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德國為何主動放棄了核武器？

約費：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促使德國反思，其中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是核武器。事實上，德國是自己放棄了核選項。

德國《時代周報》主編 約瑟夫•約費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促使德國人對一些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其中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核武器政策。媒體揪住了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s)成員羅德里希•基塞韋特(Roderich Kiesewetter)發表的一則含糊聲明，他稱，如果川普領導的美國「不再想提供核安全保障，歐洲就仍需要一把核保護傘」。之後，《法蘭克福彙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一位發行人又在火上澆了桶油。考慮到俄羅斯重整軍備和英法單薄的武裝，讓我們考慮一下「不可思議之事」——我們「自己的核威懾」。

實際上，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the Federal Republic)成立初期起，德國人就一直在考慮這件事，更不用說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研究核項目的科學家了——他們在希特勒譴責該項目是「猶太人物理學」時不得不停止了研究。

二戰後，戰敗的德國曾通過建立令全世界羨慕的民用核工業，來隱蔽而小心地開展核研究。其目的不是為了悄悄溜進擁核國俱樂部。在西方國家還在觀察希特勒的繼任者們的表現、同時東方國家還視他們為頭號敵人之時，成為擁核國是被嚴格禁止的。其目的在於未雨綢繆。對民用核能源有用的東西，對軍用核能源也有用。

政府對核選項的探索不會顯示在公開記錄中，特別是鑒於西德為了加入北約(Nato)已發誓放棄核武器。但聽聽前國防部長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ss)對1968年的《核不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抨擊吧。該條約莊嚴載入無核國家的禁核承諾。施特勞斯怒斥道，這是「摩根索計劃2.0」(Morgenthau Plan squared)和「宇宙級凡爾賽條約」(Versailles of cosmic proportions)。

就連上世紀70年代初秉持和平主義的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政府也對加入《核不擴散條約》遲疑不決，在意識到拒絕加入會導致「新東方政策」（Ostpolitik，旨在改善德國與莫斯科方面以及受控於莫斯科的其他東歐國家的關係）失敗后才放棄抵抗。不過，德國保住了民用核能研發的自由，後來完善了整個燃料循環，其中包括生成可裂變物質的速度高於消耗該物質速度的「快中子增殖反應堆」(fast breeder)：以可兼做武器級材料的鈈為燃料。

讓德國放棄核選項的並不是國際壓力，而是國內的抵制。雖然其中原因仍將讓文化歷史學家捉摸不透，但德國確實變成了世界上最反核的國家——它對核的厭惡比日本更甚。在德國的核設施所在地，抗議者和警方之間的激戰開始帶有內戰的意味，因此政府讓步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德國放棄了可能製造核彈的設施：燃料加工系統、再處理裝置和「快中子增殖反應堆」。只有中心環節——動力反應堆——保留了下來。

朝鮮

給川普的建議：嘗試與朝鮮和平談判

孔傑榮、愛德華•貝克：川普去年6月競選期間說，他歡迎金正恩赴美會談。我們敦促美國政府舉行這種會談。

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泄漏災難發生后，默克爾政府將僅存的一環也切斷了。從那之後，德國的核電站一個接一個地被廢棄。最後一座核電站將於2022年底停工。

因此，不可思議的事成了不可實現的事。到2023年，即使德國想考慮核武器選項，它也不再擁有考慮這一選項所需的任何必要條件，除了有限的低濃縮鈾生產能力——在最後一座核能反應堆廢棄后也將失去。沒有完整的燃料循環，便無法製造核彈：從對鈾礦石進行氣體擴散到將其轉化為製作核彈用的金屬，從乏燃料(spent-fuel)到可裂變鈈（這是研製核彈的另一種方式）。

這些只是最基本的。一個國家必須通過設計和試驗來掌握製造核武器的方法。它必須擁有堅固的發射井或核潛艇，讓對手無法通過一次打擊(first strike)摧毀自己的一切核力量。它還需要空基監控體系和實時指揮控制技術。自上世紀70年代沙阿（伊朗君主）時代以來，伊朗便一直在做這些工作。

考慮到繁多的反核法律、民眾反對以及無休止的訴訟官司，單單重建燃料循環便會耗費很長時間。若想改變德國一邊倒的反核文化，將耗費更長時間。

沒錯，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德國的潛在挺核鬥士其實難道不是在夢想歐洲共同的核威懾力嗎？法語中有一句簡短的話：「核無法共享」——關係到一個國家存亡的決定權無法與他人分享。無論川普還是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都無法打破這條鐵律。同時，投入大量財富來造就別人的威懾力，對柏林有什麼好處？或許可以在瞄準的目標上有一些發言權，但並不是按下按鈕的決定權。這幾乎算不上值得考慮的選項。

本文作者為總部位於漢堡的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的主編、斯坦福大學(Stanford)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