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沈本《三國》」是怎樣成就的？

自1981年秋天以來，我研究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已經三十三年了。

沈伯俊先生

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我先後出版了《三國演義辭典》（巴蜀書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巴蜀書社1993年11月）、《三國演義》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羅貫中和〈三國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圖說三國》（主編並撰文，成都地圖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說三國》（中華書局2005年12月）、《賞味三國》（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遊三國》（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國演義大辭典》（中華書局2007年7月）、《你不知道的三國》（文匯出版社2008年1月）、《三國演義》（名家批註圖文本）（鳳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多部著作，發表《三國》研究論文100餘篇，隨筆、札記160餘篇，成果的數量和質量均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被國內外同行譽為「權威的《三國》專家」。

在這些成果中，最具特色，最富創新意義，最有生命力的，我自己認為是以《校理本三國演義》為代表的幾種《三國》整理本。它們已被稱為「沈本《三國》」，得到國內外學術界同行的高度評價。

早在《校理本三國演義》問世不久，著名學者陳遼先生就撰寫書評，率先稱之為「沈本《三國演義》」，熱情洋溢地指出：「這個沈本《三國演義》，是迄今為止《三國演義》版本中真實性、學術性、科學性最強的一個本子。」（陳遼：《真實性·學術性·科學性——評沈伯俊〈三國演義〉校理本》，載《社會科學研究》1992年第6期）

此後不久，著名《三國》研究專家丘振聲先生撰寫書評，高度評價道：「沈本是近年來研究《三國演義》的一項重大成果，也是沈先生對《三國》學的一個突出貢獻。」「沈本辨偽匡誤，嘉惠讀者，功在千秋。」

「沈先生校理出來的錯誤，為我們提出許多新的研究課題，這對於進一步深入地認識《三國演義》所蘊涵的深層意識與藝術價值，了解其成書過程，乃至版本衍變都是很有意義的。」（丘振聲：《辨偽匡誤，功在千秋——評沈伯俊〈三國演義〉校理本》，載《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3期）

著名的《三國》研究專家關四平教授稱沈本為「《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充分肯定道：「沈伯俊的校理工作，從學術理論角度考察，是完全站得住腳的，經得起反覆推敲和時間檢驗。……校理工作既富於創造性，又具有科學性。」

《沈伯俊說三國》，沈伯俊著，中華書局2005年版。

「毛本出現后三百多年來，再無人對其版本作過全面、細緻的整理，因此說，沈伯俊的校理本在《三國演義》版本史上是一種開拓，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它無論在理論與實踐上都為學術界提出了新的課題，給人頗多啟迪。」（關四平：《〈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評沈伯俊對〈三國演義〉的校理》，載《學術交流》1993年第3期）

著名的古代小說研究專家鄭鐵生教授也高度評價了沈本的價值：「沈本《三國演義》是迄今校理最為精詳也最為完備的版本，無論是這項浩翰的工程本身，還是對研究國學、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如果說在《三國演義》版本史上出現過兩次飛躍，那麼一個是毛本《三國演義》，另一個就是沈本《三國演義》。這將隨著歲月的大浪淘沙不彰自明。」

「沈先生的貢獻，不單是對四種主要版本的《三國演義》的校理和點評，而且在於其校理工作帶來的學術走向產生的意義。即它為民族文化的大普及、大推動、大解放，為書齋里的學者們探索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如何弘揚民族文化，做出了可貴的先導和不懈的努力。……沈先生在《三國演義》版本史上開拓出的新路，其里程碑的意義正在於此：功在當代，澤被後世。」（鄭鐵生：《功在當代，澤被後世——評沈本〈三國演義〉》，載《中華文化論壇》1998年第2期）

日本著名學者、《三國演義》日文版翻譯者立間祥介教授表示：沈本《三國》「註釋也很周到，遠遠超過了迄今為止的諸種註釋。今後我也打算參考您的註釋，重新修改日文版《三國演義》。」

日本《三國》研究專家上田望教授也曾在日本《古典小說研究》1996年第2號上發表《排印本〈三國演義〉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為中心》一文，對我的幾種《三國》整理本和《三國演義》評點本作了介紹，並予以充分肯定（上田望：《排印本〈三國演義〉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為中心》，載日本《古典小說研究》第二號，1996年）。

上田望教授在其論文《三國說唱研究》（載《金澤大學文學部論集·言語文學篇》第23號，2003年3月）的註釋中還特別說明：「凡引用《三國演義》，均據沈伯俊校理本。」

美國著名學者、《三國演義》英文版翻譯者羅慕士（Moss Roberts）教授，紐約州立大學（布法洛）董保中教授，歐洲著名漢學家、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李福清等歐美學者，對沈本《三國》也給予了高度評價。

《三國演義大辭典》，沈伯俊、譚良嘯編著，中華書局2007年版。

除了中外學者的肯定和推許，中央電視台播出的《上下五千年》專題節目，介紹《三國演義》時，畫面上的三種《三國》版本，均為我的整理本：《校理本三國演義》、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三國演義》評點本。

中央電視台、北京大學聯合錄製的大型系列專題片《中華文明之光》第104集《三國演義》，片尾展現的四種《三國》版本，有兩種是我的整理本：《校理本三國演義》、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

此外，還有多種學術著作把我的《三國》整理本列入主要參考書目。

那麼，「沈本《三國》」是怎樣成就的呢？

《三國演義》，沈伯俊評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自1981年開始系統研究《三國演義》以後，在反覆研讀的過程中，我陸續發現了書中的一些錯誤。

例如：張飛本字「益德」，《演義》卻誤為「翼德」；諸葛亮之子諸葛瞻官至行都護、衛將軍，《演義》卻誤為「行軍護衛將軍」；歷史上袁紹曾封邟鄉侯，《演義》卻誤為「祁鄉侯」；曹操的重要謀士劉曄本字「子揚」，《演義》卻誤為「子陽」；曹操大將李典本系山陽巨野人，《演義》卻誤為「山陽巨鹿人」……

像這些對情節發展、人物塑造毫無益處，只能給廣大讀者留下錯誤印象的問題，有沒有必要繼續錯下去？我感到懷疑，認為應該予以校正。

到1985年1月，我和任昭坤同志合寫《試談〈三國演義〉的地理錯誤——從渭南之戰說起》一文（載《三國演義學刊》第一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對《三國》中的地理錯誤作了初步歸納，明確提出：「應該對《三國演義》加以認真的校理，整理出一種新的本子。」

《羅貫中和三國演義》，沈伯俊著，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1986－1987年，我和譚良嘯先生合作編著《三國演義辭典》，我對《演義》中的人物、情節作了大量考證，僅《人物》辭條就加了623條按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指出《演義》中的「技術性錯誤」。

例如：毛本《三國》說董貴妃是董承之妹（第24回），我的按語是：「據《後漢書·伏皇后紀》，董貴人（《三國演義》作「董貴妃」）應為董承之女。」

《演義》說曹宇是魏文帝曹丕之子（第106回），我的按語是：「據《三國志·魏書·武文世王公傳》，曹宇系曹操之子，為曹操環夫人所生。」

我還用按語說明，東漢末有兩個劉岱：一個是東萊牟平人，曾任兗州刺史，初平三年（192）被青州黃巾軍殺死；一個是沛國人，系曹操部將，曾任司空長史，建安四年（199）奉命與王忠去徐州攻劉備。《演義》因二人名、字皆同，便將他們混為一談，造成錯誤……

通過這樣一番紮實的工作，我對《三國演義》中的「技術性錯誤」的認識更加全面，越來越感到重新校理《三國演義》是時代的需要，是我們這一代學者應該承擔的歷史使命。

於是，我毅然開始了這一浩繁的學術工程。

《三國演義》，沈伯俊、李燁校注，巴蜀書社1995年版。

長期以來，學術界有一種片面重專著，輕整理的傾向。其實，學術史早就反覆證明：整理一個好的版本，特別是整理難度大、方法有創新的版本，其價值絕不亞於寫一部專著，甚至可能遠遠超過某些專著。

把《三國》版本整理好，比之在若干問題上發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對廣大讀者、對研究事業的實際作用可能更大，其生命力也可能長久得多。對此，我義無反顧。

在校理過程中，我將自己的認識加以提煉深化，接連發表了兩篇比較有分量的論文：《再談〈三國演義〉的地理錯誤》（《海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和《重新校理〈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6期）。

沈伯俊先生

前一篇論文，進一步系統分析了《三國演義》中的地理錯誤，將其歸納為八種：政區概念錯誤、大小地名混淆、誤用後代地名、古今地名混用、方位錯亂、地名誤植、地名混位、地名文字錯訛。

后一篇論文，則站在更高的立足點上，從更廣闊的視野觀察問題，首次明確提出了「技術性錯誤」的概念：

所謂「技術性錯誤」，是指那些並非出自作者的創作意圖，並非作品藝術虛構和藝術描寫的需要，而純粹由於作者知識的局限，由於作者一時筆誤或者傳抄、刊刻之誤而造成的，屬於技術範疇的錯誤。

它們與那些由於作者的世界觀、歷史觀和藝術觀而產生的作品內容上的缺陷和藝術上的不足，完全是兩碼事。

根據這一概念，我將《演義》中的各種「技術性錯誤」加以綜合考察，概括為五個大類：

1．人物錯誤。包括人名錯訛、人物字型大小錯訛、人物身份錯誤、人物關係錯訛等。

2．地理錯誤。共八種（同上）。

3．職官錯誤。包括職官混稱、隨意杜撰、官爵文字錯訛等。

4．曆法錯誤。包括引用史書而錯寫日期、干支錯誤、杜撰歷史上沒有的日期等。

5．其他錯誤。包括歷史人物年齡誤差、名物描寫前後矛盾等。這種種錯誤，總數多達八九百處，這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

這兩篇論文，特別是《重新校理〈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發表以後，在學術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社會科學報》介紹了此文的主要觀點，《文匯報》、《文摘報》、《東方時報》、《工人日報》、《齊魯晚報》等紛紛予以轉載，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1年第2期又全文轉載，引起了出版界和廣大讀者的廣泛關注。

在重新校理《三國》版本的過程中，我主要在以下四個方面作了積極開拓和艱苦努力：

1

（一）正確的校理原則

1．明確工作的目標和範圍。所謂「重新校理」，是說在傳統的標點、分段、校勘異文等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礎上，著重在「理」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說，針對《三國演義》作為歷史演義小說的特殊性質，充分吸收《三國演義》研究的成果，儘可能校正書中的「技術性錯誤」。

其目的，是要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個較好的讀本，並為專業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參考。

2．充分尊重作者的藝術構思。凡作者有意虛構之處，一律不列入校理範圍。這一點與第一點結合，嚴格區分「藝術虛構」與「技術性錯誤」兩個不同的學術概念，在理論上立於無懈可擊之地。

3．《三國》的不同版本應當分別整理。

《三國演義新探》，沈伯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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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學的整理方法

1．如何校正書中大量的「技術性錯誤」，這是整個校理工作的重心，也是最為繁難之處。在傳統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礎上，我在不同的整理本中分別採取了這樣三種方法：

（1）對原文錯訛之處不作改動，而在書末列出正誤對照表，系統地校正書中的「技術性錯誤」。

這種方法，絲毫不改變正文的面貌，同時又把書中的錯誤集中加以校正，使人一目了然，堪稱最謹慎的一種方法，專家學者也最容易接受。

但對一般讀者來說，非得查看正誤對照表，才能弄清那些「技術性錯誤」，顯得不太方便。我最早整理的《校理本三國演義》，採用的就是這種方法。對此，學者們評價很高。

（2）對原文錯訛之處不作改動，而加腳註指出其錯誤所在，提出校正的意見。

這種方法，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面貌，同時又指出了其中的錯誤，學術上自然不存在問題，專家學者也很容易接受。

但對一般讀者來說，讀到的作品正文仍然包含著種種錯誤，必須一一對照腳註方可明白，也比較麻煩。

（3）直接改動原文，並加腳註列出原文，說明其錯誤之處和改動的依據。

這種方法，校正了原文中的「技術性錯誤」，使讀者直接看到正確的正文，對讀者最為方便。同時，以腳註的形式保留了原文，在學術上也是十分嚴謹的。讀者若有興趣，可以逐條覆按，專家學者也完全可以放心。

我後來整理的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和《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就採用了這種方法。

以上這幾種方法，實質上是相通的。

2008年沈伯俊先生在南京大學做學術講座。

2．在加註釋時，注意針對讀者的需要，著重註釋那些讀者不知道或似是而非的地方，給讀者提供新知。

如《校理本三國演義》第6回注「滎陽」云：「滎陽：縣名。屬司隸州河南尹。治所在今河南滎陽東北。按：滎陽在洛陽以東，董卓西遷長安，不應經過滎陽。歷史上曹操曾與徐榮戰於滎陽，但未追擊董卓。《演義》將二事糅合。」

又如第120回寫到西晉滅吳，君臣皆賀，驃騎將軍孫秀卻「向南而哭」，讀者可能會不理解，我就在此處注云：「孫秀：孫策幼弟孫匡之孫。曾任吳國前將軍、夏口督。建衡二年（270）投奔晉國。」這樣讀者就明白了：原來孫秀尚有故國之思。

對此，許多同行頗為讚許。丘振聲先生評道：「沈本的註釋，深入淺出，釋中有辨，為讀者深入理解作品的意蘊，更好地進行藝術欣賞，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沈注是校理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很多情況下，兩者互為表裡，互相補充。……糅註釋、考證、校理於一體，具有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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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嚴謹的學風和過細的精神

重新校理《三國演義》，首先要以深入的研究為前提；泛泛的閱讀、表層的接觸，是不可能發現問題的。同時，還必須一絲不苟，細心檢照；如果粗枝大葉，也會放過許多問題。

例如，《演義》第15回寫袁術的長史名叫「楊大將」，這本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過場人物，但仔細翻檢史料，卻發現這個名字是一個典型的「技術性錯誤」。《三國志·吳書·孫討逆傳》云：「（袁）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孫）策……」《演義》作者漏看「弘」字，加之古書無標點，遂將「楊弘」誤為「楊大將」。

從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評本」到毛本，竟然錯了幾百年！今天，我們發現並校正這一錯誤，難道不是有功於羅貫中，有益於讀者的好事嗎？

《三國演義》，沈伯俊校理，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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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勤奮刻苦，勇於拼搏

為了校理幾種《三國》版本，我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奮鬥。多少年來，我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連除夕之夜、大年初一也未遑休息。正是憑著這點苦幹精神，才能戰勝種種困難，有所前進。

從1981年秋天開始研究《三國演義》，到1992年2月我的第一種《三國》整理本《校理本三國演義》問世，轉眼之間，已是十年多的光陰！

看來，在學術上要真正有所創新，形成自己的特色，「十年辛苦」可謂尋常之事！

《你不知道的三國》，沈伯俊著，文匯出版社2008年版。

辛勤的勞動，贏得了眾多的知音。這些年來，國內外同行給予「沈本《三國》」的高度評價，遠遠超過我的估計。

梅新林、韓偉表的《〈三國演義〉研究的百年回顧與前瞻》一文中的這段評價頗有代表性：「沈伯俊以一人之力，窮近十年之功，校理刊行多種版本，代表了新時期《三國演義》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梅新林、韓偉表：《〈三國演義〉研究的百年回顧與前瞻》，載《文學評論》2002年第1期）

當然，我清醒地知道，我的《三國》校理本還有一些需要改進之處。我願繼續努力，不斷完善這些整理本，為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貢獻綿薄之力。

2008年4月成稿

2014年5月19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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