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重慶成立直轄市經過

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正式掛牌成立。在此之前，我作為四川省委常務副書記、重慶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參與了有關籌備工作。雖然時間已過去了十多年，但我對此仍然記憶猶新，不能忘懷。

重慶成立直轄市，我經歷了三部曲

1997年重慶成為直轄市，其實是一種「回歸」，因為歷史上重慶曾兩次直轄：國民政府時期，重慶為陪都，也是特別市（后改為行政院院轄市），同時也稱為直轄市；新成立后直到1954年，重慶先為中央直轄市，后改為西南行政大區直轄市。20世紀60年代的重慶，雖然不再是直轄市，但仍然是四川省甚至整個西部地區最好、最大的一個城市。

當時重慶人口有400多萬，而成都還不到200萬。我是四川南部縣人，但從1961年在重慶上大學開始，就長期在重慶學習、工作、生活，對重慶感情很深。

改革開放初期，重慶也是朝氣蓬勃，給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比如，1983年，重慶在全國第一個被列為計劃單列城市，在試點過程中有很多改革。當時，我在重慶鋼鐵公司任總經理，率先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有很多創新。那個時候大家普遍工作很忙、很累，但心情很好，積極性很高。

20世紀90年代，重慶作為一個老工業城市，又是軍工企業比較多的城市，進入改革的困難磨合期，一下子出現幾十萬下崗職工。與沿海地區甚至成都相比，重慶落後了。當時重慶很困難，經濟發展上不去，老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會不穩定。

當時，我已經調任四川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我愛人娘家在重慶。春節去重慶探親的時候，我目睹重慶交通擁堵、城市環境又是髒亂差，實在是看不過了，就主動找當時的重慶市市長劉志忠同志。我說：「志忠，重慶現在這個樣子，你們要不顧其他任何事情，想想辦法。你現在是市長，就得把這個責任擔起來，把所有副市長召集到一起，找一個沒有人上訪的安靜地方開個會，研究一下該怎麼辦。」

可以說，當時上至政府官員，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在探究解決辦法，普遍希望重慶成為直轄市。包括我在內的絕大多數人當時不知道的是，早在8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把重慶從四川分出來、單獨建省的設想。

1985年1月19日，小平同志在參加了廣東大亞灣核電廠有關合同簽字儀式后，找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的李鵬同志，詳細詢問了三峽工程的情況。當李鵬說「正在考慮成立三峽行政區，用行政力量來支持三峽建設，做好移民工作」時，小平同志提出，「可以考慮把四川分為兩個省，一個以重慶為中心，一個以成都為中心」。

中央正式醞釀設立重慶直轄市是1994年。1995年中央派人到四川進行調研工作。1996年6月19日，江澤民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了重慶市改為直轄市的方案。這一階段的籌備工作，李鵬寫的三峽日記《眾志繪宏圖》里有所反映，我不是很清楚。我知道重慶成立直轄市，已經是1996年了。對此，我可以說是經歷了三部曲，開始是不相信，然後是高興，再後來就是直接參与籌備工作，到重慶任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先說說「不相信」。1996年1月，具體哪天記不清楚了，我找了時任四川省省長的肖秧，他以前是重慶市委書記。我說：「肖秧同志，我向你報告一下重慶經濟發展情況，請你考慮。」我提出是不是專題研究一次重慶的工作，研究重慶如何深化改革？如何擴大開放？如何加快發展？這個時候，肖秧說：「海清，你不要著急。我告訴你個事，你不要告訴別人。我從李鵬總理那裡聽到，中央正在研究重慶成立直轄市，國務院已經研究了。」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重慶要成立直轄市。回來以後，我想了一下，覺得肖秧講的話很難說一定準確，不大相信。

再說說「高興」。1996年4月，我作為四川省委常務副書記，到北京向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彙報幹部工作和黨建工作。他對我講：中央原來準備讓你作四川省省長，但是考慮到重慶要成立直轄市，重慶的工作任務更艱巨，中央準備調你到重慶市工作。這件事情要絕對保密。我說，能不能告訴一下四川省委書記謝世傑同志？胡錦濤說，對謝世傑同志也不要講。因此，我當時沒有向任何人講，連老婆也沒告訴。

回到四川以後，我就馬上把重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書記趙公卿（後來曾任重慶市副市長）和社科院廖院長一起請來。我說：現在重慶和成都的差距，我個人體會，一是縣域經濟發展差，二是體制改革方面比較差。你們是體改委主任、社科院院長，幫我做點調查。要有調查報告，同時要理出具體政策措施。

我那時候還不敢說重慶成立直轄市。當時我是四川省委常務副書記，常務副省長還沒有免，研究重慶經濟發展問題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趙公卿非常高興，問我什麼時候要。我說越快越好。實際上，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考慮重慶的工作了。

四套方案，廣安、南充、達州之爭

不久，我就到重慶，直接參与籌備工作。1996年6月26日下午，李鵬總理在他的辦公室開了一個會，參加的中央領導還有胡錦濤、李貴鮮（時任國務委員），四川省參加的有謝世傑書記、宋寶瑞省長、重慶市委書記張德鄰和我。在這個會上，正式宣布成立重慶市直轄籌備領導小組，張德鄰任組長，我任副組長。

中央考慮設立重慶直轄市的原因，主要是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四川省人口過多，1.1億多人，相當於英國和法國的人口總和；面積大，有57萬平方公里，管轄23個地級行政區、221個縣級行政區，是管轄縣級以上行政區域單位最多的省。我在四川當了11年副省長、副書記，還沒有把所有的縣走完。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汶川縣，我只到過縣城，其他地方都沒有去過。

其次，是為了便於三峽工程建設的統籌管理。

再者，重慶是長江上游最大的城市，成立直轄市可以充分發揮其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

關於重慶直轄市管轄範圍，中央先後共提出了四個方案：

一個方案是以三峽庫區為中心建立一級行政區，成立省或者直轄市，包括湖北宜昌，也就是和之前的「三峽省」模式差不多。但後來覺得牽涉地方太多，不能精簡機構，中間管理成本過高，放棄了，沒有怎麼討論。

第二個方案，即大方案，除了把萬縣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區等劃過來外，還把廣安、達川、南充等也拿過來。

第三個方案，即小方案，直接把老重慶地區升格為直轄市，這個辦法簡單，不過無法解決三峽庫區移民的問題，只能放棄。

第四個方案，即現行的重慶市區劃，老重慶地區、黔江地區、涪陵市、萬縣市合在一起成立重慶直轄市。

1996年6月26日下午，在李鵬辦公室就管轄方案展開了討論。當時謝世傑、宋寶瑞提出了大方案，建議把廣安、南充、達川都納入重慶直轄市範圍。中央不同意。李鵬說，這是小馬拉大車，貧窮的縣太多了，人口也太多了。按照第四個方案，重慶市就有3000萬人，如果把達川、廣安、南充劃過來，南充當時800多萬人，達川七八百萬人，廣安600萬人，這加起來就是5000多萬人。

我將到重慶工作，感覺要是按照謝世傑、宋寶瑞的意見辦，壓力太大了。當時四川省達川、涪陵、萬縣都很窮。四川有一句俗話「養兒不用教，涪達萬去走一遭」，說明這幾個地方的確很窮，婦孺皆知。但是，我想把廣安劃過來，因為當時廣安產糧，而重慶缺糧（現在重慶農業發展了，實現糧食自給了）。當時四川省每年調一些糧食給重慶。要是重慶成立直轄市，四川省糧食就不能再按照國家糧價劃撥了，必須要給補差。這中間就會有很多爭議。

因此，我發言提出，不贊成大方案，南充和達川還是由四川省管轄，而黔江地區本來就是從涪陵市分出去的，可以納入重慶市，同時把廣安接收過來。李鵬說：廣安現在不納入，以後再研究。後來我才知道，小平同志多次講「我是四川人」，廣安如歸入重慶市，也不合適。

經過討論，李鵬作結論，意思是就按照現在涪陵市、萬縣市、黔江地區和老重慶市組建成立重慶直轄市。因為要成立重慶市直轄籌備領導小組，暫時不把涪陵、黔江、萬縣直接納入，而是交給重慶代管。以後四川省開會，涪陵市、萬縣市、黔江地區還是去參加，重慶市開會，也可以列席，逐漸適應。

中央最後確定的方案是一個中間方案，從當時來說，是最好、最可行的一個方案。從目前來看，重慶實際上對廣安的輻射很大，廣安到重慶不到一個小時路程，而到成都要在高速公路上走兩個半小時以上。重慶和廣安經濟往來頻繁，廣安的土特產在重慶銷售很好，而重慶很多機械零部件也是在廣安那邊製造的。

地市級構如何化解人員編製？

1996年7月8日，四川省委正式下文件，成立重慶直轄市，傳達到廳局級幹部。同一天，李鵬同志打電話問我籌備的情況怎麼樣了。我說：報告總理，籌備工作正在抓緊進行，省委已正式下文重慶代管涪陵、萬縣、黔江，並正式向全省地廳級以上幹部作了傳達。重慶正在抓緊做工作，重點一是解放思想，做好深化改革的準備；二是計劃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7月25日，李貴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王旭東、中央編辦主任張志堅等領導，到重慶來談行政體制問題，正式和重慶市直轄籌備領導小組成員交換意見。當時大家就提出，重慶成立直轄市以後，行政體制怎麼安排，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還要不要？有的人主張重慶直轄市直接管縣，取消兩市一地委；有的人不同意，說一下子管四十幾個縣怎麼能管得了？當時我主張地市級機構還暫時存在一段時間為好，畢竟我們對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下屬的這些縣還不熟悉，但我的看法也不好多說。

當時的情況是：這些縣堅決要求重慶直管，不要地市級機構這一中間層了；而兩市一地幹部思想動蕩，又特別提出縣還要不要他們管，如果不管了，富餘的幹部怎麼安排是個大問題。矛盾之下，我們同意中央的意見，作為過渡，地市先保留，縣可以到地市級機構彙報工作，也可以到重慶來彙報。實際上，隨著重慶直轄市機構編製的確定，我們很快就把地市這級中間機構取消了。地市這一級一大批幹部怎麼辦呢？有的提前退休，有的逐漸做巡視員，有的去了人大、政協，通過10年全消化了。

李貴鮮同志要求我們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思路，減少編製。當時我的想法是：減少編製是好事，但減下來的幹部怎麼安排是個問題，所以希望中央能多給點編製，不能縮得太小。我提了這個意見，中央後來同意了。我還私下悄悄跟張志堅同志講：你放我一馬，我不一定把編製用完，編製會逐漸減下來。實際上，重慶直轄市編製控制得很好，我任職期間，只給重慶市外辦增加了30個人，其他的部門都減少了職數。至今重慶市編製還沒有用完。

新的重慶直轄市領導幹部的配備，以原重慶市幹部為主。中央也給我們提了一些建議，李學舉（曾任第一屆重慶市委常委，現任國家民政部部長）、王雲龍（曾任第一屆重慶市委副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李德水（曾任重慶市副市長、後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等同志都是中央統一配備的。

同時，我們也從涪陵、萬縣、黔江調了少數幹部，安排到市委、市政府及市級有關部門。我在省政府工作過，兩市一地幹部都熟悉，也不便多談。我主動出面做工作，逐步調來一些人做適當安排，很快、很好地進行了工作的交接，確保了工作的連續性、有效性。

為什麼成立直轄市而不是省？

可能你們會問，為什麼重慶成立直轄市而不是省？我覺得中央決策的英明就在這兒。按照現在的行政體制，省下面是市，市下面是縣，縣下面是鄉鎮，這就是四級體制；而直轄市不同，可以直接管縣，是市、縣、鄉鎮三級體制。從四川省來講，要直接管221個縣確實有困難；而重慶就可以，當時是管42個縣。這樣一來，重慶直轄市就沒有地市級機構這一中間層了。地市這一級五套班子都是齊全的，公務人員不少，撤銷了以後，整個直轄市的編製減少了三分之一，這樣就初步形成了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當然我只能說是初步形成，今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現在，我個人體會，設立直轄市而不是省有幾大好處：一是去掉中間層，效率提高了。二是公務人員少了，現在重慶市公務人員佔總人口的比例是全國最低的，比北京都低。這樣就減少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可以把錢更多地用在建設上。三是幹部責任感增強了，工作積極性提高。重慶成立直轄市十多年來發展很快，中央和全國各地給了很大的支持，但從我個人的工作經歷來看，行政體制改革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也是很大的，甚至更加重要。

9月18日，我被選舉為重慶市代市長。9月20日至21日，胡錦濤同志視察重慶，主要是研究考慮重慶直轄市班子建設問題。他對我們的做法表示認可。這樣，重慶直轄市行政體制就確定下來了。

如何抹去13億上交中央補貼？

1996年10月14日到20日，李鵬總理帶領李貴鮮、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財政部長劉仲藜等，到重慶和三峽庫區視察，同我們一起研究了重慶財政體制問題。

當時重慶市的財政體制，是1983年被列為全國首批計劃單列市以後形成的，簡單來講就是：上繳四川省1.8億，上繳財政部13億。10月19日，李鵬把張德鄰和我叫到船上，同李貴鮮、陳錦華、劉仲藜等領導一起研究重慶財政體制。

李鵬說，既然重慶要設立直轄市了，財政體制直接和中央掛鉤，交四川省的1.8億就算了，給中央的13億減1.5億，一共減5年。我表示不能同意：重慶現在財政收入一年才74億，人均財政收入在全國來講是很低的，確實困難。我提出，交四川省的1.8億就算了，由中央財政補給四川省；交中央財政的13億減6億。說著說著，我就和劉仲藜爭論了起來。

李鵬一下子生氣了，批評了我一頓，他說：蒲海清，你不要講了。你老講困難，現在中央這麼支持你，你還叫窮。給你每年減少1.5億，減5年，你還不同意。李鵬的意思是這個方案是集體先行研究過的。聽完批評后，我說：總理息怒。今天總理在，財政部長在，計委主任在，李貴鮮同志在，這是我最好的發言機會。現在我不說，等到哪個時候說呢？我感謝中央的支持，但我的困難是實實在在的，不是叫窮，希望中央多支持一點。這時，陳錦華悄悄跟李鵬說了一句：再加個「倒板」吧？我在旁邊聽到了。李鵬對劉仲藜說：算了，這個不研究了，散會。

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到李鵬那誠懇地說：總理請您批評我，我太衝動，話說得多了一點，不過實在是困難，現在也確實是一個機會，請您諒解。李鵬當時很客氣，表示理解我的困難。後來他們又研究了一下，告訴我重慶每年上繳中央財政減少3億。同時，李鵬還答應從總理預備費中撥給重慶1億元，作為建直轄市的開辦費。

12月13日至22日，吳邦國副總理受中央委託，帶領19個部委的同志，到重慶調研解決工業經濟運行中的一系列問題。我跟吳邦國說，上次李鵬總理來，決定我們每年財政減少上繳3億，但重慶實在太困難，我們建議全部減下來，不再上繳中央財政了。吳邦國說做不了這個主，回去研究。後來財政部研究決定重慶上繳中央財政再減少3億，就是重慶上繳中央財政總的減少6億，還要上繳7億。

後來，重慶市又一再向中央反映，同時這一時期的國家財政大為好轉。最後，中央同意重慶免予上繳中央財政，開始時說免上繳5年，後來財政體制改革，到現在一直沒有上繳。

重慶直轄后煥發魅力青春

1996年10月底，三峽工程四川庫區移民工作順利移交重慶市接管，到同年12月底，我們把四川省副省長甘宇平調到重慶任副書記、副市長，繼續分管移民工作。實踐證明，成立重慶直轄市的決策是正確的。

經過一系列的籌備工作以後，重慶直轄市的成立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1997年3月14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投票通過國務院提出的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方案。我是全國人大代表，當時就在現場，現在還清楚地記得，2720個代表投票，贊成的2403票，反對的148票，棄權的133票，沒有摁按鈕的36票。方案通過以後，很多重慶的人大代表跟我擁抱，還有外省的代表跟我握手。大家都非常高興。重慶整個城市沸騰了，老百姓到處放鞭炮、喊口號——「我們直轄了」。我也很興奮，但相比較而言，我更大的感受是肩上的擔子重了、壓力大了。

1999年，我離開重慶到北京工作，至今已經10年。但我對重慶的感情還是很深，重慶哪怕有一點「傷風感冒」或者有一點什麼天災，我就和重慶人一樣著急，想幫重慶解決好。我覺得，凡是在重慶工作過的人都對重慶有感情。

汪洋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曾找我了解情況。我說，你要掌握重慶人的特點。重慶古代屬於民風彪悍的巴國，又是一個水碼頭，水上運輸比較發達，所以重慶人比較彪悍，敢於做弄潮兒，創新能力很強，感情非常真摯。你要是愚弄他們，他們可以造反；你要是真心對他們好，他們可以自己不吃飯把飯讓給你吃。總之，重慶人彪悍、富有智慧和創造性、純樸，交朋友是可靠的。

重慶人也沒有忘記我。現在我有時候回去，碰到重慶人，大家都非常熱情，常常拉著我合影。他們告訴我，重慶成立直轄市10多年來發展很快。1997年重慶城市化率只有29.5%，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三四個百分點；2007年重慶城市化率達到48％，比全國平均水平高三四個百分點。1997年重慶GDP才1400億多一點，2007年是4200多億。重慶財政收入1997年是74．5億，2007年是788．5億。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很多，農村和城市年人均收入10年間都增長了2.1倍以上。重慶10多年的發展，老百姓是親身感受到了，所以他們真心擁護黨中央、國務院，擁護改革開放。過去，重慶人出門，不敢說自己是重慶人，說自己是四川人；現在，他們出去都說自己是重慶人，不說是四川人了。

重慶設立直轄市10多年的發展，不僅使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上了一個台階，而且對長江上游、整個西南地區的輻射作用也逐漸顯現出來了。可以說，重慶市的發展前景一片光明。吃水不忘挖井人。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央的決策是偉大、英明的。小平同志是最早提出把重慶從四川獨立出來的，他不愧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站得高、望得遠。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認真貫徹執行，給重慶市各個方面大力支持，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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