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zuo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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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理解zuo？你有沒有碰到過很zuo的人，做過很zuo的事？你覺得在現代人的生活里，zuo和貓，哪一個更重要？

1

「這個女孩真是作！」

一大早，我剛剛起床，還沒來得及刷牙漱口，小余阿姨就著她的大嗓門闖進了門。

小余阿姨是我請的保潔阿姨，河北人，在北京呆了近十年。她幹活 麻利，性格直爽，只是嗓門很大，說話不是在說，像是在喊。

她一邊換鞋，一邊揪著我問，「你老家就是雲南的吧，你給說說，你們家不是四季如春嘛，什麼時候有過煙？」

小余阿姨有個習慣，很多人也有，喜歡把「霧霾」叫做「煙」。去年有幾次來我家打掃，我看她沒有防pm2.5的口罩，想送幾個給她，但她卻堅持不要，嫌麻煩。「就是點煙，沒事，我家裡比這嚴重多了。」我一直搞不清楚，這「家裡」指的是她在北京暫時安頓的那個房間，還是她地理距離並不太遙遠的那個家鄉。

「你們在國外呆久了，忘了祖國的好， 要多回來看看，你看這藍天，這白雲，哪裡就比不上美國了呢？這個女孩也真是作！」

我一直不太明白「作」這個詞用來形容人的時候，具體含義是什麼。一個人特別計較難纏，可以叫「作」，特別執著，可以叫「作」，不識好歹不懂感激，也可以叫「作」……「作」似乎是貶義，往往暗示著某種不好的後果或負面的道德評價。可如果稍微嚴肅認真地做個定義，「作」具體是什麼意思呢？

小余阿姨開始打掃，我躲在書房讀書，戴上耳機，世界就只剩眼前那本書和我自己。

「……對我個人來說，生命歸根結底除卻對真理的期待之外，從沒有任何其他意義。」 法國思想家西蒙娜·薇依在倫敦給朋友寫著長長的信。「最珍貴的善不是尋求到的，而是在期待之中的，因為人不可能通過自身力量找到它……」

如果跟小余阿姨講講薇依的故事，她或許也會用「作」來形容她吧？這麼一個「有故事的女同學」，卻好像已經被世界遺忘了。

2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法國傑出的思想家，「當代帕斯卡」。

Simone Weil

薇依從小體弱多病，敏感聰穎。她受到良好的教育，考上了法國最好的高等學府巴黎高師，和薩特加繆波伏娃在同一個校園度過了人生的黃金時期。畢業后不久，薇依自主選擇了一種真正融入最底層人世界的最艱難的生活方式。1934年年底，薇依剛剛25歲，她拋棄了生活中一切舒適的東西、一名已獲得了大學、中學教師資格的名牌高校畢業生可以合理期望並能輕鬆實現的優越生活，進入工廠做最底層的非技術工人。薇依選擇經歷社會最底層人所經歷的一切艱辛困苦，因為她認為，

「人不僅要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而且，如果可能要他察覺到其用途——要他察覺由他改變的性質。

對每個人來說，自身的工作是瞻觀的對象物。」

換句話說，薇依認為，哲學家們躲在舒適優雅的書房裡，通過閱讀和想象，是無法真正理解社會最艱辛的工廠生活和在這種生活中所鍛造的工人們的；真正的理解建立在一種身體、思想和行動上的三維合一的深度共通經驗之上。

在「服苦役的工場」里，高強度的重複性勞作使得本就柔弱多病的薇依勞累不堪。她發現自己唯一的僅有的減緩極度痛苦的方法，是不再思索。

「我幾乎被壓垮了——我的勇氣，我的尊嚴感情差不多在一段時間被壓垮，對這段時期的回憶會使我感到屈辱，倘若不是因為確切地說我並沒有保持這種回憶的話。我每日起身懷著不安，我帶恐懼去工廠，我像奴隸一樣幹活，午間休息是令人痛苦的時光……時間是不可容忍的重負。」

「一天，我明白了，過幾個星期這樣的日子幾乎足以把我變成馴服的牲口，只有星期日我才恢復一點自我意識。於是，我惶惶自問，倘若一旦生活的偶然要我這樣幹活而無每周的休假，我會變成怎樣。我曾發誓，在尚未學會在保持做人的尊嚴感情不受傷害之中來承受工人的條件，我就不脫離工人的處境。我恪守了自己諾言。但是，直到最後一天，我感到這種情感始終需要重新去求得，因為生存的條件始終在抹殺它，並要把我貶為牲口。」

薇依通過痛苦艱辛的工廠經歷「發現」了思想家們常常忽略或者困惑的一個問題，遙相輝映著馬克思做過的那些「革命迫在眉睫！」的錯誤預言：不管壓迫可能多麼嚴酷，它並不會引起反抗，而是造成屈從。社會嚴酷艱辛的生存環境迫使人「用接受替代了屈從」，這才是問題核心。

薇依的「發現」乍看上去違反常識，人們常常說「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壓迫越大反抗越大」，但人的身體屬性決定了人自由調度意志的峰值。當人被繁重的體力活動佔據以至於無法學習，當人太過勞累以至於無法思考，當人太過恐懼以至於放棄思考成為唯一減緩極度痛苦的方法時，人自然就放棄了反抗的可能，並在表面上以「接受」（比如工人看上去心甘情願地接受工作合同）替代了「屈從」（比如看上去悲憤沮喪的奴隸）。

3

如果把這個故事講給小余阿姨聽， 她一定會覺得，薇依這個女孩很作吧。 就像是好好一個女孩兒，家境殷實，從北大清華畢業了，放著世界500強的人生巔峰不去，而去了最基層的富士康做手機裝配，還是自由選擇去的。如果把薇依心裡想的，筆記上記的東西講給小余阿姨，她多半會說，「你們讀書多讀傻了吧，想太多了」。 共情如何建立？

4

薇依在後來的人生里，更「作」。

1938年初，薇依29歲，岌岌可危的國際社會發生了決定性變化。1938年3月，德軍入侵奧地利。9月慕尼黑會議。1939年3月19日，德軍開進了布拉格。當布拉格發生的學生起義遭德國人殘酷鎮壓時，薇依起草了一個「在捷克斯洛伐克空投部隊和武器的計劃」，目的是發動居民起來反對佔領軍、解放俘虜。她向社會各界人士闡述自己的計劃，並且還「發誓說，若實施計劃而又不讓她親自參與，她就投身到公共汽車輪下自殺」。1940年新年，薇依發表了《關於希特勒主義的淵源的思考》，試圖證明「在古羅馬和希特勒政權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性」這一論點。1940年5月10日，德軍西線進攻取得勝利；6月13日，巴黎宣布為不設防城市；14日，德軍佔領巴黎。

1940年6月13日，不設防告示在巴黎街頭貼出來的時候，薇依正和父母在街上買東西。當他們看到告示后，甚至沒有返回住宅，沒有攜帶任何行李，直奔里昂火車站，坐火車逃出了巴黎。從內維爾到維希，呆了兩個月，8月底轉到圖盧茲，9月中旬轉到馬賽，當時非秘密途徑離開法國的必經之路。

在馬賽那段時間，薇依寫了大量文章，這算是她一生中創作成果最為豐碩的時期。她反思戰爭，反思希特勒和武力征服的本質。和當時很多思想家不同，薇依始終強調暴力對於受害者和施暴者的雙重影響，或者換句話說，暴力的極端異化作用。

「武力受人操縱，武力又使人屈服，在武力面前人的肉體蜷縮。人的心靈始終由於它同武力的關係而發生變化，心靈被自以為掌握的武力所驅使和蒙蔽，心靈在身受武力的壓制下俯首帖耳……

武力，便是把屈從於它的任何人變成東西。當武力發揮到淋漓盡致時，它把人變成為從確切意義上說的東西，因為它把人變成了屍體。曾經還有人，片刻后，便無人了。……」

「靈魂每日受到煎熬。每天清晨，心靈中萬念俱滅，因為思想在此時不可能不想到死亡而考慮它事，這樣，戰爭消除了一切目的想法，甚至戰爭的目的想法。」

儘管薇依意識到暴力的多重危害，但她卻並不認同維希政府的合法性。1941年10月，薇依給海軍上將萊阿西寫信，要求美國人不再向法國未被佔領地區（也就是她自己所在的地區）輸送食品。她認為，大部分法國人是戴高樂派，他們無法共享「他們內心譴責的政府（即維希政府）帶來的物質好處」。夾在暴力和綏靖之間，薇依忍受著時運的撞擊。她把處在類似不幸中的人比喻成一顆釘子，「靈魂被撕裂，被釘在創造的兩極」；但即便如此，也不應該墜入絕望，因為正是「當靈魂被釘子穿透，釘在宇宙中心的時候，它仍然面朝著上帝：這個中心並不是中間部分，而是在時空之外；中心即上帝。」換句話說，薇依意識到，夾在暴力和綏靖之間，處在極端不幸的外界環境中的，是人的靈魂，是人本身；如果能忍受命運的錘鍊，在這極度的不幸中仍保持著愛——愛他人、愛自己、愛上帝、愛世界——那麼人就能感受到上帝的在場，感受到自我存在的重量。

「靈魂在遊盪，走在敵視外來人的道上，尋找著渴求之物。

靈魂得不到安息。它發現，卻全然不知自己曾經真正地希求過，滿足自己希望的東西。

靈魂想不再遊盪，它喊道：

打開大門，我們將看到果園。她尋找的總是樂趣和新鮮感覺嗎？現在她來到大門前。大門關著。若是必要，靈魂回來打開它；靈魂擠著，推著；但門欄頂著。必須等待，厭倦，徒勞地望著。

願意又作何用？也許最好走開，放棄希望；並非為再次落入幻想和追求樂趣，而是毫無期望地去希望；熱愛不可能之事，義無反顧。這時上帝會退讓，必須打開大門。

『大門打開時溜進眾多寂靜，

既不見有果林也沒有鮮花；

只有虛空和陽光充實的廣大空間

突然橫在眼前，滿足心愿，

還洗凈被塵土掩飾的眼睛。』」

5

又熱又渴，我從薇依的世界里跳出來，打開熱水壺，邀請小余阿姨和我一起喝杯茶。

「不用不用，我等會喝。」她一邊推辭，一邊更賣力地擦起了桌子。

小余阿姨說話帶著很濃的方言口音，有時候我聽不太懂她的話。我知道她很喜歡跟人聊天。如果我媽媽在家，她有時會一邊幹活一邊和我媽媽喊話，也不等回復，自顧自地喊。我們有時會多買幾把韭菜、幾袋蘑菇，或者幾斤蘋果一些紅薯，拿給她省得她早上來不及買菜中午沒菜吃。而她知道我媽媽喜歡吃餃子，隔三差五會包一砧板餃子送過來，花花綠綠很好看。她教我把胡蘿蔔、綠葉菜榨汁，摻在麵粉里就能揉出不同顏色的餃皮。

我過去拉著她，幾乎是把她按在沙發上。

「北京太灰了。最近天氣太熱，我都開著窗通風，結果您打掃完第二天地板上又是厚厚一層灰。」我一邊說， 一邊往她的水壺裡添茶。

「嗯，太灰了，不能總開著窗，你開著窗灰不就跑進來了嘛。這個地板我拖了兩遍啦，等會再拖，還是就灰濛濛的。」

「阿姨先喝水，休息一會吧。」

「出汗，我這幾天狂出汗，昨天在另一家幹了三個小時，一直出汗，天太熱了。」

稍稍放鬆一點，小余阿姨開始跟我談論她的生活。用那些支離破碎的片段拼，我大概能想象她的煩惱，異地戶口， 住在城郊很遠的地方，要賺錢供孩子上學，要服侍老公，遇到苛刻一些的僱主還得忍氣吞聲。她每天接儘可能多的單子，都在附近幾個小區，幾乎從早上七點半就一直忙到晚上八九點， 每一個小時40塊的酬勞。她就盼著兒子讀書能讀出點名堂來，找個穩定工作，賺錢，娶妻生子。她憑直覺覺得未來將獲得一切問題的解決，兒子總是能拿到北京戶口， 她總是能不用再搬家，小孫子總是能順利入學。她有時候會問問外的生活，但幾乎聽都不聽就說「還是好，還是餃子好吃」。如果薇依見到她，會有什麼發生？我知道薇依家裡是有保姆的，他們舉家逃到馬賽的時候，還總是寫信給留守在巴黎的保姆，把他們個人所需的物品寄到馬賽。

6

1942年，薇依被家人帶去了美國。但船一靠岸，薇依就在紐約和自由法蘭西部隊取得了聯繫，她想要重新回到法國，和困在那裡的同胞們一起承受不幸。每當想到困在戰事中的抵抗者們，而自己卻在紐約的花花世界中受到庇護，薇依就頭痛難忍。她接連不斷寫信給散布各地的同學朋友，申請返回英國，以便從英國返回法國。四個月後，1942年11月10日，薇依回到了倫敦。

薇依回到戰地，在很多人看來只是在添倒忙。空襲警報響起時，一個拿著教師資格的牛校畢業生有什麼用處？更何況薇依身嬌體弱，瘦弱多病。可她總是想要回到那些受苦受難的同胞中，回到那個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特定的境況之中去。「當時我在場」，簡單的幾個字，蘊涵了太過廣博的意義，用薇依自己的辭彙來說，就是「紮根」。

「紮根」可以作下面這樣的定義：「人通過自己實際地、積極地和自然地存在於某個群體中而具有根，這個群體則使某些過去的財富保持活力，又具有對未來的某些預感。」

薇依在戰亂時期，在自己完全有能力在世界最安全的角落躲避危險的情況下，選擇回歸：她知道在那個苦難的時代，苦難的年代，苦難的人群中，有某種東西是她存在的根基所在，一旦拋棄，她的存在就像一株植物被連根拔起。但值得特彆強調的是，她選擇回歸的，並不是她的政府或國家。維希政府自然不是個「可愛」的政府，但薇依否定的並不僅僅是一個看上去明顯惡的臨時政府。薇依否定所有將人的自然情感異化扭曲的東西，「利維坦」式怪物的國家最是荒謬。

「國家是一種冷酷而無法讓人愛的東西；它殘殺並取消一切可能成為被愛的東西；因此，人們被迫愛它，因為只有它了。這是當代人在精神上受的折磨。」把國家當做忠誠的對象，這是一種純粹的對偶像的崇拜。「國家，……以祖國的名義，索求絕對的忠誠，全部的奉獻，最大的犧牲」，「它被當成既成事實接受下來並受人供奉，無數人顯出生命為它增添光彩。一種無愛而言的偶像崇拜，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怕，更可悲的嗎？」

如果薇依強調國家的「利維坦」特性，那她為什麼要拼盡全力回歸故土呢？薇依追求的是那些追求正義和善好的、「想象中的」凈化的祖國。「我們熱愛法蘭西，是為了那種使它得以在悠久的時空中長存的榮譽。」什麼樣的榮譽能在悠久的時空中長存？什麼樣的國家是 「凈化的祖國」？如果我們閉上眼睛，做個柏拉圖的地穴岩火之夢，或者撐著下巴，做個羅爾斯的「無知之夢」，我們會更清楚它是什麼嗎？

可惜薇依的身體不允許她再思考下去。1943年4月15日，薇依被送進了醫院。她不同意醫院向她提供額外的伙食補助，她說戰爭中其他傷員更需要這些資源。她不吃飯後的蘋果，「因為法國兒童吃不上蘋果」。她總是詢問來看望她的神父和朋友：「您認為我會好嗎？我能回法國嗎？」 1943年8月22日， 薇依陷入半昏迷狀態，她吃不下任何固體食物，總是含含糊糊地說，她要分擔法國人的苦難， 她不能吃東西。24日，薇依陷入昏迷，慢慢地離去了。死亡證明書上寫著：「由於營養不良和肺結核引起心臟肌肉的心肌衰弱導致心力衰竭。病故者拒絕進食，迫使自己身亡，當時處在神志不清狀態。」

7

如果把薇依的故事講給小余阿姨聽，她一定會覺得這姑娘作上天了。和小余阿姨們聊天越多，我好像越理解zuo的含義。作就是放著陽光大道不走，偏要走羊腸小路，作就是用一種既定邏輯外的行為方式思考和行動。在戰亂時期，不往安全的地方跑，而是朝危險艱難的地方跑，是作。在和平時期，講了幾句有關國家母親的大實話，是作。讓你當國旗的一角拋頭顱撒鮮血的時候，你信奉和平主義，念叨「神啊，幫我多救一個，再多救一個」（血戰鋼鋸嶺），是作。讓你集體相親結婚生子回歸家庭，而你相信「自己的身體，自己做主」，相信「真愛」，也是作。zuo是自討苦吃，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是想胳膊擰大腿，螳螂擋車不自量力。

可又是誰說過，「不知不可為而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為而不為，賢人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聖人也」 ？

我們這個世界，實在是充滿了太多的「犬儒」，實用主義，精緻的利己主義，經濟至上，精英至上……多到以至於說幾乎淺薄的大實話都能刺激敏感點的地步。「你老家pm2.5 從未爆過表，還好意思說污染？」就好像一個黑奴指著逃到了自由區、激烈反抗奴隸制的黑人大喊，「你TM背叛了同胞背叛了家鄉，有什麼資格批評奴隸制？沒有這份工作，我和家人早就餓死在荒山野嶺，被野狗豺狼吃了。你主人好吃好喝招待你，你比我們待遇好一萬倍了，還反過來侮辱主人，侮辱家鄉？作！」 zuo的人，實在是太少了。千篇一律的「成功模式」， 機械重複的「正確」和「效率」，人生的每個細碎都被宏觀調控規訓，人活著都是同一副喪喪的零件臉。

你就不想，哪怕就一次，試著理解那些zuo的人眼中看到的世界，腦子裡想象的「最珍貴的善」？

「……對我個人來說，生命歸根結底除卻對真理的期待之外，從沒有任何其他意義。」 法國思想家西蒙娜·薇依在倫敦給朋友寫著長長的信。「最珍貴的善不是尋求到的，而是在期待之中的，因為人不可能通過自身力量找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