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安全事件頻發！互聯網該如何釋放最強正能量？

8月6日，微博認證為「天津市靜海區人民政府」的微博賬號@靜海發布就「求職大學生疑入傳銷殞命」一案的進展作出回應，稱「蝶貝蕾」傳銷組織成員利用手機和郵箱在某網路招聘平台冒用某企業之名，發布虛假招聘信息，誘騙大學生進入傳銷組織並進行控制，目前，5名涉案人員已被刑拘。天津市也迅速開展打擊取締非法傳銷的專項行動，並清理多名傳銷人員。

多數網民對當地政府「又快又狠」重拳出擊整治非法傳銷表示肯定，對未來採取更多整治措施抱有期待，網上輿論漸趨平緩，但事件顯示出的新趨勢、新特徵，對相關部門的輿情處置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給相關領域社會治理帶來一定挑戰。

輿情處置：回應網民「安全感」訴求

民生領域的極端個案往往容易放大「共情效應」，引髮網民代入式的擔憂。特別是弱勢群體死亡事件易發酵成全國熱點，使輿論關注焦點呈現出從事件本身向多點轉移，折射出社會各階層對「獲得感」「安全感」的訴求日益強烈，而社會現實卻存在一定落差。

「求職大學生疑入傳銷殞命」事件因涉及大學生、網路平台、傳銷、人命等爆發力頗強的傳播標籤，不斷引發輿論廣泛關注，形成負面衝擊。事件發酵過程中，輿論對社會安全的持續發問，映射事件傳遞出公眾的深層次擔憂，而這也是類似輿情的最大擾動因素。《大學生之死：原來我們都曾離危險這麼近》《我們都是求職大學生：生存高於一切》等自媒體文章被廣泛轉發，不少網民在網上講述親歷的傳銷騙局，並表現出代入的擔憂情緒。輿論的討論也從事件本身擴散到網路招聘平台責任及其背後指向的行業監管、非法傳銷產業現狀及當地的社會生態。

線上治理：法律法規亟待跟上技術發展

輿論對求職大學生疑入傳銷殞命事件中「網路招聘平台是否應擔責」追問的同時，互聯網企業的社會責任與相關領域的法治健全再次引發輿論深入探討。

《青年報》《檢察日報》《新京報》等針對事件評論指出，互聯網平台向公眾展示了它們不光彩的一面。這遠不是體面不體面的問題，而是關乎生死的安全問題。互聯網平台經濟正在迅猛發展，責任機制需要逐漸完善。作為聯繫用戶雙方的互聯網平台，在以獲得收益為目的的同時，也要保障信息的安全，要對信息發布方的資質、信用進行審核，致力於擴大社會福利，而不能成為壞人的幫凶。

不可否認，隨著互聯網經濟迅速發展，企業責任機制並未完善，政企共治在遏制互聯網亂象中也存在一些問題。

有聲音認為，近年來，法律法規滯後於互聯網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速度，在全世界都是一大難題。互聯網經濟在法律法規缺失下野蠻生長，若不及時遏制，風險最終恐將轉嫁於社會承擔。因此，一方面，互聯網企業應嚴格自律、強化社會責任；另一方面，政府的監管和介入必不可少，必須從源頭上對網路失真信息進行治理，把住網民安全上網的「總開關」。

2016年5月，微信公眾號「有槽」文章《一個死在百度和部隊醫院之手的年輕人》引起多方關注。輿論的矛頭直指百度以及「莆田系」醫療機構，引發競價排名是否屬於廣告、信譽度排名規則該由誰來定等問題的討論。中央網信辦等部門迅速牽頭成立聯合調查組進駐百度公司進行調查，要求立即整改競價排名機制。隨後，《互聯網信息搜索服務管理規定》《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先後出台，為搜索企業的經營行為提供了規範，旨在保障網民的整體權益。

2016年9月，「快播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案」中，快播公司CEO王欣曾在庭審中以「技術無罪」「技術中立」為自己辯護，但他最終認罪，承認為了牟利對色情淫穢內容放任不管，並被法院依法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此次宣判被認為是「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里程碑式事件」。

社會治理：互聯網時代新風險

首先，互聯網很大程度改變和造福人們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從輿情應對角度看，正是通過互聯網，個體的不幸事件可以藉助互聯網快速傳播，發酵成各方關注熱點，最終推動了政策決策的頂層設計出台同時，也給涉事政府帶來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網上無小事」說法再次得到驗證。若當地政府不積極應對及妥善處理，無疑會增加民眾的不滿甚至不信任，還易引發網路謠言，致使政府部門掉入「塔西佗陷阱」。

2016年9月，山東徐玉玉遭電信詐騙不幸離世消息迅速引起網民對個人信息泄露的極度擔憂，呼籲不能讓公眾在互聯網上「裸奔」、要求政府加大對泄露個人信息行為處罰力度的聲音頻現。之後最高檢、公安部聯合掛牌督辦21起重大電信詐騙案，電信詐騙案件陸續被偵破，央行、公安部、工信部等多部門聯合發布ATM轉賬時效限制等新規，一些互聯網企業也表示，會加大用戶信息隱私的保護，有效地回應了輿論關切。

再如，公開資料顯示，近年來，公安機關等部門對非法傳銷打擊一直保持高壓態勢，如公安部統一部署各地公安機關對「善心匯」系列違法犯罪問題進行查處，有效維護現場秩序，確保社會穩定和群眾安全，贏得輿論認可。

其次，互聯網增加了傳統違法犯規活動影響範圍，使傳統犯罪「觸網」。隨著互聯網經濟迅速發展，社會現實與網路關聯交互日漸深入，互聯網已成為現實社會公共事件發源、發酵、傳播的重要場域。非法傳銷、金融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並非源於互聯網，但互聯網無疑增加了此類違法犯罪活動的影響範圍及危害程度。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文章《求職大學生之死：傳銷現代化與騙術合流的犧牲品》及2016年盛傳一時的《教你識破新型傳銷騙局》相關科普帖均認為，傳銷模式與互聯網新技術的結合，使得傳銷發展成本降低、速度加快，騙局更為隱蔽，治理更加困難。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2016年上半年群體性事件報告》顯示，互聯網金融非法集資領域成為網路群體性事件的多發地。互聯網金融產品改變了老百姓的投資行為，也給他們的財產安全帶來隱患。其合法性以及風險性成為普通網民聚焦的核心。而整體來看，輿論對P2P網路貸款行業加強監管和規範經營較為期待，特別是在網貸平台負面新聞頻出的背景下，輿論對網貸行業監管細則的出台寄予厚望。

最後，互聯網很大程度改變了傳統行業利益格局，促進傳統行業改革同時，也存在一定社會穩定風險。表現最為突出的當屬網約車引發的爭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革新對傳統計程車行業帶了一定衝擊和挑戰，引發了一些相關利益群體的對抗行為。2015年以來，一些城市發生了交通管理部門、計程車公司及司機和網約車司機、網約車出行平台的衝突，推動傳統計程車行業深化改革。

2016年7月28日，交通部聯合七部委出台《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網約車合法化身份得到了明確，經歷多年「野蠻生長」的網約車運營將有規可循。

共築網上網下同心圓

對於「求職大學生疑入傳銷殞命」事件，輿論普遍認為這不僅是一家網站、一個部門的過錯，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通過互聯網，這些問題被不斷聚焦和放大。對此，建議互聯網企業加強審核，完善信息發布機制，切實擔負企業責任；政府管理部門加強互聯網監管，填補網路平台漏洞，同時重視線下疏導和社會綜合治理，摸准輿論痛點，及時回應民眾關切，共築網上網下同心圓。

此外，輿情事件關乎民眾切身利益，往往涉及線下的具體事件，並反映了一些現實問題。把握好互聯網這個「最大變數」不僅是線上管理與引導，更是線下社會治理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相關部門還應進一步加強線下對於這些傳銷組織等違法違規行為的打擊力度。從輿論反饋看，「群防群控」是徹底根治非法傳銷的重要手段。

互聯網是社會轉型期的「最大變數」，如何讓這個「最大變數」釋放最強正能量，是網路時代社會治理面臨的重大課題，需要互聯網企業、利益相關方和政府相關部門齊心攜力、興利除弊，才能真正讓互聯網更好造福國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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