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萬兵：專訪畢飛宇，我是靠閱讀支撐起來的作家！

關於畢飛宇

茅盾文學獎得主、南京大學教授。80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代表作有《白夜》《青衣》《玉米》《平原》《推拿》《蘇北少年「堂吉訶德」》等，其中《哺乳期的女人》《青衣》《上海往事》《推拿》等均被改編成轟動一時的影視劇。日前推出新書《小說課》。

作家向來與閱讀有著不解之緣，茅盾文學獎得主畢飛宇毫不掩飾自己對閱讀的依賴：「我的人生極度蒼白，我基本上是一個靠閱讀支撐起來的作家，因為生活沒有給我那麼多。」畢飛宇也是圈裡出了名的愛拉著人聊小說的「話癆」，如今，他把自己品讀名家名作的欣喜、感動、驚訝甚至戰慄結集成書《小說課》，「我讀小說的心態跟喜歡手串的人把玩手串是一樣的，這本書更多的是一個小說家的直覺感受，表達比較輕鬆。我非常注重直覺，因為直覺可以抵達邏輯永遠也抵達不到的地方。」在接受採訪時畢飛宇這樣告訴記者，「我所熟悉的小說上面是有我的體溫的，而那些小說里的礦物質也會到我的肌膚里來。如果沒有閱讀，我的寫作抵達不了現在這個層面。」

張愛玲太冷 魯迅溫度偏低

新報：你在《小說課》里好像沒選當代作品？是覺得當代作品和經典還有距離？

畢飛宇：當代作家的作品是有的，是汪曾祺的《受戒》。我主要講經典作品，是因為那些作家都過世了，就算我講錯了，人家也不會找我。如果我講余華講得不對，他回頭跟我說「畢飛宇我可不是那個意思」，我這臉往哪放？所以講經典作品，相對來講更安全一些。當然這是說笑了，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當代文學確實有非常好的作品，但最後是不是經典？我們不知道。好作品可以成為經典，但經典不一定全是好作品。經典的產生過程極其詭異，它既需要內部原因，也需要外部原因，有時候一部經典作品的產生，很可能，歷史給這個作家、給這個作品帶來的機遇比作品本身更重要。大家都熟悉胡適的長詩集，任何時候談起新詩史都要說它，它確實是經典，但是那些詩好嗎？沒有一個人會認為它好。

新報：你關於「作家的溫度」的說法很有趣，為什麼你覺得魯迅的溫度是偏低的？

畢飛宇：先講個小故事，導演楊亞洲想把我的《哺乳期的女人》改編成電影時，說要選當時最紅的一個女明星來演旺嫂，被我一口回絕了，我說這個演員絕對不能用，她身上沒有溫度，這個角色是一個母親，一定要挑一個身體有溫度的女演員。回到你的問題，我對別人小說溫度的敏感，首先是從多年前閱讀張愛玲開始的，我看了幾篇張愛玲的小說之後，最大的感受就是「冷」，張愛玲字裡行間的那個冷，能傳到我骨頭縫兒里去。如果張愛玲還活著，我一定不會靠近她，我會拒絕跟她握手，我受不了張愛玲的冷，她太冷了。魯迅的語言文字也特冷，有侵犯性，所以好多人不喜歡他。可是魯迅的小說里有一個特別特別好的東西中和了他的冷——就是魯迅特有的幽默，如果魯迅不幽默，作品的美學價值會打折扣，當然文化價值永遠都不會打折扣，所以我格外喜歡魯迅。

新報：你怎麼定義自己的溫度？會有意識控制溫度嗎？

畢飛宇：我是一個偏熱的人，文字也是偏熱的。過冷和過熱都不好，都有侵犯性、不親切。我一直渴望自己的小說溫度不要那麼高，在寫作的時候我總要控制自己語言的溫度，別讓它過於神經質，儘可能把語言溫度調在比較均衡的位置。一個成熟的作家，無論他在小說內部呈現出多大的力量和多麼重的口味，他首先要保證在文本意義上能達到平衡，這是好作家該乾的事。

新長篇創作 因手術而「難產」

新報：這次的新書並不是你3年前許諾的新長篇。

畢飛宇：我沒有偷懶，這個蒼天可證。我手頭寫的這個長篇，絕對不是一個運氣好的長篇，不知道為什麼寫它怎麼就那麼麻煩。去年這個時候，我的狀態好極了，每天都工作八九個小時，結果3月27日，我的腰出了大問題，做了一次手術，一躺就是幾十天。等能爬起來的時候，醫生反覆告訴我，注意坐勢，後面要墊一個東西，也不能久坐。這一停又是一年多，其間我又把所有的筆記本都弄丟了，就是永遠在折騰我。大概3年前，我已說，這個作品寫了40多萬字，可是它什麼時候能寫完，我真的不知道。

新報：怎麼在寫作中既滿足讀者又滿足自我，有沒有衝突的時候？

畢飛宇：一個作家說他在寫作的時候內心是裝著讀者的，其實是不可信的，但話必須這麼說，因為作品是要給人家讀的。可是如果你心裡真的裝著讀者，我要問，那人是誰？是國中生還是博士生？是80歲還是26歲？是男的還是女的？所謂心裡裝著的讀者，其實就是作家自己，作家會有一個假定，這部作品、這段文字在自己這兒通過了，在讀者那兒也就通過了。別看我對你笑眯眯的，我在寫作時對自己特別苛刻，我會告訴自己，別指望你為大眾去寫作，你是為小眾寫作的。如果現在有人告訴我，畢飛宇在有4千萬讀者，我覺得很可疑，怎麼會那麼多人讀我的東西呢？要是有人告訴我，在有5千人特別喜歡你的小說、是你的忠實讀者。我會感激不盡，5千人還少嗎？一個人可以為5千個人工作，這是多麼偉大跟自豪的事情。

新報：現在看以前的作品，會想推翻重來嗎？

畢飛宇：在作家裡，作品寫完后修改再冷卻，我可能是最捨得耗時間的，等我真的橫下一條心把小說發出去，我就一個字都不會再看了，也很少去反思上一部作品的得失。巴金的作品出過許多不同的修訂版，讀者問他為什麼，巴金回答：「作品是我寫的，我覺得有問題，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改。」巴老德高望重，我們尊敬他，但這個問題上我和巴老看法不一樣。我覺得作家生命的年輪就是靠作品來呈現的，你19歲的作品里每個字都有荷爾蒙的氣息，到了55歲，你覺得那些荷爾蒙的氣息很不體面，你想把它全處理掉，不能這樣的。即使作品是你寫的，可你已不是當時的自己了。19歲的作品充滿荷爾蒙氣息，你就讓它保留荷爾蒙氣息；28歲的作品中有孩子尿布的味道，你就讓它有孩子尿布的味道；35歲的小說里到處都是咖啡的芬芳，你就保持咖啡的芬芳……這樣你會留下非常完整的文學藝術軌跡，它對文學是有用的。所以已經發表的作品，無論我後面有什麼異議，我永遠不會動它，讓它保持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