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歷史對話：平均九旬的抗戰老兵口述史搶救「與時間賽跑」

這是一群自稱「與時間賽跑」的人。

他們奔赴在全國各地，尋找、聆聽、記錄、思考，試圖觸摸歷史的溫度。他們要面對的是抗戰老兵。

八十年前，中華民族最危急的關頭，成千上萬軍人奔赴戰場，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存亡緊緊聯在一起。

八十年後，昔日的戰士已進入耄耋之年並加速離去，另一群人抱著「搶救」的念頭，希望通過口述訪談，為歷史留下些什麼。

這是南京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南師大」）抗日戰爭研究中心正在做的事情。

2015年11月，由南師大歷史系教授張連紅申報的「抗日老戰士口述史資料搶救整理」課題獲得當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第二批）立項。

之後一年多，課題組成員堅持學術與民間力量相結合，完成近500位抗戰老兵的口述訪談。

到2020年年底，他們還要通過多種方式，搶救搜集整理完成40冊2000萬字的抗日老戰士口述史資料，並在此基礎上建成全國性的抗日老戰士口述史資料影像資料庫。

「為家國寫信史，為民族爭人格。」這是課題組成員、南師大歷史系教授齊春風對抗戰口述史的概括。

而在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館長吳先斌看來，書本上的抗戰史，總是被描寫為波瀾壯闊、艱苦卓絕。他想做的，是通過老兵講述，告訴後人那場長達14年的戰鬥，如何波瀾壯闊、又如何艱苦卓絕。

2017年1月，安徽省安慶市潛山縣，張連紅、莫非、肖曉飛等人訪談抗戰老兵夏德興併合影留念。

獲批立項

2015年11月5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官網公布當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第二批)立項名單，「抗日老戰士口述史資料搶救整理」赫然在列。

作為這一課題的首席專家，張連紅主要從事中華民國史、抗日戰爭史、南京歷史文化方向的研究。他曾專註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走訪過上百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而今，張連紅把目光投向抗戰老兵。

他告訴澎湃新聞，以2005年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為契機，抗戰老兵口述歷史調查取得很大成果，出版了不少有價值的、生動的口述歷史資料。

2015年7月，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抗戰研究提出要求。

習近平強調，「抗戰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證詞等各種人證、物證來說話。要加強資料收集和整理這一基礎性工作，全面整理各地抗戰檔案、照片、資料、實物等，同時要面向全球徵集影像資料、圖書報刊、日記信件、實物等。要做好戰爭親歷者頭腦中活資料的收集工作，抓緊組織開展實地考察和尋訪，盡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總書記的話讓許多人感到振奮。與此同時，張連紅也深深意識到，和人民艱苦卓絕的14年抗戰相比，現有的抗戰老兵口述歷史調查工作仍有不足。

首先是數量和內容。

張連紅認為，總體來看，社會各界對抗戰老兵搶救調查的投入嚴重不足。相對於抗戰結束時500餘萬官兵來說，接受過口述訪談的老兵所佔比例太小，留下的口述史資料太少。

他還指出，在已出版的抗戰老兵口述歷史調查資料中，八路軍和新四軍老兵的口述回憶資料較多，國民黨抗戰老兵的調查偏少。相對重視對高級軍官口述歷史資料的搜集，針對普通士兵的調查很少。口述內容偏重軍事抗爭，對抗戰時期軍隊生活細節很少涉及。

其次，歷史學專業人員的參與不足，嚴重製約了抗戰老兵口述訪談質量。

張連紅坦言，過去的抗戰老兵口述訪談，主要由媒體工作者、專業作家及眾多民間志願者完成。他們雖然進行了一些「搶救性」採訪，但由於缺少專業指導，訪談質量不高，甚至出現過低級錯誤。

「受訪者在講述時，可能受到記憶和情緒等因素的影響，出現張冠李戴、前後倒置甚至故意顛倒是非的情況。」在張連紅看來，口述史研究不是簡單地復原歷史，而是與歷史對話，是訪談人與受訪人的雙向互動交流。

然而，由於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術評價導向不夠科學，口述訪談往往付出多、回報少，很難成為科研成果。願意投入時間和精力做老兵訪談的專家少之又少，這是制約抗戰老兵口述歷史調查質量的關鍵所在。

此外，張連紅還表示，從調查組織來看，近年來，抗戰老兵口述訪談雖然陸陸續續在進行，但缺少全國統一的專業組織。訪談工作較為分散，未能產生具有一定影響和一定規模的集成性成果，也無法滿足進一步深化抗戰研究的需要。

聯手民間

既然現有的老兵口述有所不足，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抗日老戰士口述史資料搶救整理」課題如何開展？

張連紅表示，當下主要任務是以最快速度，運用專業知識，盡最大可能搶救目前健在的抗日老戰士的口述史資料。

這裡的「搶救」，一方面是課題組人員自己去找抗戰老兵做口述訪談；另一方面是聯合其他院校及民間力量，對已有的抗戰老兵口述資料進行搜集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張連紅認為，由於抗戰老兵口述訪談缺少交流平台，重複勞動太多，有必要建立一個開放共享的數據平台。

「數字化技術為我們提供了共建共享抗戰老兵口述資料庫的可能。」據他介紹，在參考借鑒國外的口述史項目后，課題組建立了抗戰老兵口述資料中心網站（http://lb.njnu.edu.cn）。

目前，該網站已設置媒體報道、口述記憶、訪問視頻、口述經驗交流等板塊。用戶可以免費查閱使用資料庫中所有資料，也可以註冊成為志願者，自行上傳老兵資料。

不過，張連紅也清楚，有限的時間裡，想在包括香港、台灣在內的全國範圍開展抗戰老兵口述訪談，僅靠他一個人或幾個人遠遠不夠。

目前，課題組主要成員有十多位，大多來自南師大歷史系。此外，對新四軍老兵比較熟悉的鹽城師範學院歷史系也有多位老師加入。

另一支重要力量來自民間，比如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館長吳先斌。

吳先斌，南京人。早年做生意小有成就，2006年創立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他和張連紅相識多年、合作多次，對於老朋友負責的這一課題也非常支持。

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能提供什麼？澎湃新聞了解到，除了自己參與，吳先斌還抽調館內3名熟悉口述訪談的工作人員加入課題組，負責前期對接、物資籌備、行程安排、攝影攝像等多個環節的事務。

前期對接相當於搭建橋樑。開展口述訪談，首先要找到老兵，茫茫人海，去哪裡找？這在高校學者看來有點難，對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來說，卻不難實現。

據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工作人員莫非介紹，由於過去參與組織過一些「關愛老兵」活動，他們與全國各地「關愛老兵」志願者建立了聯繫網路。目前，老兵基本信息的前期收集，通常由他們聯繫當地誌願者協助完成。

同時，莫非還認為，儘管是高校科研項目，「關愛老兵」的色彩不能少。因此，每次出發前，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都會準備一些慰問物資。如果遇到生活非常困難的老兵，他也會通過網路發起募捐，給對方一些經濟上的幫助。

隨著分工大致明確，2016年3月，「抗日老戰士口述史資料搶救整理」正式開題。4個月後，暑期來臨，課題組每3-4人一組，奔赴江蘇、安徽等地，開始尋訪老兵之旅。

抗戰老兵姚一漢留下自己的手模。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為每一位老兵做一份手模，未來在館中陳列。

打開記憶所謂抗戰口述史，是不是找到一個抗戰老兵，拿著紙和筆，加上手機錄音，記錄並整理就萬事大吉了？

用南師大歷史系教授齊春風的話說，「如果這樣進行下去，會產生慘不忍睹的抗戰口述史資料。」齊春風認為，從事抗戰口述史工作，除了要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和體力，訪談者必須具有比較高的抗戰知識水平，不能對抗戰史一無所知或一知半解。

他還坦言，最擔心同學們沒有多少知識儲備就滿腔熱情投入進去。比較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有大學教師、博士等，帶領大家做口述史調查，能在一定程度發揮引導作用。

這一點，肖曉飛深有體會。儘管已經學了7年歷史，馬上就要攻讀南京大學近現代史專業的博士，但他感覺到，面對老兵的講述，自己的人生經驗、知識儲備仍然不夠。因此，訪談之前，肖曉飛會通過志願者，先拿到一份老兵基本資料，再花時間做好案頭工作。老兵的部隊番號、在哪些地方呆過、參加過哪些戰役、長官是誰、有沒有整編到別的部隊……這些信息點，肖曉飛都要藉助書籍、網路一一查清楚。

他告訴澎湃新聞，充分的準備，非常有利於和老兵溝通。對方一聽你對抗戰這麼了解，不僅講的內容多，可信度也會大大提高。面對老兵，聽他們講什麼？在抗戰老兵口述資料研究中心網站，有一份已經列好的「採訪抗日老戰士」提綱，大大小小近40個問題。其中包括個人基本情況、入伍情況、所在部隊的情況、個人參加作戰或其他工作情況等8個方向。

肖曉飛告訴澎湃新聞，這些問題不會「一股腦兒」全拋出來。訪談的第一步通常是聆聽，讓老兵先講個人經歷，有問題的話做筆記標註，等他講完再提問題。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老人有自己的思路，一旦打斷，沒準兒就會忘記後面要說什麼。事實上，對訪談人員來說，老兵的身體狀況是擺在面前一個嚴峻問題。肖曉飛訪談老兵的最長時間是4個半小時，這已是非常難得的。

另據南師大歷史系教授王志龍介紹，接受訪談的老兵平均年齡接近90歲。很多時候，談話進行1-2個小時，老兵的身體就吃不消了，腦子也開始犯糊塗。這種情況下，如何幫助老兵回憶起七八十年前發生的事情？

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工作人員薛剛總是隨身帶一個「漢陽造」步槍彈夾，那是他從北京南口戰役戰場遺址撿來的。訪談中，如果老兵提到打仗時使用的槍支，薛剛就拿出這個彈夾。他說，有的老兵年紀大了，不一定記得當時使用什麼槍，把「漢陽造」的步槍彈夾拿出來，老兵的記憶就像喚醒一樣，會很清楚地說出這個彈夾用來裝什麼槍，甚至還能講出怎麼使用。

當然，有些東西是沒辦法攜帶的。比如有的老兵當年是機槍手，薛剛只能提前準備一些重機槍的圖片。如果對方想不起來自己使用的是什麼槍，他就把這些圖片拿出來讓老人辨認。在薛剛看來，與老兵交流，藉助實物、圖片、音樂，要比單純的語言描述效果好得多。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訪談一位黃埔老兵。黃埔軍校校歌，那是軍校學生當年每天早上要唱的。

半個多世紀過去，老人只能大概記得歌詞，想不起曲調了。這時，薛剛打開手機播放黃埔軍校校歌，老人的感覺一下子被打開了。他跟著手機里的歌聲放聲歌唱。連老人的孫子也表示驚訝，20多年來，他從沒聽過爺爺唱歌，還是這樣激動地唱。

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志龍與抗戰老兵劉峻交談

日常生活

老兵的講述，哪些需要格外關注？張連紅給出關鍵詞——日常生活。他告訴澎湃新聞，現有的抗戰檔案和文獻資料，偏重於記錄政府主要領導人、社會上層精英和軍隊司令長官的活動，也比較重視政治、軍事方面的重大決策和重大戰役。對於抗戰期間士兵的衣食住行、獎懲撫恤、通訊聯絡、官兵關係、軍民關係等生活細節等資料，檔案文獻中很難找到，亟待通過口述訪談加以補充。

「抗戰期間不是每天都有戰鬥，戰爭中這些軍人怎樣生存下來的，他們吃什麼？穿什麼？轉戰南北，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什麼？」在張連紅看來，每一位老兵的經歷都是一部生動的抗戰史。只有先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抗戰的艱辛與殘酷，從而對國家和民族有更多思考。

事實也證明，口述訪談反映的歷史是生動而豐富的。比如為什麼參軍？王志龍告訴澎湃新聞，理由五花八門。有人家鄉被日軍侵略了，那是有家愁國恨。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家裡窮、吃不飽肚子，去部隊只是為了有口飯——這與人們傳統印象中的「心懷理想」「保家衛國」有所不同。

比如上戰場的感受。許多抗戰題材影視劇都會突出軍人的「英勇無畏」，但南師大歷史系博士后葉銘問過不少老兵，第一次上戰場，大部分人還是會害怕的。有的人心裡緊張，光想上廁所；有的人悶頭往前沖，覺得子彈好像總是沖自己來。

還有一位黃埔老兵，軍校畢業后被分配到師部當參謀。因為沒直接上前線，他當時還有些不樂意。沒過幾天，師長派這位年輕的參謀去前線送信。在路上，一顆炮彈砸下來，同伴當場被炸得屍骨全無。

自那以後，他再也不主動說上前線的事兒了。「長官讓我上前線，我再上前線。」老兵這句話，讓葉銘頗有感觸。他深刻體會到，老兵也是人。是人，就會有愛惜生命的想法。真實的人，本來就是多層次的。

2016年7月，抗戰老兵楊伯琪翻出和妻子劉翠華的舊照。

令張連紅印象深刻的，還有一個抗戰時期的愛情故事。

有一位姓楊的抗戰老兵，1944年還是通訊排排長。有一天，他在湖南衡陽附近的村子遇到一位姑娘，很快愛上了她。楊排長很想把姑娘娶回家，可當時是戰爭時期，部隊不允許下級軍官娶老婆。

沒過幾天，楊排長所在的部隊接到命令轉戰到廣西，臨別之際，他對姑娘許下承諾，戰爭結束后一定回來。

此後一年，兩個人沒有聯繫，一直1945年抗戰結束后，楊排長才回到衡陽找到愛人並順利成親。

張連紅說，這個故事很有意思。兵荒馬亂的年代，楊老和愛人分開后，只能靠著彼此信任互相等待。楊老的個人經歷也印證了戰爭時期軍人婚姻的實際狀況——參軍后，只有一定級別的軍官才能結婚並家屬隨軍，一般的普通士兵和下層軍官是不能結婚的。

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瑣事，對歷史學者而言意味著什麼？

葉銘提到一本書，法國人雅克·梅耶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士兵的日常生活( 1914 ～ 1918) 》。

作者廣泛使用法國軍事部門留存的檔案與士兵回憶，加上士兵的日記、書信、回憶錄、報刊報道以及相應的其他資料，描寫了戰地士兵日常生活眾面相，展示了戰鬥之外士兵的「私人空間」，並由此探討戰爭給士兵個人留下怎樣的烙印，揭示戰爭中的個體———人的狀態。

這本書帶給葉銘很大的啟發。他坦言，歷史學者研究戰爭，過去傾向於研究戰爭的結構、戰爭的進程與原因、戰爭中的外交等宏大敘事型的內容，對於成百上千萬普通士兵關注不夠，不知道或者說不想知道士兵的喜怒哀樂。

「我們的研究難免過於學院化，而不能做到所謂的『接地氣』。」葉銘這樣感慨。

2016年7月，抗戰老兵楊伯琪接受課題組訪談。

難言之隱

口述訪談，不是每一次都能順利進行。有些時候，老兵不願講怎麼辦？

去年夏天，葉銘在南京訪談一位老兵。對方部隊番號一報，國軍四十師120團，他馬上意識到——經歷過1941年的「皖南事變」，還是「打響第一槍」的那支部隊。

可是整個講述過程中，老人從頭到尾都沒提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葉銘判斷，老人這麼說，要麼有心提防，要麼選擇性遺忘。他只好先問了幾個其他問題，突然又繞回來，「老爺子，你們抓的新四軍戰俘怎麼處理？」「我們也優待。」老人不假思索地說。

「那在哪兒抓的？」葉銘繼續追問。老人愣了一下，緩緩吐出幾個字，「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那正是「皖南事變」發生地。

葉銘說，這下就很明朗了，「皖南事變」四個字不必再提，但不妨礙他繼續詢問。

當然，這種辦法不是每一次都管用。

老兵不想講的情況，王志龍也遇到過。他認為原因很多，比如涉及隱私、有過不愉快的經歷、情緒太激動等等。

去年夏天，他和張連紅在山東訪談過一位抗戰老兵。

老兵姓徐，早年是八路軍某文工團幹事。1944年，他和另外十多名文工團戰友與押送物資的日本兵有過一次對抗。那次日軍人手較少，稍作抵抗就逃跑了。徐老他們繳獲了不少戰利品，有酒有肉，在當年都是難得一見的美食。

八路軍戰士們決定把這些東西吃掉，沒想到，吃完后紛紛倒地中毒。他們被送到當地老百姓家治療休養。此期間，徐老認識了一位叫「玉蘭」的村婦女主任。當年玉蘭只有21歲，兩人朝夕相處、萌生愛情，不久后結了婚。

結婚之後徐老才發現，中毒之後，自己身體出現問題、無法生育。他十分傷心，勸說妻子離婚改嫁，但玉蘭不離不棄，一直到2014年去世。

王志龍回憶，對90多歲的徐老來說，不能生育這件事是非常難以啟齒的。他在講述時，剛開始也只是提到自己中毒，其他沒有多說。訪談人員聽到這個故事，追問中毒後有什麼癥狀、後來對身體有沒有影響，老人也沒有詳細作答。

直到訪談臨近結束，不知經歷了怎樣的內心鬥爭，徐老才說出原委，這讓在場的人十分震驚。

「日本人居然能在酒肉里下毒，還是專門傷害男人的生殖能力，如果不是親耳所聞，真是匪夷所思。」張連紅說，他後來請教過一些專家，專家認為是化學毒品導致的。至於事實的本來面目，還需進一步查閱史料、檔案進行核實。

不是每一次訪談都能這麼「幸運」。

同樣在山東，王志龍拜訪了另一位八路軍老兵，這位老兵的父母都是中共情報人員出身。王志龍很想知道老人父母從事情報工作的一些細節，可是一談到父母，老人就非常傷心，完全講不下去。

王志龍記得，當時試了幾次，老人的情緒都無法平息。他坦言，從歷史研究來講，如果老人講更多，也許會獲得有價值信息。但面對老人的痛苦，他們只能放棄，雖然遺憾，但尊重更重要。

2017年7月，莫非、肖曉飛在湖南洞口縣採訪92歲的抗戰老兵劉奇元。

鑒別真偽

即使老兵願意講，訪談人員也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對口述內容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進行甄別。

張連紅坦言，近十年來，社會各界十分重視老兵口述訪談，留下了大量第一手的珍貴史料。

但不能否認，由於受訪人受到立場、身份、環境、情緒、身體、年齡、記憶、人際關係等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不論是高級將領還是普通士兵，其口述內容都有可能出現有意或無意的誇大、避諱、遺忘、差錯、隱瞞、曲解，甚至同一受訪人前後內容也會出現相互衝突之處。

2016年6月，在南京師範大學舉辦的「抗日老戰士口述調查研習營」活動上，長期從事滇緬一帶老兵口述調查的雲南騰衝縣文物管理所原所長李正就談到「造假問題」。

他指出，2005年9月，一家電視台曾播出一期關於「活著的烈士」周某某的節目。節目中，周某某自稱14歲參軍，曾任遠征軍諜報員，參加過騰衝戰役勇炸敵人碉堡，最後被戰友誤以為犧牲而作為烈士在國殤園立碑紀念。

李正認為，周某某的敘述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於是，他在2008年、2009年期間，對周某某進行了3次深度訪談。經過對訪談的內容認真分析，再結合史料、檔案考證，李正得出結論——周某某故意編造了遠征軍身份和參加抗戰的經歷。

課題組人員如何避免類似問題？

齊春風表示，訪談人員應具備一定的知識面，並且用比較恰當的方式讓老兵知道你對他的個人履歷、對抗戰史十分了解。如果做到這一點，有的老兵即使喜歡誇大其詞，這時也會比較謹慎。

「我明顯感覺到，一說是大學老師帶隊領著研究所來做訪談，老兵的說法就非常客觀了。絕大多數老兵的說法是很客觀、非常謙虛，吹噓是極少的。」齊春風說。

當然，有些時候，老兵並非刻意說謊，而是時間久遠、記憶出現偏差。這個時候，就需要訪談人員從日常生活切入，針對細節不斷追問、互相佐證。

葉銘面對老兵，會拋出很多細微問題。比如軍隊生活，一天吃幾頓飯？每餐吃什麼？幾個人一桌？比如念過黃埔軍校的，「入伍生」期間打靶打幾次？每次幾發子彈？學過什麼科目？對武器裝備是否認識？

他還遇到過一位和日軍拼過刺刀的老兵。

老兵告訴葉銘，電視上演的拼刺刀喊口號是假的。真正到了那個時候，大家都不喊，因為「一喊就泄氣了」。除了刺刀撞擊的聲音，就是人被刺中后「啊」的聲音，其他什麼都沒有。大家只有悶頭往前沖，靠的是勇氣。

「能夠互相印證的內容，就是驚喜。」葉銘認為，這些細節，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說出來。並且，現有的檔案、文獻、史料，也能提供不少信息。因此，從技術操作角度講，老兵口述訪談，真正無法證實的東西雖然有，但不多。

對於明顯說謊、或口述內容確實有問題的老兵，大家態度相對一致——不會當場戳破，但會在後期整理時做出標註。

齊春風認為，記憶錯誤可以原諒，主動造假不能接受。出於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假的調查史料沒有學術價值，也沒有傳播的必要。

張連紅則從另一個維度來看待這一問題。

他表示，老兵在講述個人經歷時，會迴避、誇大、虛構一些內容。從研究角度講，也可以去想想，他為什麼撒謊？不同時間的講述，為什麼會產生不同版本的內容？這不僅僅是歷史研究，也涉及到教育學、心理學等多個學科。

此外，張連紅還指出，從情感上說，所有經歷過抗戰洗禮的老兵，都值得敬重。作為晚輩，我們沒有資格懷疑他們。

但是，我們更要尊重歷史，敬畏歷史，只有記錄真實的抗戰口述史，才有助於我們科學認識總結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戰史。因此，在調查訪問抗戰老兵過程中，急需大批專業人員參加，去偽存真，為後人盡最大可能提供真實的抗戰老兵口述史。

南京師範大學抗戰口述資料中心教授齊春風（左）、行政秘書肖曉飛（右）與抗戰老兵李連仲（中）合影。

搶救第一2017年7月，「抗日老戰士口述史資料搶救整理」課題組成員已奔赴湖南、廣西等地，投入新一輪的老兵訪談。

過去一年多，課題組已訪談老兵近500位，按照計劃，到明年年初，這個數字要力爭提高到1000位。同時，到2020年12月，他們要通過互聯網平台，搶救搜集整理完成40冊2000萬字的抗日老戰士口述史資料，並在此基礎上建成全國性的抗日老戰士口述史資料影像資料庫。擺在面前的困難有很多。張連紅說，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組可獲得80萬元經費支持。

這筆錢並不算多，根據國家有關經費管理辦法，主要支出用於差旅費，以及給學生和志願者少量補貼。課題組人員沒有勞務報酬，一些其他開銷，只能由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承擔。資金也限制了課題組增加人手。

抗戰老兵口述是一個浩大工程，需要更多有經驗的人加入。但張連紅覺得，別人也要養家糊口，讓對方無償或拿很低的報酬來做這件事並不公平。莫非把大量時間都花在與志願者的溝通。

他告訴澎湃新聞，有時候，由於志願者提供的信息不夠準確，他們趕過去才發現，老人是在抗戰勝利后參軍的，只能白跑一趟。王志龍還在苦苦尋找八路軍老兵。

他向澎湃新聞表示，目前，他們尋找八路軍老兵的辦法是聯繫軍隊或地方干休所，在採訪數量上還是明顯少於國民黨和新四軍老兵。葉銘比較頭痛的是方言問題。語言的隔閡，對信息攝取和細節追問都有一定影響，同時也給後續的錄音整理增加了難度。

2017年5月，山東棗莊，90歲的八路軍老兵陳立付接受課題組訪談。

不過，和時間緊迫相比，這些困難似乎都不算什麼。

2017月1月，肖曉飛和莫非、齊春風去安徽池州拜訪一位抗戰老兵。之前聽當地誌願者說，這是一位經歷過「皖南事變」的老兵。然而，當他趕到，老人已經躺在床上不能動彈了，問什麼都答不上來。

「你來晚了，早幾年來就好了。」過去一年多，這是讓肖曉飛最沮喪的一句話。

回訪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

薛剛採訪過一位老兵。老人在講述時提到了戴笠，當時大家沒留意，回去整理錄音才發現這個細節。為了了解更多，他本打算找時間再做一次補充採訪，遺憾的是，老人去世了。

事實上，在齊春風看來，的抗戰史研究已經留下了難以彌補的遺憾。

他表示，抗戰勝利后1946年－1966年，是開展抗戰口述史的黃金時期。那個時候，不管是普通老兵、還是高級別的軍官都還健在。如今，70年過去了，健在的老兵大多在90歲左右，這意味著，他們在抗戰結束時只是20多歲的青年，基本不可能是高級軍官，對抗戰的全局和部署都不太熟悉。

即便是這些級別並不高的老兵，也在加速離去。

張連紅介紹，國內目前在世的抗戰老兵大約5萬餘人，大都90歲以上，搶救抗戰老兵口述資料已是時不待我、萬分緊迫。

而據莫非掌握的數據，過去一年，僅南京範圍，就有9位抗戰老兵去世，今年上半年又有7位抗戰老兵去世。目前，南京的抗戰老兵數量在80位左右。

每一位老兵走，莫非都會想辦法送最後一程。如果是外地的，他會找當地誌願者幫忙，以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的名義送一個花圈。

在「關愛老兵」圈子裡，老兵去世被稱為「歸隊」。莫非說，老兵「歸隊」，誰也攔不住，自己能做的，就是把該做的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