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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簡史:一部統治暴力史? | 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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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我組建的內閣團隊,是歷史上IQ最高的一屆內閣。在入住白宮之前,唐納德·川普曾理直氣壯地對外宣稱。IQ,或者說智力,似乎成為統治他人的正義話語和道德化身。無論是東方思想中的賢能政治,還是西方思想中的精英統治,都隱含著智商的高低決定著統治與被統治的身份暴力。那麼,智力(IQ)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統治的合法性的呢?智力,又如何逐漸地被建構成合法資源與道德化身的呢?我們似乎有必要梳理一下,智力作為統治暴力的簡史。

智力簡史:一部統治暴力史?

文|Stephen Cave

作者是劍橋大學勒沃未來智能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他受過哲學的訓練,且曾任英國外交官,並在哲學與科學議題中有廣泛的發表。其作品刊登於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衛報等媒體。

二十世紀下半葉,當我在英格蘭長大時,智力的概念變得特別盛行。智力是令人渴求的、為之論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被測量的。十一歲時,成千上萬個我這麼大的孩子被叫到一個排滿桌子的大廳里,進行一項名為 「11-Plus」 的 IQ 測試。那短短几個小時的測試結果將會決定:誰就讀語法學校,為讀大學、成為專業人士做準備;誰將註定就讀技術學校,繼而從事技術性工種;而誰又將前往普通中學,在那裡苦學基礎知識,並被分配去從事一種低階的體力勞動。

這項測試將會決定我在世界上的位置。而我參加它時,「智力能夠被量化」這個觀念,就跟血壓或鞋號這樣的觀念一樣,只有不到一個世紀的歷史。不過,「智力能夠決定人在生活中的地位」這一觀念卻要古老得多。它如一根紅線般貫穿西方思想史,從柏拉圖哲學到英國首相特麗莎·梅的政策。當我們說一個人智力高或不高時,我們並不僅僅是在評價他的心理官能。這總是跟「他被允許做什麼事」聯繫在一起。智力,換句話說,是政治性的

有時,這類排序是有道理的:我們希望我們的醫生、工程師和統治者不是笨蛋。但這也有其黑暗的一面。當一個人的智力被認定得高或低時,這就不僅決定了他可以做什麼,還能決定別人可以對他做什麼。在整部西方歷史中,這項判斷曾使得那些智力更低下的人遭受殖民、奴役、絕育以及謀殺(而且還包括被吃掉,如果我們將非人動物也算在內的話)。

這是一個很老的,甚至是古老的故事。不過,到了二十一世紀,隨著人工智慧(AI)的興起,這個問題又帶上了一層新的變形。近年來,AI 領域取得了重大的進步,許多專家都認為,這些進展不久將帶來更多飛躍。權威人士則為此感到了震動和驚嚇,並在他們的推特里散布各種有關終結者的傳說。為了理解我們為什麼關心 AI、我們在害怕什麼,我們就必須將智力理解為一個政治概念,而且尤其是,必須理解它作為一種統治理性的漫長的歷史。

智力簡史:為統治服務提供哲學基礎?

「智力」(intelligence)這個詞,從未被講英語的哲學家廣泛使用過。在西方哲學傳統的另外兩種偉大語言——德語或古希臘語中,它也沒有直接的翻譯。但這並不意味著,哲學家就對它沒有興趣。事實上,他們為之著迷,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為它的其中一部分著迷,即理性(reason\rationality)。「智力」這個詞之所以在大眾與政治話語中趕超了它這個老派的親戚,完全是源於心理學這個相對新鮮的學科的崛起,後者將「智力」宣稱為自己獨有的概念。雖然如今許多學者對智力採取了更寬泛的理解,但理性仍然是其核心的組成部分。因此,當我談論智力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時,我是將這個前身包含在內的。

智力的故事自柏拉圖始。在其所有的寫作中,他都給予思考以很高的價值,並(借蘇格拉底之口)宣稱:未經審思的生活是不值得度過的。柏拉圖來自一個浸淫於神話與神秘主義之中的世界,可他卻宣揚著一種全新的東西,即:有關現實的真理可以藉由理性來建立,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通過對智力的運用。這使得他在《理想國》中總結道:理想的統治者應該是一個「哲學王」,因為只有哲學家可以弄清楚事物真正的秩序。因而他就是在發起這樣一種觀點:最聰明的人應該統治其他的人,即一種智力的精英統治。

這個觀點在當時是具有革命性的。雅典已經誕生了民主,亦即人民的統治(不過,若想被算成「人民」的一分子,你必須是一個男性公民,不一定聰明)。在其他地方,統治階級由世襲精英構成(貴族統治),或者是由那些相信自己受到神啟的人構成(神權統治),或者最簡單地——由強者構成(暴政)。

孔子同柏拉圖政治理念相似,他希望通過確立一種理想的倫理道德來構建一種和諧有序的社會秩序。但是這種理想倫理道德的確立必須建立於理想人格之上。孔子的理想人格概括而言就是「聖人」、「君子」。

柏拉圖這個新奇的觀點傳到了學者們的耳朵里,其中就包括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一向是那種更實際的、注重分類學的學者。他借用「理性的首要地位」這個觀念,構建了他所認為的「自然的社會等級制度」。在他的著作《政治學》中,他解釋道:「有些人應當統治,有的人應當被統治——這件事不是必須的,但卻是權宜之計。從人們出生的那一刻起,有的人就被畫上了服從的標記,另一些人則畫上了統治的標記。」統治者身上的標記是他們擁有的「理性元素」。這種元素在受過教育的男性身上最多,因此他們自然應該統治女性以及那些「靠體力謀生」因而「天生就是奴隸」的男性。在這個階梯下部還包括那些非人的動物,它們沒有智慧,因而「最好應該被人類統治」。

所以說,在西方哲學的萌芽階段,智力是跟受過教育的歐洲男性人類等同起來的。它為男性對女性、下層階級、未開化人群以及非人動物的統治權利,提供了論證。當柏拉圖在論證理性的首要地位時,他將其放置在了一個很彆扭的烏托邦之中;不過,僅僅一個世代過後,亞里士多德就已經開始將「會思考的男性的統治」,視為明顯的、自然的東西了。

毋庸置疑的是,2000 多年過後,由這些男性始發的思想列車經歷了變軌。已故的澳大利亞哲學家、保守主義者威爾·普魯姆德認為,希臘哲學的巨擘們,建立起了一系列相互關聯的二元對立,以不斷啟發我們的思考。這些相互對立的範疇包括:聰明/愚蠢,理性/感性,以及心智/身體。而且,它們跟諸如男性/女性,文明/原始,以及人類/動物等的範疇之間,存在或隱或現的關聯。這些二元對立並不是價值無涉的,而是落入了一組更寬泛的二元對立之中。亞里士多德對此說得很明白,那就是統治者/被統治者,或者說領主/奴隸這一組對立。這些對立全部加在一起,使得各種統治的關係(例如父權制或奴隸制)看起來就像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在後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無政府主義和批判種族理論中,對二元對立論的批判都佔了一個重要席位。批評者認為,對於很多理念,如男性/女性,文明/野蠻,白種人/有色人種的二分,為西方白種「文明人」的霸權提供了借口。

而現代面貌的西方哲學,則常常被認為是由勒內·笛卡爾這位驕傲的二元論者起始的。與亞里士多德不同的是,他甚至不承認在其他動物中存在一個智力遞減的連續體。他宣稱,認知是人性的特質。他的思想反映的是一千年來的基督教神學,後者將智力視為靈魂的屬性,是神聖的火花,只為那些按照上帝的樣子造出來的幸運兒保留。笛卡爾將自然視為徹底盲目的,因而也就是完全不具備內在價值的。而這種說法,也就為人類對其他物種毫無愧疚的壓迫,提供了合法性。

認為「智力定義人性」的那種觀念一直延續到了啟蒙時代。它受到了伊曼努爾·康德的熱烈歡迎,他大概算得上自古代以來最具影響力的道德哲學家了。對康德而言,只有那些擁有理性的生物才具有道德身份。只有理性的存在才可以被稱為「個人」,才是「目的自身」。至於那些不理性的存在,它們只擁有「作為途徑的相對價值,因而只能稱為物」。我們可以對它們做我們喜歡做的任何事。

對康德而言,理性的存在(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智力的存在)擁有無限的價值或尊嚴,而那些不理性的或沒有智力的存在則沒有價值或尊嚴。他的論證更為精良,但本質上還是回到了拉里士多德那個結論,即:世上存在天生的領主和天生的奴隸,區分二者的標準就是智力。

這一思想得以延續,並成為殖民主義邏輯的核心部分。這個邏輯是這樣運行的:非白人種智力不足;因此他們沒有資格統治他們自己及其土地。因而,對其文化的摧毀以及領土的掠奪,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甚至是一份責任,一項「白人的負擔」。而且,正由於智力定義人性,因此這些智力更低的人也就更加地不是人。所以,他們並不享受完全的道德身份,因此對他們的殺戮或奴役就是完全沒問題的。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女性。她們被認為過於朝三暮四,過於感性,因此不夠享受「理性的男性」所享受的那些特權。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歷史學家喬安娜·博克寫道,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女性受法律保護的程度還不如家畜。因而,以下事實或許就並不令人震驚了:在標準智力測試被發明出來后的幾十年中,它都傾向於加強對女性的壓迫,而非彌補它。

圖為:白人統治者給黑人奴工戴上腳鐐。 「白人的負擔」這個詞原本是英國作家開普林所作的一首詩歌的名字,指的是白人有責任「統治」、「教化」土著居民。此說法在殖民主義者塞西爾·約翰·羅茲口中說的更直白:「 我們(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種族,具有正義、自由和和平的最高理想。我們佔領世界越多的地方對人類越有益處。」

心理測驗學,也就是一項對心智進行測量的「科學」。而弗朗西斯·高爾頓爵士,則經常被認為是它的創始人。給他以啟發的,是其表兄查爾斯·達爾文所著的《物種起源》(1859)。它使得高爾頓相信,智力是遺傳的,而且可以通過選擇性繁育來對其進行提高。他下決心找到一種方法,來科學地識別一個社會中更有能力的成員,並鼓勵他們在彼此之間大量繁育。為了我們物種的利益,那些智力低下的人應該被勸阻生育,甚至是防止生育。因此,優生學與智力測試其實是一同誕生的。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大量在智力測試中得分過低的歐洲或美國女性都被強制實行了絕育手術其中僅在加利福尼亞州就有 20000 起。

智力量表曾被用於為史上最野蠻的一些惡行做辯解。不過,理性統治也從不缺乏自身的批判者。從大衛·休漠,到弗里德里希·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直至後現代主義,那麼多的哲學傳統都在對以下這個觀念提出挑戰,即:我們真的如我們相信的那樣聰明,以及智力真的具有最高美德。

智力的精英統治從來都僅僅只是社會價值的其中一種衡量方式,雖然它的確是最具影響力的一種。若想進入某些特定學校和專業,例如英國行政部門,那就必須以智力測試為標準。不過,還有另一些領域看重的是不同的特質,例如創造力或企業家精神。而且,雖然我們可能希望自己的公務員都是聰明的,但我們卻並不總是能夠選出那些看起來最聰明的政客。(即便是唐納德·川普這樣一個民粹主義的政客也感到,他有必要在其上任時宣布:「我們組建了史上 IQ 最高的內閣。」)

很多批評家其實並沒有在挑戰智力的這種等級制度,而是將重點放在了攻擊這個允許白人男性精英爬到頂端的體制。我參加過的那個 11+Plus 測試,就是這種體制的一個很有趣而且非常含糊的例子。它的初衷是從一切階級和信仰團體中識別出最聰明的年輕人。然而事實上,那些通過了測試的孩子,大比例都是來自掌握更優良資源的白人中產階級,從而這些階級的成員發現:自己的地位和優勢因此得到了鞏固。

所以,當我們回顧過去超過兩千年歷史中,「智力」這樣一個曾被用於佐證特權和統治的概念時,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有關超級智慧機器人的近未來圖景,會讓我們那麼害怕了。

圖為:柯潔輸給阿爾法圍棋后落淚。2017年5月,人工智慧程序AlphaGo與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圍棋冠軍柯潔對戰,以3比0的總比分獲勝。現今圍棋界公認阿爾法圍棋的棋力已經超過人類職業圍棋頂尖水平。

從《2001:星際漫遊》到《終結者》系列影片,創作者們一直在幻想有一天機器會戰勝我們。現在我們明白為什麼了。如果我們習慣於相信社會的頂端應該由最聰明的存在佔領的話,那麼我們當然就會擔心自己會被那些大腦更發達的機器人取代、被送至鏈條的底端。如果我們已經將「更聰明的人可以殖民那些更不聰明的人」這樣一種觀念內化於心的話,那麼很自然地,我們就會害怕受到超智慧創造物的奴役。如果我們用智力來為自己的權力地位和繁榮辯護的話,那麼將更高級的 AI 視為潛在威脅,就是可以理解的一種心態了。

紐約學者、技術專家凱特·克勞福德發現,這樣一種特權敘事或許就可以解釋,對「惡棍AI」的恐懼為什麼在白人男性中間那麼盛行。其他的群體已在那些自以為更高級者的統治下忍受了那麼多年,而且還一直在與這些真實的壓迫者們做對抗。而白人男性,則一直習慣了站在食物鏈的頂端。如果在那些原本足以佐證男性優越性的領域中,出現了更優秀的新存在,那麼他們將會失去的東西,就是最多的。

我並不是在說,我們對於「惡棍AI」的全部焦慮都是站不住腳的。在對高級 AI的使用中,的確充滿了真實的風險(以及巨大的潛在收益)。不過在這些焦慮中,像歐洲殖民者壓迫澳大利亞原住民那般地「被機器人壓迫」,並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我們更應該擔心的是人類會對 AI 做什麼,而不是 AI 自己會做什麼。我們人類太容易使用智力體系來對抗彼此了,或者是變得完全依賴於它們。這就好比「巫師的學徒」這個寓言中講的那樣,如果 AI 真的造成了任何傷害,那更有可能是因為我們賦予了它們善意,但卻為其設定了未經審思的目標,而不是因為它們試圖征服我們。比起人造的智能而言,自然的愚蠢帶有更大的風險。

有趣的是,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擁有的是另一種智力觀念的話,我們會如何看待 AI 的崛起。柏拉圖相信,哲學家必須要被哄騙才會當上國王,因為他們很自然地偏好沉思,而不是對沉思的掌控利用。其他傳統(尤其是那些來自東方的傳統)認為,有智慧的人鄙視權力,他們將權力的陷阱視為空洞的虛榮心,並將自己從日常事務的瑣碎和磨難中抽離出來。

想象一下,假若這些觀點盛行的話會是怎樣:如果我們都認為最聰慧的人並不是那些宣稱自己有統治權利的人,而是那些在偏遠地區冥想、脫離了世俗慾望的人;或者,如果這些最聰明的人想要回歸社會,傳遞和平與啟蒙的話,那會是怎樣?我們還會害怕機器人比我們聰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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