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的果子？從三國到西晉的政治迭代說起

《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一劇近期熱播，讓與司馬懿有關的人物與故事成為輿論聚焦的熱點。此前，不論是作為文學形象還是歷史人物形象，司馬懿多年來一直處於不冷不熱的尷尬狀態。說他不熱門，大概要歸咎於他在主流敘述中「登場」太晚，在文學里的三國故事的時間軸上，他在群雄逐鹿和鏖戰中原的故事裡基本沒有存在感，司馬懿的「高光時刻」在於和諸葛亮的鬥智斗勇階段，而在諸葛亮死後，便進入了三國故事裡相對「不那麼好看」的尾聲階段，不少人把司馬懿當做三國故事的收尾人物，大致與這些因素有關。

弔詭的是，三國故事（包括小說、評書和戲劇）的重心卻不是三國時期，而是三國前的東漢末年，羅貫中原著大篇幅的筆墨，實際上集中在建安年間的政治與軍事紛爭，至於真正的三國時期，恰恰以濃縮的筆法來敘述。如此一來，本來在三國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司馬懿，經小說家筆法的壓縮，也變得似乎沒那麼重要了。

不過，這並不能歸咎於歷代三國故事的敘述者，從權術謀略上看，司馬懿自然有可圈可點之處，故而，在厚黑學的江湖上，司馬懿自有其獨到的地位，但在儒家主導的忠義文化觀念的籠罩下，司馬懿和司馬家族在國史上的形象，大多時候是負面的。

儘管直到司馬炎才真正一統三國，終結亂世，但歷代文人學者普遍認為，司馬懿是三國終局大勢的實際開創者，如同曹魏代漢，首功在於曹操而非曹丕，經由司馬懿、司馬昭、司馬炎三代接續才從曹魏手中得到皇權，首功則在於司馬懿。但是，司馬懿形象負面化，其秘密恰恰隱藏在這個看似漫長平靜實則緊張劇烈的博弈中。

弒君失掉天下心

得國不正，是歷代詬病司馬氏的首要因素。歷代帝王取得天下，非正常方式無非靠以下幾種情況：禪讓、農民起義、軍事政變和宮廷鬥爭。儒家典籍里的遠古聖王禪讓之道，還沒經由信史驗證，此處暫且不表。劉邦、朱元璋往往被視為古代皇朝中得國最正者，正在於其從平民崛起（朱元璋連平民都不算，是徹底的底層赤貧），憑藉實力終結亂世，可謂順應民心。宮廷政變是歷代最不齒的得國手段，它既與平民百姓的訴求無關，手法也不夠光明，純粹是統治者內部權力的遊戲。可惜的是，司馬氏得天下，靠的正是內部宮廷鬥爭和外部軍事政變的手段。

《晉書》有記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用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由此可見，司馬氏篡權手段之陰狠，連自己的後代都感到羞恥。當然，任何古人言行都要還原到當時的歷史現場去看，晉明帝偏安江南，想起昔日祖輩經略中原之事，常理是懷念曾經的榮光，進而激勵困頓中的自己。不過，晉明帝此時的想法，恐怕更接近偏安川蜀的劉備集團，或者偏安江南的孫吳集團，對那些割據政權會有更強的代入感，這樣的同理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朝廷以開國祖先之事為恥，在歷史上還是頗為罕見，更何況還對國祚綿延時間產生了懷疑。

每個朝代都有自身合法性的來源。對合法性的質疑，從晉明帝的言論中已然呈現，其實，在此前和此後，有關司馬氏得國不正的懷疑，始終未有中斷。如果說司馬懿和曹氏的鬥爭還是時明時暗、若隱若現的，司馬昭弒君則徹底撕掉了遮羞布。從秦滅六國算起，弒殺非亡國之君進而篡權者，只有兩例，上次是趙高殺嬴胡亥，但趙高無力掌控局勢，直接導致了秦漢之際的天下大亂。趙高的名聲在歷史上就不必說了，司馬昭殺死曹髦，破壞了此前延續幾百年的權力更替原則。即使是再激烈的鬥爭，不殺前朝之君，也是一個基本原則，此原則若破，則會失去天下士人的信任，新政權的合法性也會被質疑。

治國無方更添一籌

那麼，西晉開國后，又是何種景象呢？不看國家典章和勛貴朝臣的言論，單從當時一個級別不高的官員李密身上，大致也能捕捉到蛛絲馬跡。人們熟知的李密所撰的《陳情表》，可謂懇切委婉，深情動人，但其中也有對司馬炎的吹捧之辭，進而獲取不赴召而養母的機會。李密稱「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即使這般，也不過只點明了以孝治國，而沒提「忠」字，而時人思想中忠孝本不可割裂，上至高官，下至草民，對新皇帝和新政權的認同，很大程度上也需要「移孝作忠」的思維觀念。

司馬氏得國不正與西晉開國合法性的缺失，讓「忠」這個維繫古代社會秩序的重要元素，無法成為新政權宣揚的道統。司馬氏忌憚自己篡權弒君的故事，再次降臨在自己頭上，就只好用錦衣玉食、香車寶馬和美色佳人來滿足群臣和勛貴的慾望。既然沒法佔據道義的制高點，就只能用世俗利誘來收買統治集團了。

正因此，西晉開國不久，不僅沒有開國氣象，反而盡顯亡國跡象。後人記憶里的西晉掌故，要麼是奢侈荒淫，要麼是悲愴怪誕，此前此後，也很少有統一的中央集權王朝，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從上到下腐朽糜爛。晉武帝羊車恣性，晉惠帝不食肉糜，晉懷帝青衣行酒，晉愍帝流亡受辱，這是西晉四朝皇帝給後人留下的形象，更兼有王愷石崇鬥富、賈南風亂政擅權、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的曠古災禍，直到只有51年國祚（如果從統一三國算起只有37年國祚）的西晉被匈奴人滅掉，中原生靈塗炭，異族南下，國家進入血雨腥風的大亂世。

不言而喻，得國不正還不是最致命的，若新政權能開創一代盛世，並讓繁花錦繡的時代綿延賡續，其合法性的缺失也能一點點被彌補。譬如李世民殺兄逼父，玄武門之變成為他終生心頭難去的陰影，但因為治國有方，開創大唐漫長的國祚，仍是史上一代明君。但西晉從權力中樞就開始腐化墮落，以至於讓中原首次淪喪於蠻族之手，在古人來看，如此罪愆可謂遺毒深遠。只是，古人不懂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會將西晉的覆滅歸罪於司馬氏德行的缺乏，十六國中後趙開創者石勒也譏諷司馬氏，「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古事今讀，自然不能單純地將政治變動和時代裂變歸咎於歷史人物的道德品行，更何況，在當時的政治險境下，司馬懿始終得不到曹氏宗族的信任，即使其後人不爭權力，也難保司馬家族平安。至於其中有多少狼子野心的因素，又有多少被逼自保的成分，已經難以量化確知。於今看來，只能從制度變遷上推演其政治迭代里露出的玄機。

堂前燕子無影蹤

李世民在為《晉書》所撰史論中道，「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而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睹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昇平，行先迎於禍亂。」儘管這裡面有他以史為鑒、為本朝開明論述道統的意味，但對西晉政治制度之凋敝的批評，仍是一針見血的。

人才流動渠道的堵塞，以及統治集團內部的墮落，讓西晉開國就有亡國之象。西晉產生了空前嚴重的門閥現象，「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出身成為一個人能否晉級的根本因素，龐大帝國不能施行賢能政治，國家資源悉數由門閥掌控。西晉開國大搞分封，本意是為了鞏固司馬氏統治，卻為後來八王之亂埋下伏筆。而在土地制度上，西晉實行占田制，給予了官僚士族占田、蔭客、蔭親屬等特權，讓門閥貴族能更持久地控制土地資源和稅收。國家制度上沒能順應民心，只是滿足了統治集團的私慾，這比獲取政權缺乏道義上的合法性危害更大。

但是，也不必將門閥制度歸因於司馬氏一族，這個賬更算不到司馬懿頭上。士族起源於兩漢的地方豪族，演變為門閥制度是歷史趨勢，權術謀略相比歷史的慣性，實在是太過渺小的力量。東漢時的王符在《潛夫論》中有言，「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薦則必閥閱為前」。讀書人在豪強勢力面前唯有自保之力，時局變動之際，即使如王公勛貴，也如草芥般會隨風搖擺。司馬懿及其後人造就的新王朝，不過是在歷史長河中變幻的瞬間，當門閥興盛的時光散去后，歷史只空留下跌宕與零落的印記，「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便是對歷史最深沉的腳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