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想拍一部關於服禁藥的紀錄片，卻發掘出奧運史上最大丑聞

布賴恩·福格爾（Bryan Fogel）是受蘭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啟發，開始服用禁藥的。2013年1月，福格爾在電視上目睹了那位生於德克薩斯州、讓全世界家喻戶曉的腳踏車名將，面對奧普拉·溫弗莉（Oprah Winfrey）承認了自己在七次環法冠軍之旅中均服用了運動增強藥物的事實。

福格爾現年45歲，是加州的一名電影製片人。他驚異於阿姆斯特朗服藥真相的浮出水面，但更令他感到震驚的則是美國調查部門最終抓到阿姆斯特朗的方式。「在全世界最嚴密的監察體制之下，他躲過了足足500次反興奮劑測試。檢察機關最終能夠抓住他，僅僅是通過他那些同樣服用了禁藥的隊友們，他們為求自保才將阿姆斯特朗供了出來。」他的語氣中透著不可思議。

「我捫心自問：這個體制出了什麼問題？或者說，蘭斯·阿姆斯特朗出了什麼問題？整個監督系統追查了他15年，卻仍無法抓到他的把柄。那麼這對腳踏車領域以外，每項運動的每名運動員又意味著什麼？這些疑問驅使著我走上這趟『以身試藥』之旅。」

這趟旅程的結果是《伊卡魯斯》（Icarus），一部從2014年年初開始拍攝，近期即將問世的紀錄片。福格爾的身材短小而輕盈，是典型的腳踏車選手的體型。而他恰好就是世界最頂級的業餘腳踏車選手之一。他想了解禁藥是否能提高自己的成績，並決定將這一過程記錄下來。那時的福格爾還不知道，這個計劃將使他捲入體育史上牽連最廣的醜聞之一。

福格爾最初的想法是拍攝一部體育版本的《大號的我》（Super Size Me）。在這部2004年的紀錄片中，美國導演摩根·斯珀洛克（Morgan Spurlock）三餐只吃麥當勞食品，探究快餐飲食對自己的身心健康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結果是，斯珀洛克遭遇了近乎於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崩潰）

福格爾的「禁藥實驗」始於Haute Route。這項異常艱難、挑戰重重的多日賽被認為是最具分量的業餘賽事之一。2014年，福格爾在未服藥的情況下參加了這項賽事，在超過400名參賽選手中最終排在第14位，但他的身體也被搞垮了。「那次比賽之後，我得了嚴重的跟腱炎，還有髖關節發育不良。我的肌肉支離破碎，我已經無法走路了，真的需要拐杖才行。我在床上整整待了兩天。」

接下來的一年，在採取了與阿姆斯特朗類似的服藥策略后，福格爾再次參賽。儘管車子出現的一些故障意味著他在超過600名騎手中僅列第27位，但他的身體狀況有了很大改變。「我的睡眠質量更好了，」福格爾說。「我體內的活力大大增加，身上的肌肉很自然地伸展開來。我發現，在服藥后保持體重會更容易，而騎行中最重要的就是恢復身體機能。」

「從身體條件上來說，我是一個可以騎出好成績的選手嗎？並不。但區別是，我可以在第一天全力以赴，逼迫自己的身體達到極限，而在第二天快速回復，接著重複這種狀態。藥物沒有改變騎行對車子的損耗，但產生了激素，讓我的身體得以恢復。」

阿姆斯特朗辯稱，在他參加環法賽事的年代，不藉助藥物的力量就贏得這項可能是世界上最考驗耐力的賽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他相信他的對手們基本上都服用了禁藥。阿姆斯特朗的辯詞是：他只是一個腐朽體制內的敗壞的演員。該被唾棄的不是選手，而是這項運動。

福格爾也得出了一個與之相似，並不十分明確的結論。「這不是『支持阿姆斯特朗』或『反阿姆斯特朗』這樣簡單的二元對立，」他說。「我認為他在處理這件事的方式上出了問題：對他人發起控告，表現得惡毒而刻薄。生而為人，他沒有正確地把控好自己，那毫無疑問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但作為一名運動員，阿姆斯特朗贏得了七次環法冠軍，我相信他是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下，光明正大地取得勝利的。他的隊友們都在服藥，競爭對手們也是如此。環法冠軍非阿姆斯特朗莫屬，而他也在追求完美的的路上始終保持堅定。」

這個素材已經足以拍出一部具有轟動效應的電影了，甚至綽綽有餘。但在製作影片的過程中，福格爾偶然發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線索，這使得《伊卡魯斯》已然成為了年度最受期待的新片之一（提醒：如果你不想被劇透的話，最好不要接著讀下去了）。這也解釋了這個項目為何會引發一場競標大戰：著名網路流媒體平台Netflix據傳最終以500萬美元的高價拿下了《伊卡魯斯》的版權，這在紀錄片領域實屬難得一見的大手筆。

一個暖和的春日上午，金融時報的記者在倫敦的一家酒店與福格爾進行了會面。他身著一身褐紅色的上衣，腳上是一雙棕色的皮革制牛仔靴，看上去更像是個潮男，而不是運動員。他們在一間僅有兩把小型皮革椅子的大屋子中間面對面坐下。房間里只有兩個人，環境頗有些審訊的意味。

福格爾並非僅僅想嘗試服用禁藥，他想看看自己能否像阿姆斯特朗一樣逃過葯檢的審查。為了實現這一想法，他需要幫助：一位可以配製出勝利秘方，並設計出一套能夠完全欺騙反興奮劑檢查的機制的行家。這最終將他引向了格里戈里·羅琴科夫（Grigory Rodchenkov）。

當福格爾在2014年4月開始與羅琴科夫取得聯繫時，後者正在俄羅斯位於莫斯科的官方反興奮劑實驗室擔任主管，並被認為是研究運動增強藥物領域的世界頂級專家。在上大學時，羅琴科夫是一位出色的長跑選手，但並未達到足以躋身國家隊的水平。在他的跑步生涯中，羅琴科夫曾服用過禁藥，是他母親給他打的注射劑。

畢業后，羅琴科夫找到了能將他的科學訓練與對體育的熱愛結合起來的歸宿——莫斯科的反興奮劑實驗室。羅琴科夫留著大鬍子、有著健壯胸肌，他對於參與進了福格爾的計劃很感興趣，他希望幫助這位電影製片人突破他的職業所要求他堅守的準則。

你可能不禁感到困惑，為什麼羅琴科夫從一開始就同意與福格爾合作？即便他只是建議別人該服用什麼藥物，這種做法無疑也違反了世界反興奮劑組織（WADA）設定的規則。至少，一旦影片公之於眾，他就會被解僱。「我確定他對這些已經瞭然，他可能是經過了一番考量：成為這部電影的明星，然後作為一名顧問被其他機構或組織雇傭。」福格爾表示。「他不是個墨守成規的人，他熱愛挑戰固有的東西。」

▲電影《伊卡魯斯》的劇照

在影片中，羅琴科夫和福格爾有時會通過Skype通訊軟體進行交談。在一次通話中，羅琴科夫赤裸著上身；另一次，羅琴科夫被纏在他胳膊上的寵物狗打斷了和福格爾的談話。當福格爾抱怨常規注射導致了嚴重的淤青時，羅琴科夫用他那濃厚的俄羅斯口音說道：「你可以往大腿肌肉里注射，但給屁股注射要更好。」

這些橋段很歡樂，但很快便戛然而止。2015年11月，在《伊卡魯斯》尚處於製作過程之時，WADA的一份報告披露，羅琴科夫是一起大規模興奮劑陰謀的關鍵人物：他負責設計了由俄羅斯國家層面資助的服用禁藥戰略，以確保俄羅斯在2014年本土舉辦的索契冬奧會上獲得獎牌榜的統治地位。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希望這項賽事成為俄羅斯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完美亮相，政府花費了近510億美元，將一座位於亞熱帶的黑海度假勝地改造成了一個白雪覆蓋的冬季運動樂園。大興土木之後，克里姆林宮自然要求運動員們用金牌給予回饋。俄羅斯代表隊最終實現了這一目標，他們在獎牌榜上高居榜首。

在《伊卡魯斯》中，福格爾讓羅琴科夫閱讀了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作品《1984》中的段落，試圖使觀眾們相信這個俄羅斯人是一個現代版的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譯者註：《1984》中的男主人公，掙扎在「老大哥」代表的威權體制與無孔不入的審查之下），陷入極權政府編製的謊言中難以逃脫。但人們很難將羅琴科夫看作這個故事裡的英雄，其他捲入禁藥事件的人也都被裹挾進了負罪感的痛苦漩渦。前英國職業腳踏車選手大衛·米拉爾（David Millar）承認在參加環法腳踏車賽期間服用了禁藥。他在2004年被法國警方逮捕，後來公開的資料顯示，警方發現了他在一年多以前使用過的兩個注射器，「（注射器）被我藏在在書櫃的一角，近乎病態地提醒我自己的所作所為」。在禁賽結束后，米拉爾成為了一名為「純潔比賽」而戰的鬥士，找到了自己的救贖。

相比之下，羅琴科夫創造了一個將他的國際反興奮劑組織同僚玩弄於鼓掌之中的機制，並為他的俄羅斯運動員同胞帶來了有著污點的榮耀，而他對此感到十分驕傲。「任何一個處於不同文化場域的人或國家，其精神狀態都是不同的，」福格爾向記者坦白。「你必須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問題……如果你像羅琴科夫一樣，在共產主義的體制中成長起來，所有人都在服用禁藥，他的母親還給他注射類固醇——那麼就沒有什麼事是絕對錯誤的，那只是你進入國家隊的必經之路。」

假設真的透過這面腐敗的稜鏡來看，「沒有什麼是絕對錯誤的」，戰爭即是和平，自由即是奴役，愚昧即是力量。蘭斯·阿姆斯特朗贏得了環法七冠王，還贏得「光明正大」。

因其探討議題的重大程度，《伊卡魯斯》被拿來同《第四公民》（Citizenfour）相提並論，這部由勞拉·普瓦特拉（Laura Poitras）指導的紀錄片記述了「告密者」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的故事，他向大眾勇敢地揭露了美國與英國安全部門利用網路對數百萬名民眾進行監視的行為。

然而，福格爾坦言自己並不是調查記者。在拍攝《伊卡魯斯》之前，他最為人所知的是參與編劇並出演了劇作《猶托邦》（Jewtopia），這是一部描寫猶太人約會日常的浪漫喜劇，在洛杉磯和紐約的外百老匯中經久不衰。當《猶托邦》的電影改編版在2012年上映后，評論界對這部由福格爾導演的影片進行了猛烈抨擊。但在福格爾那部某種意義上完全屬於圈錢性質的熒幕處子秀公映四年之後，評論界則對《伊卡魯斯》表達了一致的讚許，最終這部影片在當年的聖丹斯電影節上獲得了奧威爾獎。看上去，福格爾很願意保留他新近發掘出來的嚴肅性。他說話時愛拉長音調，顯得慢條斯理，但就像他的紀錄片所表現的一樣，他經常採用辯論式的尖銳腔調。

正如在影片中所示，羅琴科夫早在2012年就已開始準備他的背叛。這之後的一個片段里，他與一位有權勢的俄羅斯教練出現了衝突，隨後因涉嫌販賣類固醇而面臨刑事起訴。

羅琴科夫的生涯被毀了。他試圖用刀自殺，未遂后被送進了莫斯科精神病院。這之後，羅琴科夫被邀請作為俄羅斯頂尖的反興奮劑專家參與2012年倫敦奧運會，他隨即得到釋放。針對羅琴科夫的指控「神秘」地消失了，他重回俄羅斯國家隊任職，為索契冬奧會進行準備。但那個曾經的愛國者已經煙消雲散。

「我認為他正是在那時起開始收集證據，等待著山雨欲來的審判日。」福格爾說。

羅琴科夫似乎意識到自己已經暴露。在《伊卡魯斯》片頭的部分中，他問道：「你看過有我的電影嗎？那部獨立電影？」2014年12月，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播出了由調查記者哈約·澤佩爾特（Hajo Seppelt）參與制作的紀錄片《禁藥的秘密：俄羅斯是如何製造冠軍的》（The Secrets of Doping: How Russia Makes Its Winners）。羅琴科夫意外成為了這部電影的頭號明星。《禁藥的秘密》中展現了由前田徑運動員、現在的檢舉者尤莉婭·斯捷潘諾娃（Yulia Stepanova）提供的絕密鏡頭。斯捷潘諾娃控訴稱，99%的俄羅斯田徑選手服用了運動增強藥物。這部影片促使WADA成立了一個由加拿大法學教授理查德·麥克拉倫（Richard McLaren）領銜的獨立委員會，對這些指控進行調查。麥克拉倫在於2015年11月發表的調查報告中指出，羅琴科夫正是俄羅斯禁藥戰略的智囊。

「我在索契奧運會結束後幾個月見過羅琴科夫，」福格爾說。「他明白髮生了什麼。那時，哈約·澤佩爾特正在追查他。我認為格里戈里可能已經覺得時不我待了。他明白自己握有底牌，所有的事他都有證據。在某種程度上，他正和時間賽跑，在結局到來之前加緊準備。」

▲福格爾參加Haute Route賽時的場景。

羅琴科夫被迫辭職。2015年11月，這個俄羅斯人在福格爾的幫助下逃往洛杉磯。「在《伊卡魯斯》的第一個部分，他是我的導師。他為我提供保護與建議，我們是朋友，他也在幫助我完成這部電影。我們之間根本不存在金錢交易……突然之間，他陷入了麻煩，我們的角色也出現了徹底的換位。我一下子成了他的保護者，本質上是他的律師、顧問、中介和發聲筒，特別是：將他的故事講述給世人的渠道。」

「在那時，我把這看作自己的責任，我需要講述這個故事。這是個真實的故事。我相信它是真實的，它的份量也足夠重。這堪稱是一枚新聞核彈，強大到足以改變體育和奧林匹克的歷史。面對這樣巨大的醜聞，我該怎麼做？讓他獨自一人直面一切？他保護過我，我卻袖手旁觀？在這其中，我感受到了道義的存在。」

麥克拉倫的報告中包含了一些棘手的指控。其中就包括羅琴科夫以隱瞞陽性葯檢結果為交換，敲詐俄羅斯運動員的內容（羅琴科夫本人否認了這項指控），這或許意味著這位俄羅斯科學家並非單純是執行命令的士兵。針對這項指控，福格爾為羅琴科夫進行了辯護，他相信後者沒有撒謊。

縱觀《伊卡魯斯》全片，這樣具有暗黑色彩的轉折比比皆是。2016年2月，時年52歲的前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執行主席尼基塔·卡馬耶夫（Nikita Kamaev）突然死亡。俄羅斯政府聲稱，卡馬耶夫死於嚴重的心臟病發。作為卡馬耶夫的同事兼好友，羅琴科夫相信卡馬耶夫一直計劃出一本講述個人經歷的帶有披露性質的傳記。

在影片中，福格爾在得知卡馬耶夫的死訊后反應道，「我不知道，你覺得他們會不會……」他的聲音越來越輕。停頓中，羅琴科夫說道，「布賴恩，我們正在玩一場體育史上最危險的遊戲。」

隨後，羅琴科夫也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特工追查，並被迫在一個美國聯邦法庭的大陪審團面前提供證據。他決定成為一名檢舉者，並與福格爾一起將手中握有的全部證據交給了《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在2016年5月登出了這篇文章，其影響是爆炸性的。文章中披露，羅琴科夫發明了一種含有三種藥物的合成類固醇雞尾酒，俄羅斯運動員們已服用這種雞尾酒多年。藥物中加入了酒精，從而更好地吸收混合物：為男運動員準備的是芝華士威士忌，女運動員喝的則是加了味美思的馬提尼。

通常而言，運動員會在比賽開始前停止服藥，留出足夠的時間讓違禁物離開血液，從而通過葯檢。但俄羅斯對索契冬奧會的想法甚至比勢在必得還要強烈，他們醞釀出了一個更有野心的計劃。俄羅斯的體育部門據稱要求運動員在整個奧運會期間服用禁藥，以更穩妥地確保勝利。羅琴科夫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俄羅斯的秘密情報部門，前身是蘇聯時期的克格勃）的特工發現了一種將尿樣瓶的蓋子（據稱可以防止樣品接觸空氣遭到破壞）移走的方法，以將陽性樣本變成陰性。

參與者制定出了一套詳盡的計劃。行動被選在深夜進行，為的是避開監視攝像頭和索契實驗室的獨立監察員。聯邦安全局的特工與俄羅斯的禁藥官員通過牆上的一個「鼠洞」對尿樣瓶進行掉包。羅琴科夫偷偷拍下了「鼠洞」的一張照片，這個秘密的小洞靠近地板，隱藏在一個仿木製的櫃櫥下。隨後，總統普京的一位發言人將這一說法斥為「叛國者的污衊」。

你也許很難理解福格爾為何並不急於將影片公之於眾，為什麼要將這則窮極記者的職業生涯都難再發掘的獨家新聞拱手送人。「我們意識到，如果我們將這些內容發布，那就像是在全世界體育圈引爆一顆炸彈，還堂而皇之的告訴大家這就是事實。我們會面臨如潮的批評，因為我們並沒有能力去證實這一切。」福格爾說。「《紐約時報》可以對其進行完善，提高故事的可信度。他們可以證實：這是真實的，這就是真真切切發生過的。現在WADA不得不開始行動，展開調查，履行他們的職責。」

福格爾的想法奏效了。依據羅琴科夫的證詞，麥克拉倫發布了第二份報告，對之前的一些說法進行了證實，最終使得WADA發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要求：禁止俄羅斯所有田徑運動員參加2016年裡約奧運會。國際田徑聯合會（IAF）發出了禁令，取消俄羅斯田徑運動員參加里約奧運會的資格。克里姆林宮憤怒地做出了回應，稱這一做法是西方世界設計玷污俄羅斯國際聲譽的陰謀。

俄羅斯禁藥醜聞的揭發也讓羅琴科夫付出了痛苦的代價。在《紐約時報》發表完整的故事之前，他無法說服妻子和兩個孩子前往美國，他們的家庭處於撕裂狀態。羅琴科夫加入了美國的證人保護系統，居住在一處位置保密的區域。關於他們二人是否仍在接觸，福格爾不予置評。

俄羅斯最終受到的懲罰實際上打了折扣。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拒絕發布全面禁令，而是讓各自獨立的體育協會決定運動員是否乾淨，是否有資格參加奧運會。在2016年夏天的里約，原本擁有386人的龐大的俄羅斯代表團派出了271人蔘賽。

▲福格爾在訓練中。

福格爾至今仍對IOC的決定感到憤怒。「他們的做法是對那些從世界各地前來參賽，全身心投入並相信奧運精神的參賽選手們的欺騙，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如果IOC不能維護奧運精神，它的存在就沒有意義。」但在這一點上，福格爾的立場又頗為矛盾。他為羅琴科夫辯護，卻指責IOC對俄羅斯的欺騙行為不作為。而他從來都不是那種要將禁藥徹底趕出體育領域的理想主義者。

「我覺得純潔體育的概念基本上是天方夜譚，因為這就是一場永遠存在的貓鼠遊戲，」福格爾說。「科學、醫療與人類進化總是會試圖戰勝想要抓住他們把柄的檢查機制。人們只需要找出任意一天的任意一大學部學期刊來讀一讀就好了。天哪，很明顯，未來的運動員們會擁有經過專門搭建的基因，因為那時的科學已經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福格爾的影片體現了現代體育的殘酷現實。反興奮劑體制漏洞重重，對於決意鑽空子的欺騙行為無能為力。觀眾們或許依然會為運動員們的精彩表現而叫好，但勝利者們不應再被以「英雄」相稱。

「我不知道誰在服用禁藥，而誰沒有。」福格爾表示。「但每一名運動員都在嘗試獲得競技層面的優勢，無論是採取新的飲食計劃，補充新的營養，還是服用某些尚未被禁止的補品。運動員們每年都會使用上百種並未在WADA禁藥名單上出現的生化試劑，也許下一年它們就可能被禁。」

「對於體育，我們應該坐下來好好享受。觀看賽事的體驗無比美妙，看看那些奉獻出極具觀賞性表現的運動員們，一名選手服藥與否並不能抵消其表現帶來的觀賞性與震撼。但我願意相信我們所看到的比賽是純凈的——可這麼一說，什麼是純凈？你該如何定義它？」

聲明：本文為懶熊體育編譯自《金融時報》，作者Murad Ah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