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80周年：上海城市記憶中的先賢

今年是淞滬會戰80周年。「八·一三」淞滬會戰是抗日戰爭的第一場大規模戰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場大戰役，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時至今日，雖然硝煙已經散去，但是歷史不容淡忘。6月26日，以「全民抗戰中的上海與國際友人」為主題的2017「先賢與上海城市記憶」論壇在上海新錦江大酒店舉行。

謝晉元將軍的家書

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中陳列的謝晉元將軍寫給妻子的信（複製品）。 王珍 攝

今年的論壇引入了新媒體元素，每位主旨演講人都事先錄製了一段視頻。視頻中，謝晉元將軍之子謝繼民向觀眾展示了父親參加淞滬會戰前夕寫給母親凌維誠的一封家書，其中提及「日內即將率部進入淞滬作戰，特修寸箋以慰遠念。」謝繼民在論壇演講中表示，這說明寫信的時間是在「八·一三」淞滬會戰前夕，父親即將率領第262旅從無錫開赴上海迎敵。這封信也將人們的思緒帶回了80年前的那段烽火歲月。

「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又製造了上海虹橋機場事件，不斷挑釁，戰爭處於一觸即髮狀態。1937年8月11日深夜，時任第88師262旅中校參謀主任的謝晉元奉命組織該旅524團從無錫出發，開赴上海。8月13日上午，日本海軍陸戰隊發動進攻。524團立即予以還擊，就此開啟「八·一三」淞滬會戰的大幕。

當時日軍依仗海陸空優勢火力，叫囂「三天佔領上海，三個月內滅亡」。謝繼民表示，當時在軍隊中存在關於與日本開戰會不會贏的爭論，「但是父親一直秉持『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惜死』，始終認為只要抱定決心，就不會亡」。在接到在四行倉庫斷後掩護的命令后，謝晉元與一營長楊瑞符集合部隊作簡短動員，說明奉命掩護大軍撤退並據守四行倉庫這個上海唯一屬於軍隊守衛的國土，第一營已是離開大部隊的一支孤軍。公共租界英軍見到謝晉元率部孤軍死守四行倉庫，身處絕境，多次婉勸卸去武裝，退入租界，並保證他們人身安全。對此，謝晉元堅決予以拒絕。他說：「我們是軍人，寧願戰死在閘北這塊領土之內，也決不放棄殺敵的責任。」從猛烈的槍炮聲中，民眾知道了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英勇殺敵的消息。人們奔走相告，深受鼓舞，紛紛彙集在蘇州河南岸和附近高樓上觀戰和助威。當時上海《申報》刊登一篇特寫：「朝曦初上，國旗飄展，隔河民眾經此地，紛紛脫帽鞠躬，感動落淚。」

「父親在信中表示一心為國殺敵，履行一個革命軍人應有的職責，為國不能顧家。但又始終放心不下年邁的父母，幼小的子女，只能把一切重擔，都託付給母親。只有這樣，他才能安心殺敵，為國家民族貢獻自己的一切。」謝繼民說。

陳鶴琴與報童國小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每當聽到這首《賣報歌》，上海國際友人研究會會長陳一心總會想起自己的父親陳鶴琴。在抗戰時期，陳鶴琴和趙朴初、劉湛恩在上海辦難民教育和難童教育，當時被並稱為「難民教育三君子」。

陳一心回憶，1938年初，父親陳鶴琴擔任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簡稱慈聯會）教育委員會主任，劉湛恩（滬江大學校長）任副主任，趙朴初、陳望道、陳選善、韋愨任委員，朱啟鑾為教育組組長，並聘請朱啟鑾、周克、丁瑜、楊昌鏞、吳寶齡等5人組成巡視組，指導各收容所難民教育，擴大了難民教育的合法權力。

抗戰爆發后，陳鶴琴發起組織「兒童保育會」，被推選為理事長，辦報童學校。當時報童仍住在收容所，他們在街頭賣報認識了街頭許多苦孩子，於是把這些苦孩子組織起來，進行學習。1938年春，報童學校如雨後春筍，一個接一個辦了起來。從外灘到靜安寺，從楊樹浦到曹家渡，陳鶴琴因地制宜，分點設校，陸續辦起了10所報童學校，吸收了3000多名報童。報童學校學生中有一些人，後來參加了新四軍。

「抗戰時期父親在上海辦難民教育不僅注重教育和培養難民的謀生本領，還向他們宣傳抗日救亡思想。」陳一心介紹，在中共地下組織推動下，由陳鶴琴為首發起組織了上海市成人義務教育促進會，在全市各區辦起11所夜校，吸收工人、失學青年和家庭婦女，成為一支活躍在「孤島」上的文化戰鬥隊伍。

抗戰中的國際友人援助

安全區里的難民和孩子們。

上海市世界史學會會長潘光在論壇上表示，在80多年前那場艱苦卓絕的反法西斯鬥爭中，許許多多國際友人支持、幫助了人民，應該記住他們。

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會戰發生后，上海的外籍友人立即掀起了聲援人民抗日鬥爭的浪潮，不但發表聲明談話，而且紛紛捐錢捐物，積極救助難民。波蘭作家兼記者漢斯·希伯（Hans Shippe）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抗日前線採訪，向世界人民宣傳的抗日鬥爭。奧地利記者魏璐絲（Ruth Weiss）寫了多篇譴責日本侵略的報道，遭到日方抗議。加拿大友人莫里斯·科亨（Morris Cohen，漢名「馬坤」）曾任孫中山先生的副官，后成為軍隊的將軍，以「雙槍科亨」著稱。他奔走於世界各地，為軍隊爭取外援和採購武器裝備。蘇聯英雄佐爾格領導的情報組為蘇聯和中共獲取了大量日本高層及軍方的機密情報，包括日本進攻的計劃和部署、德國進攻蘇聯的日期等，為打擊德日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貢獻。

饒家駒神父。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為救助上海難民作出重要貢獻的法籍天主教神父、震旦大學教授饒家駒。上海國際救濟會由饒家駒等發起，於1937年8月13日建立。該會成立后，即在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的震旦大學校園內建立了三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6,000餘人。9月7日，又設立第四難民收容所和第五難民收容所，后又在錢莊會館設了第六難民收容所。然而租界內畢竟地域狹小，容不下太多難民，大批難民在租界外處境困難。到1937年秋，眼看軍隊即將撤離上海，饒家駒預見到難民問題將更趨嚴峻，遂提出在租界外的南市設立保護難民安全區的設想，並為此四處奔走。最終饒家駒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個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特定區域「饒家駒區」（La Zone Jacquinot，也稱「饒家駒安全區」），終於獲得各方認可。「饒家駒安全區」開創了一種模式，即在戰爭期間不僅要保護交戰雙方的傷員，而且要保護戰區平民。德國人約翰·拉貝領導的南京國際安全區，正是根據「饒家駒安全區」模式，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了20多萬難民。

論壇上，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蘇智良、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名譽會長張雲、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揮也分別作了主旨演講。本次論壇由上海國際友人研究會、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上海市世界史學會主辦，上海中共黨史人物研究中心、上海福壽園人文紀念館承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