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德國社會救助產業，你可能不知道

建立福利制度，目的是為了幫助窮人。按照設想，有效運行的福利制度將最終消滅貧困。有了福利制度，競爭中的獲勝者、走運的人當然生活舒適愜意，而失敗者、不走運的人也不至於陷入絕望之中。福利制度將給他們提供足夠的生活保障，大部分社會苦難和矛盾將不復存在。

德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福利制度的國家。19世紀80年代，「鐵血宰相」俾斯麥在嚴厲鎮壓社會民主運動的同時，為了緩解社會矛盾、安撫工人階級，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健康和醫療保險及社會保險制度。二戰以後，歐美多個國家先後建立起福利社會，北歐的福利制度尤其廣泛深入，號稱「從搖籃到墳墓」，無所不包。但福利制度在很多國家運行得並不好，其擁護者認為，福利制度本身沒問題，效果不好是因為執行有問題，比如經濟發展水平低、福利投資不足或者官員腐敗低效。如果能克服這些問題，福利制度是能夠達到設想的目標的。

德國經濟實力雄厚，政府廉潔高效，且在福利上花費巨大。那麼德國的福利制度情況如何呢？

很少有人會想到，德國最大的產業是福利制度下的社會救助產業——從業人員200萬，相當於德國汽車、建築、採礦、鋼鐵等行業從業人員數量的總和。德國最大的企業也不是大眾、賓士、西門子或者拜耳，而是一家名為明愛會的天主教救助組織，旗下僱員總數超過50萬人，其主要競爭對手，新教社會福利會僱員總數超過45萬人。這些慈善企業擁有10萬個「分支機構」——相當於德國所有肉鋪、麵包店、藥店和加油站數量的總和。

據估算，德國救助產業每年總產值為1100-1400億歐元。這其中，個人和機構每年捐贈大約100億歐元，200億歐元來自保險業，其餘都來自財政撥款，德國政府稅收的1/5流向了救助產業。

為了避免政府機構的官僚主義和低效率，德國政府把福利救助工作大量外包給私營機構，包括各類救助協會、慈善基金和私人救助企業。政府將救助業定為公益性質，享有免稅待遇，但盈餘資金必須繼續投入到救助事業中去，這樣就確保了來自納稅人的資金始終用於救助業，不被貪占也不被挪用。

公民獲得福利救助是憲法賦予的權利，政府不能為救助資金設定一個上限，而是只要有符合條件的福利需求，就應該盡量滿足。可想而知，這樣一來，救助機構增加收入的主要辦法就是增加「顧客」，也就是找到儘可能符合救助條件的人，找到一個，就可以去找政府要一份錢。

於是，各種救助機構像下網捕魚那樣在各地搜尋。他們反覆巡視社區，走遍每一條街道，耐心地尋找、發掘甚至培育下一個救助對象，把他們變成自己的顧客。在救助機構的努力下，德國統一以來，有學習障礙的人增長66%，精神疾病人數增長130%，95%的德國人一生至少會有一次成為社會救助機構的顧客，許多人一生下來就是他的顧客。

社會在進步，德國人的身體當然沒有退化，只不過，符合「殘疾人」定義的人大幅增加了，許許多多的健康人被救助機構鑒定為殘疾人。兩德統一初期，東德地區失業問題嚴重。德國政府成立了許多就業機構幫助失業者找工作。多年以後，統一帶來的失業問題早已不復存在，但眾多就業機構卻延續下來，並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失業經濟」：救助者靠幫助失業者找工作，甚至人為創造出只為解決失業的工作崗位，以獲得政府的資助。例如，一批失業女性被就業公司分配到一個屬於紅十字會的衣物申領點，工作是清洗、縫補、歸類人們捐贈的衣物。一個月後，卡車送來下一批捐贈衣物，同時把上一批整理好、卻無人申領的衣物拉走，處理成碎布賣掉。這些女性工作的唯一意義就是讓紅十字會因為解決她們的就業問題而從政府那裡得到補貼。

上述針對成人的救助是無害的，某些針對兒童的救助甚至有害。有些救助機構主要和貧困家庭的孩子打交道，並非常樂於在這些孩子中發現殘疾和學習障礙者。兒童在學習中難免會遇到一些問題和困難，事實上，經過學校、家長、孩子的共同努力，絕大多數問題和困難都會消失或解決。但很多貧困家庭卻會輕易放棄努力，允許救助機構從此把孩子歸為殘疾人或學習障礙者。這樣做的結果是，救助機構得到了一個長期客戶，可孩子卻被貼上「學習障礙」的標籤。他們將很難進入正常學校接受教育——救助機構的特殊學校在等著他們。成年後，他們也很難進入正常勞動力市場，於是，下一個循環開始了。

德國的救助產業和窮人之間相互捆綁。一方面，窮人一旦失業開始領取救濟金，就開始被救助產業豢養，再也無法逃離那種舒適狀態，伴隨而來的就是生活的失控，在人生的各方面都會遇到問題：健康狀況不斷惡化，沒能力養育子女，色情與暴力也如影隨形。另一方面，就業機構也需要失業者，如果失業者大量消失，他們就將失去顧客，減少收入。在工作人員的努力開拓市場之下，救助機構的收入節節攀升。按規定，這些錢不能流入私人腰包，只能繼續用於救助業。於是，面對著花不完的錢，救助機構年年都要興建新大樓、購置新設備、招聘更多的人員。更多的人加入救助業，努力工作，去發現、培育更多的救助對象，從政府那裡得到更多的收入，然後興建更多的大樓，招聘更多的人員……救助產業一片興旺。按就業人數計算，德國救助產業在過去15年的發展速度是德國整體經濟發展速度的7倍。一些德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40%都交給了各種救助機構，以至於這些地方的公共設施和道路的維護資金嚴重匱乏。德國原本歐洲一流的公共設施因為資金不足而逐漸敗壞。

雖然救助產業高速擴張，消耗了大量資金，製造出越來越多的社會難題，但這一切都是依法進行的，其間並無大規模違法亂紀之事。就這樣，德國福利社會制度堪稱「眼鏡蛇效應」的典範——錯誤的刺激機製造成事與願違的結果，政府鼓勵了原本想要消滅的貧困。

在這個背景下看德國的難民問題，就會恍然大悟。表面上看起來，德國人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制約，魯莽地接受了大量難民，給自己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但從德國救助機構的情況來看，情況很可能是，難民是救助機構的「優質客戶」。各家救助機構爭先恐後地緊緊抓住難民這個不容浪費的好題材，精耕細作，深入開發，實現道義和資金的雙豐收——雖然看上去是難民從德國政府那裡領取了豐厚補貼，但真正的大頭收入卻是落到了救助機構的腰包。

默克爾政府無力對抗，只能順應這一強大的潮流。因為救助業不但是德國規模最大的行業，還是政治和社會影響力最大的行業，即使大家都知道福利制度弊端嚴重，這個問題也不可能解決。

社會救助產業直接從業人員200萬，加上家屬和上下游產業，德國至少有數百萬乃至上千萬人直接間接靠福利制度謀生賺錢。他們可不是軟弱渙散的被救助對象，他們是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都有選票，有能力且有意願影響政策。直接在社會救助企業中兼任高層職位的議員，占議員總數的35%，比例比執政黨還要高，是議會最大黨。

政客在政府和救助機構之間「旋轉」，名利雙收。內政部長卸任后，轉而擔任紅十字會主席；議會黨團主席下台後，成為工人慈善聯合會主席；一位資深議員，先是出任政府家庭委員會主席，之後離開議會，在福利機構中專門負責政治方面的工作，過了幾年，機會合適，又回到議會重新成為議員。

投票制度下，人數上的優勢足以確保任何試圖削減福利制度的政策都難以通過，任何想要和救助產業為難的政治家都會很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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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蛇效應

來自殖民時期印度的逸聞。印度人一度飽受眼鏡蛇肆虐的痛苦，為此，英國總督頒布了一項法令：向當局提交一條死蛇可以獲得1盧比的獎勵。印度人為了賞金反而開始養殖眼鏡蛇。當英國政府意識到這種情況而取消賞金后，養殖蛇的人把蛇都放了，放出去的蛇繼而大量繁殖，結果眼鏡蛇種群數量反而上升。該術語現常用於形容錯誤的政策刺激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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