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鑫培的歷史地位與當代啟示

▲譚鑫培在《定軍山》中飾演黃忠

今年適逢京劇大師譚鑫培逝世100周年，同時也是這位高壽的表演藝術家大師誕辰170周年。他的故鄉武漢江夏舉辦了紀念譚鑫培的高層論壇，並且舉辦了一系列重要活動。我有幸參加這一系列的活動，並且藉此機會，重新思考譚鑫培在京劇史上的地位與貢獻，重新認識譚鑫培對文化的意義，尤其是重新梳理京劇誕生以來由歷代大師所確立的美學規範。

首先，我們要準確界定譚鑫培在京劇藝術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京劇史論領域，人們談到譚鑫培時，無不承認他的偉大，但是經常使用「譚派藝術創始人」這樣的表述，似乎是說譚鑫培的偉大就在於他創造了獨特的「譚派京劇表演藝術」。這樣理解和描述譚鑫培的貢獻與價值、地位，其實並不合適。因為京劇從晚清成熟以來的100多年裡，譚鑫培稱得上是京劇美學的奠基者和坐標中樞，他始終是衡量京劇表演藝術優劣最重要的參照系。因此，譚鑫培是京劇界的宗師，是京劇表演藝術所達到了最高成就的象徵與代表。

在20世紀，如果我們把京劇看成戲曲精神的典範，那麼，在京劇這個劇種里，最能夠深刻體現京劇精神的是老生，而老生行當里譚鑫培是無可爭議、無法逾越的高峰。因此，譚鑫培的成就和他對京劇藝術的貢獻，不只是創造了自己的流派藝術那麼簡單。從晚清到民國年間，京劇界的許多著名表演藝術家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風格，發揚自己的優勢，因而形成了鮮明的個人表演藝術特點。這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京劇的「流派」。人們承認某位演員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派」也即「自成一派」，固然是很高的肯定，但譚鑫培的成就與貢獻遠不止於此。如果說「派」意味著藝術家開拓了自己的藝術道路，那麼，譚鑫培創造的是一條大路，包容了小道的大路。在譚鑫培之後，且不說四大鬚生，甚至包括旦行的程硯秋等，都從譚鑫培那裡獲益良多。其實幾乎京劇每個行當的表演藝術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譚鑫培的影響，晚清時候人們說「無腔不譚」時，不僅僅是指老生行「無腔不譚」，而是指整個京劇界各個行當，都從譚鑫培這裡汲取營養，所以他才稱得上「伶界大王」。

這當然是由於譚鑫培在京劇表演藝術領域取得輝煌的成就，他的藝術是「最好的藝術」。這裡所說的「最好的藝術」是指他的表演里蘊含的成熟與深度。因為譚鑫培在京劇發展領域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他把原來追求熱鬧、試圖通過感官刺激吸引觀眾的喧鬧的表演方法，轉而變為主要追求深度的感動，通過喚起觀眾情感共鳴的途徑而提升魅力的表演方法。他通過這種方法，試圖讓觀眾深刻領悟表演藝術家在舞台上所呈現的人物的命運和喜怒哀樂，以此作為吸引觀眾的最重要的途徑。在譚鑫培之前，京劇已經湧現出不少優秀的名家，他們講究的是唱得響亮，震耳欲聾。從文獻上看，譚鑫培之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的演唱也更近乎直接的表達。譚鑫培的聲音雖然並不如他們響亮，表面上看起來這是缺點，但是他卻將之轉化為優勢，讓觀眾的注意力轉移到聲腔藝術曲折婉轉的魅力上；而且，同時還包含了藝術家對人性的洞察。譚鑫培表演的人物，對人性的洞察、對戲劇人物的性格與心理描寫都是無與倫比的，這才是京劇藝術達到高峰的標誌。這是譚鑫培對京劇最重要的貢獻，只有當京劇讓千千萬萬觀眾感動，它才真正成為一門偉大的藝術。要充分認識譚鑫培在京劇藝術領域的貢獻，需要有這樣的評價角度，而不能只看到譚鑫培個人風格的獨特性。

第二，要深刻認識譚鑫培在文化歷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幾年前我曾經在上海舉辦的譚鑫培京劇藝術研討會上談到譚鑫培與傳統美學的關係。傳統美學以儒家為主，譚鑫培的藝術和傳統儒家文化有深厚的聯繫。傳統儒家文化一脈相承，從先秦的屈原，兩漢的司馬遷，唐代的杜甫，一直發展到今天，在藝術領域形成了大致相同的取向：它重在表達民眾的喜怒哀樂，但表達方式一定是含蓄的，有節制和有分寸的，這種分寸感的把握就代表了美學的高度。譚鑫培的藝術深刻體現了這種精神。

當然，我並不認為譚鑫培有接續中華美學偉大傳統的自覺與主觀意圖，但至少他的藝術方向恰好暗合美學主潮。他趨於沉鬱頓挫的聲腔，非常完美地與傳統美學的主流相吻合，所以具有特殊的時代影響力，引起了不同社會階層觀眾的普遍共鳴。他的表演美學是可以用溫柔敦厚來描述的，這是譚鑫培最重要的美學特徵，這種精神和傳統美學的關係顯而易見。儒家美學傳統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找不到特別適合於表達其理念的載體，屈原、杜甫那樣的載體，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失落了，但是在晚清找到了譚鑫培。正因為譚鑫培的表演藝術切合這一重要的美學脈絡，所以他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他在社會上的強烈反響，就有了與文化傳統息息相關的歷史意義。當然，他的藝術的出現也和晚清時代國家貧弱的環境有關係，社會從上到下都瀰漫著世紀末的哀怨，譚鑫培恰好為這種情緒提供了最好的出口，讓人們藉以去表達內心深處難以描述的傷感。是歷史的脈絡與時代的需求，共同造就了譚鑫培的藝術。

第三，譚鑫培的藝術道路給予當代文化發展重要的啟示。有關當代戲曲健康發展的路徑，見仁見智。通過譚鑫培的研究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其一，譚鑫培之所以成為譚鑫培，是因為他終其一生都在致力於舞台表演藝術的精緻化。多年來，我們關注戲曲藝術的發展，談的較多的就是新劇目創作，重視編劇、導演，甚至服裝和舞美，對傳統經典劇目在舞台表演藝術方面的雕琢與提升重視不夠。譚鑫培一生都演傳統劇目，他沒有演過什麼新創劇目，然而每個劇目經他演出后就得到提升，就成為經典。我們紀念譚鑫培，就應該認真思考譚鑫培這一成功的經驗，關注繼承傳統藝術，並且努力思考如何讓經典在今天的舞台上重新綻放光芒，這需要有表演藝術領域的努力鑽研。創作新劇目自有其價值，但假如我們不能像譚鑫培那樣，致力於把祖先留下來的傳統戲推到一個更高的高度，戲曲藝術繁榮發展這一目標就很難成為現實；其二，譚鑫培最寶貴的藝術遺產，就是他在表演上融技術與情感於一體。他有深厚的藝術造詣，功力很深，但在舞台上他並不只是拘泥於功力的展現，他會琢磨戲情戲理，把四功五法運用到恰到好處，通過他精湛的功法準確傳遞戲劇人物的情感。在這裡，技術的重要性必須強調，當然在突破技術難關的前提下必須有戲情戲理的深刻表達，兩者不可偏廢；其三，藝術家只有深刻表達人民的喜怒哀樂才能有偉大的成就。譚鑫培演過很多劇目，那些最具影響的都是由於唱出了那個時代老百姓的喜怒哀樂，他的《碰碑》《賣馬》《烏盆記》等都是因貼近老百姓的喜怒哀樂，所以引起那個時代強烈的共鳴。對於今天的藝術家，這也是極好的啟示。假如我們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唱出人民的心聲，藝術就很難引起民眾的強烈共鳴。

這是我學習、理解和紀念譚鑫培的三個方面的基本認識。藝術大師總是能超越時代放射光芒，譚鑫培就是這樣。

（作者系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戲曲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