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抗日時期犧牲的遠征軍戰士「死了第二次」？

核心提示：遠征軍陣亡將士已經在戰場上死過一次了，後來的冷戰和政治意識形態阻隔使他們又死了第二次，再也不能讓他們死第三次了。

受了重傷的士兵。 （美國通信兵第164攝影連/圖）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朱又可，原題：尋找歷史鏡頭中的抗日遠征軍：「他們不能再死第三次了」

為拍攝一部關於在雲南陣亡的美軍少校梅姆瑞的紀錄片，自由攝影師牛子發現了美國國家檔案館中藏有海量的關於中緬印戰場的影像。他掃描了190張照片，這些照片用在了紀錄片《尋找少校》和章東磐撰寫的遠征軍田野調查筆記《父親的戰場》一書里。檔案館的工作人員告訴牛子，這些照片自從進入檔案館來，60年沒有人動過，他是第一個檢索和掃描這些照片的人。

章東磐的「父親」，並不是國民黨的遠征軍抗日老兵，而是共產黨的新四軍抗日老兵。從2004年起，這位從軍隊退役、先後做過故宮博物院的裱畫匠和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的「買賣人」，因為一本人文地理雜誌《山茶》上的一篇關於遠征軍的文章，改變了後半生的主要志趣。他成了遠征軍的「發燒友」。他兩次翻越滇緬戰場被視為畏途的高黎貢山，重走滇緬公路，在雲南和緬甸開著越野車做田野調查。章自稱是研究這段歷史的「獸醫」，因為正經的權威專家——「醫生」沒人理這個茬兒。

他把礦業學院畢業、改行做《鳳凰周刊》主編的鄧康延約上搞紀錄片。《尋找少校》的攝製組在美國時，得到美國中緬印戰場總指揮史迪威外孫伊斯特布魯克上校的幫助。他給美國國防部檔案館打電話，說人還記得我們戰死在他們土地上的軍人，特批把只能給親屬看的美軍陣亡檔案提供給他們，使後人弄清楚了美軍在騰衝之戰中的死亡人數不是國殤墓園紀念碑上記載的14位，而是19位，並為他們每一個人都重立了有名字的紀念碑。因為在美國獲得的線索，章東磐起意複製美國國家檔案館里全部有關戰場的影像資料。他組織起了一個由攝影師、地質家、建築師、警察、兒童教育工作者和鋼琴教師等7個人構成的「雜牌軍」。章東磐負責籌資，並在一周之內得到了來自親友們超出預算的贊助。今年1月，他們浩浩蕩蕩開赴華盛頓，開始「尋人之旅」。

在這個隊伍中，有新加盟的香港建築師晏歡，他是遠征軍第五十師師長潘裕昆的外孫。這位抗日名將上世紀50年代在香港通電全國脫離國民黨，成了北京的「統戰對象」。但潘裕昆對那段抗日歷史守口如瓶。直到外祖父1982年病逝，晏歡都沒有從他嘴裡聽到一個字。2005年，中共開始肯定國民黨正面抗日戰場的作用，晏歡為外祖父的歷史感到自豪。他和父親收集資料，寫成《抗日名將潘裕昆》一書在香港出版。

晏歡對抗戰的興趣從自己的親屬拓展到了更大的範圍。有一次他輸入「密支那戰役」的英文，立刻找到美國的一個網站「被遺忘的中緬印戰場」，網主是尼爾。尼爾的父親曾是美國駐遠征軍的軍事聯絡官，也見證了南京受降儀式。1946年回國前，他讓自己的戰友在一個小紅本上簽名留念，其中有廖耀湘總司令和他的僚屬。晏歡把尼爾父親的照片放在自己的網站上，有一天他接到一個電話，來電人告訴晏歡：自己的父親「趙振英少校」的簽名在那個小紅本上。老人已93歲了，曾擔任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儀式警衛營營長，認識尼爾的父親。而在尼爾父親保留的照片里，就有一張是南京受降儀式后，廖耀湘和趙振英等軍官在中山陵的合影。晏歡邀請尼爾訪問，跟認識他父親的老戰友見面。解放后，趙振英因為那段「丑歷史」對家人守口如瓶，「文革」開始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1979年，他被平反出獄，後退休。這個故事被鄧康延拍攝成了《發現少校》紀錄片。在美國檔案館查找影像資料時，鄧康延找到了一段美軍拍攝的南京受降儀式的電影，那裡面就有趙振英的鏡頭。所以鄧康延的紀錄片還沒有播，趙振英就已經成為新浪微博上的熱點人物。晏歡覺得趙振英的經歷不是「丑歷史」，而是光榮的歷史。

給他們幫助很大的還有羅伯特·安德森，他的舅公曾是大家熟知的「加拉哈德」、俗稱為「梅里爾的搶奪者」——5307部隊中的一名上等兵。十年前羅伯特在雲南開始研究二戰歷史，那時，他僅僅知道「飛虎隊」和「滇緬公路」幾個模糊的名詞。另外，還有來自舊金山的唐亨瑞先生，他的叔叔也是中緬印戰場上的一名軍官。他們一起成了這個「雜牌軍」里的國際志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