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 | 牟鍾鑒：關於「君子」與「小人」

孔子儒家的君子論是豐富多彩的，涉及人格養成的方方面面，背後皆有歷史人物和事迹作為支撐。若加以歸納，可以構成君子之道的龐大體系，含有層次、綱目的序列。

為了顯現君子的主要品質，孔子特意將君子與小人對舉，用小人的缺德襯托君子的有德。其中最能表現二者差異的有兩句話「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喻」，明曉也。君子從內心裡懂得「義」（正義和公益）的重要，以之作為立身行事的準則。小人則處處以「利」（個人私利）作為考量和行事動機，唯有「利」能入其耳、著其心、見其行動。

君子小人之區別關鍵在義利之權衡上，不是口頭表白，而是行為宣示。我們可以這樣說：君子非義不為，小人唯利是圖。在小人看來，君子的道德堅守是愚笨；在君子看來，小人的逐利作為是鄙俗，二者幾乎沒有共同語言，所樂不同故也。

由此而引出在處理「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上，君子能夠推己及人、互相尊重，這就是和而不同；小人則要結黨營私、唯我是從，必然同而不和。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和樂與恆持是其常態；小人以利樹宗、以派謀私，勾心鬥角在所難免。

我們可以把「義利之辨」、「和同之辨」作為對照君子小人的綱要，綱舉則目張，君子之道便能完整顯現了。

但是，君子與小人之別又是相對的和動態的，不應將其絕對化和凝固化。

以義利之辨而言，君子並非不言利，小人求利也並非全然不對，這其間有個分寸的把握問題。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人皆有求富貴、惡貧賤之心，這是人性使然，此乃君子與小人之所同，只是君子見利思義，得之以道；小人見利忘義，得之以非道。

例如商人求利乃天經地義，守法誠信者即為君子，違法欺詐者即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不在求利，而在是以義導利還是以利害義。又如維個人權益並非小人，其作用在於維護法治的尊嚴，有益於社會正常運行，在此，利即是義。

再說，社會上並沒有固定不變的君子群體和小人群體：君子如怠學不勤、意志不堅，就會下落為小人；小人如能見賢思齊，內省改過，便可上升為君子。

君子的標準是確定的，但現實的人是雜多變的，一人之身而善惡兼俱，有的七分君子、三分小人，也有的七分小人、三分君子；或者彼時為君子、此時為小人，只能就事而論，因時而定。

做君子，不做小人

做君子，不做小人是一種良好的道德自律與道德輿論。

孔子認為仁德是君子第一品性，要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可知做君子不容易。他一方面視仁德甚高，「若聖與仁，則否豈敢」，不敢以仁人自許，更不輕易許其第子為仁人君子；另一方面又強調只要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人皆可以有仁德，故說：「我欲仁，斯仁至矣。」

他把做君子不做小人當作人生的目標，一是要有這種自覺願望，二是要下學而上達，三是要堅持不懈。這個目標總是立在現實生活的前面，讓你看得見卻有距離，既親切又理想。

總之，學做君子是畢生的事，也是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還是自利利他的事，這是「為己」之學，既能實現成全自已人格的自愛，同時又能愛人，實現人生價值的最大化，應該成為內在生命的需要，成為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

孔子用君子與小人對舉的方式，建立了中華文化中道德自律的模式和道德監督的標準，經過後儒的努力，形成強大的民間輿論力量，不斷行給予道德人物和行為以有力地鼓勵、讚美，給予非道德人物和行為以嚴厲地批評、譴責。

這種輿論具有非政治性、非強制性，遠遠超出士林，瀰漫於社區、鄉里、家族、行業，成為一種有巨大慣性的觀念和話語。

君子小人之辨作為文化基因已經積澱在中華民族血脈里，是君子還是小人，無須自判，也不靠宣傳，民眾的口碑總有公論，這是十分可貴的傳統。損壞這一傳統，必然帶來道德的混亂和社會的失序，使我們吃盡缺德生活的苦頭。

復甦和發揚這一傳統，是道德建設必須推動的事業，又是艱難的事業。它不像制度設計、經濟發展那樣能夠按期實施，它是無形的精神文化，與信仰的重建聯繫在一起，沒有捷徑，不可操控，只能由以君子自許的有識之士努力加以推動，慢慢引起連鎖反應，從量變到質變，由邊緣道中心，逐漸形成主流意識。

從長遠看，這是一項合乎人心的文明事業，會得到社會各界越拉越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