春蘭看后十分動心。特別是北京爆發"五四"運動，給她帶來勇氣和力量。5月19日，她給蔡元培先生寫了題為《春蘭上蔡校長書》的一封信，傾訴自己多年的願望，強烈要求大學解除女禁，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同班，使女子與男子一樣享有高等教育的權利。她還堅決要求首先入學，"以為全國女子開一先例"。信剛發走，就聽說蔡元培因不滿軍閥政府對外賣國、對內血腥鎮壓學生運動而憤然辭職。因而鄧春蘭的呼籲未能奏效。但鄧春蘭並未灰心，又擬了一份《報界諸先生轉全國女子中學畢業及高等國小畢業諸位同志書》寄至北京，再次呼籲全國婦女同胞為大學解除女禁，教育平等而奮起抗爭，並大聲疾呼：「倚賴他人之提倡，何如出於自身之奮鬥？天下安有不耕耘之收穫哉！」

鄧春蘭接連發出兩封信的半年後，北京傳來喜訊，北京女子高等師範破天荒地來甘肅招考女生。鄧春蘭毅然報名，並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鄧春蘭為了爭得這一席女子學權，從7月26日清晨起，她和同時被錄取的其她5名同學，先登羊皮筏子，行至中衛改筏為舟，順黃河疾駛而下，至包頭改坐牛車，至豐鎮換乘火車沿京綏線車行，歷時32天，行程近萬里，終於抵達北京。

不久，北京《晨報》率先發表了鄧春蘭的兩封信。隨後，北京、上海的《國民日報》等也相繼轉載，鄧春蘭要求大學開放女禁的吶喊，與新文化運動呼應，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當時文化界著名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都紛紛為報刊撰寫文章，主張婦女解放，支持男女同校。《少年》、《少年世界》等雜誌還出版了「婦女號」、專門討論了男女教育平等、職業平等及婚姻家庭等有關婦女問題。男女同校問題成了當時輿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議題。11月，復回北京大學校長職位的蔡元培先生深為鄧春蘭堅韌不拔的精神所感動，明確表示：「北京大學明年招生時，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盡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錄取」。

在鄧春蘭的影響下，山西教育聯合會也通過了男女共學的提案；湖南30幾位旅居天津的女青年聯名呼籲北京大學解除女禁；協和女子大學女生奚湞也聯絡一些上海、南京的女青年要求進入北京大學男女同校同班學習；即將赴法勤工儉學的向警予，代表蔡和森和她，寫了一封長信給湖南女青年陶毅，建議她「從速加入要求北大公開招收女生的運動」。在社會輿論的推動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蔡元培先生決定破例招收女生入學。

1920年2月，蔡元培先生經過與當時北大代理教務長陶孟和等人反覆磋商和考核，先後招收了鄧春蘭、王蘭、奚湞、孟曉園、韓恂華、趙懋芸、趙懋華、楊壽壁、程若勤9名女生入學，鄧春蘭分在哲學系，這9名女生，她們成為歷史上男女合校后的北京大學第一批女大學生。

在北京大學的帶動下，全國各高等院校也紛紛效法，陸續解除女禁。這樣，沿襲幾千年的「男女有別」的大學女禁，在鄧春蘭首起奮爭下被打破了。鄧春蘭為大學解除女禁，奔走呼喊，幾經周折，終於成為男女合校第一批女大學生，在教育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光輝的一頁。

愛國將領鄧寶珊

鄧寶珊（1894—1968），原名鄧瑜，甘肅天水人。辛亥革命時，參加新疆伊犁起義。1917年後，在陝西任靖國軍第四路營長、團長、副總司令。1924年參加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任第二軍旅長、師長。1926年後，任國民聯軍援陝前敵副總指揮、國民聯軍駐陝副總司令、國民黨陝西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代理甘肅省主席、楊虎城部新編第一軍軍長等職。

1935年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后，鄧寶珊積極擁護共產黨「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確主張，在晉、冀、魯奔走呼籲各方團結抗日。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鄧寶珊積極支持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提出的八項主張，有力配合了事變的和平解決。張學良將軍被扣南京后，蔣介石派三路大軍準備進佔西安，楊虎城將軍處境困難，電邀鄧寶珊赴西安協助處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協調各派之間的工作，對避免內戰、穩定局勢，貫徹共產黨的主張起到積極的作用。國共合作抗戰以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在蘭州設立了辦事處，此時鄧寶珊尚在蘭州，他與共產黨駐甘代表謝覺哉等同志來往甚密，支持辦事處的工作。后鄧寶珊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第二十一軍團軍團長，赴榆林就任。鄧寶珊不辭艱險，恪盡了愛國將領的天職。當時榆林的軍隊來自各個方面，各種勢力錯綜複雜、勾心鬥角。但他十分注意團結各方面的軍事、政治力量，把他們集聚在抗日旗幟之下，為保衛北線積極出力。鄧寶珊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居心和行為深為不滿，衷心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與陝甘寧邊區友好相處，協力抗日。他指示所屬部隊必須「維護邊區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護往來人員和物資的順利出入」。毛澤東同志曾致信鄧寶珊：「八年抗戰，先生支撐北線，保護邊區，為德之大，更不敢忘。」對鄧將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1949年鄧寶珊率部起義。新成立后，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肅省省長；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屆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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