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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財團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

2021/12/25

文丨邱松慶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1996年第5期

1927年4月18日，根據國民黨中央政治局第73次會議決議，南京國民政府在丁家橋前江蘇省議會廳舉行了成立典禮。這標誌著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這一政權能在當時四分五裂、群雄割據的軍閥混戰中得以建立，除了社會歷史條件及蔣介石個人的軍事政治因素外，與當時的三大財團（即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華北財團、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財團、以廣州、香港為中心的華南財團）的大力支持是截然分不開的。特別是江浙財團在其建立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江浙財團在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過程中，竭盡了犬馬之勞。

首先，在財力方面。江浙財團在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是工商業最集中的城市，也是全國的金融中心。江浙財團各銀行的投資人和主持人，大都是以上海為中心的蘇、浙、皖三省的工商界代表人物，他們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關係十分密切。

這一時期滬寧、滬杭一帶規模較大的民族資本近代企業，大都同這些銀行發生金融往來或投資關係。因此，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江浙財團擁有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在民營資本各行業中佔有較大的優勢，超過當時的華北、華南等財團。

具體可以用以下數據說明：1895~1913年間，上海一帶設立的工廠有83家，資本總額23879萬元，分別占同期全國設立的工礦數的15%和資本總額的19%；1913年，全國19家紗廠中除3家外，其餘16家都在上海及其附近的無錫、南通、杭州、寧波等地。其中設在上海的紗廠有紗錠14萬枚，佔全國紗錠總數近30%。至1925年，上海各紗廠的紗錠數又發展到68萬枚，佔全國紗錠總數的36.8%，遠遠超過華北財團中心的天津。

就金融業看，「南四行』，（指銀行上海分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實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中的浙江興業銀行的定、活期存款，從1921年至1927年，經常居各商業銀行之首。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存款則更多，高達8978萬元，遠遠超出「北四行」（指華北財團所屬的金城銀行、鹽業銀行、大陸銀行、中南銀行）。江浙財團金融勢力還滲透到全國各主要銀行。當時，「南四行」及其當權人物葉揆初、陳光甫、李馥蓀等，都是銀行的大股東和大存戶。所以，依靠上海這一經濟中心而生長起來的江浙財團，儘管政治條件不如華北財團，但在經濟實力上仍穩執全國的牛耳。而且，隨著北洋軍閥政權力量日益削弱，華北財團勢力不得已漸漸南移，向江浙財團靠攏，並滲入了江浙財團的力量。銀行上海分行於1916年在商股控制下宣布抗拒停兌令后，形成半獨立狀態，事實上已為江浙財團拉了過去，逐步加入了江浙財團的行列。不久，該行經理張嘉撤（后成為江浙財團代表人物之一）調任總行副總裁，長期掌握了總行實際領導權，從而使整個銀行同江浙財團進一步發生了關係。交通銀行也有類似情況。交行的商股勢力，同樣操縱在江浙財團之手。在銀行上海分行抗拒停兌令中，交行上海分行雖未參加，但不久即由接近江浙財團浙江籍的錢永銘擔任上海分行經理，不久又調任北京總行總經理。

此外，華南財團，主要偏於港、粵一帶，其業務大都側重於匯兌，不敢同江浙財團競爭，不少方面還有賴於江浙財團支持，更談不上同其分庭抗禮了。

因此，江浙財團憑其擁有的雄厚經濟實力與居於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竭盡全力支持南京國民政府。

早在北伐戰爭期間，從1926年秋季起，江浙財團代表人物之一的張嘉璈（時任銀行副總裁）便向廣州的中央銀行提供50萬元的借款，該款約等於北伐時期所需軍費的1/4。次年1月，又再次向蔣介石提供了一筆數額相同的款項。當北伐軍至上海時，江浙財團為蔣提供了數額不斷增加的財政援助。

虞洽卿

江浙財團另一代表人物虞洽卿也千方百計為蔣籌集經費，僅1926年11月便通過陳光甫為主任的「二五庫券委員會」募集了1800萬元。1927年3月，他又同江浙財團其他負責人一起，以「為維護各業安全起見」和「對外應時勢需要，對內謀自身之保障」為目的，撇開與舊軍閥孫傳芳有密切關係、由傅筱庵任會長的上海總商會，於3月2日另行成立了包括上海縣商會、閘北商會、紗廠聯合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交易所聯合會等60多個團體的上海商業聯合會。同時，還把華北財團金融巨頭錢新之（浙江吳興人）拉來參加這個聯合會並擔任常委，由虞洽卿、王一亭、吳蘊齋分任主席和副主席，從而為蔣介石募集資金擴大了財力範圍。同年4月1日，江浙財團先向蔣介石墊付30萬元（其中銀行公會200萬元，錢業公會100萬元）直接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提供重金援助。4月25日，又拿出30萬元，稿賞蔣介石政變有功。接著又幫助蔣介石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3000萬元，全數在江浙財團中攤派：上海銀錢業50萬元，上海商業聯合會30萬元，江、浙兩省1200萬元，紳商70萬元，兩淮鹽商30萬元。時過不久，又兩次續發「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卷」共4000萬元。這樣，江浙財團在短短時間內為蔣介石提供了總共7000萬元的巨款，從而使南京國民政府得以迅速組建起來。所以，可以說如果沒有江浙財團上述經費資助，蔣介石上不了台，即使上了台也是站不住腳的。

其次，在人力方面。江浙財團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集團，許多人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有的還是國民黨元老。而身為浙江奉化人氏的蔣介石與他們中的許多頭面人物有著特殊的關係。

江浙財團的核心人物陳其美是浙江吳興人。1906年於日本參加了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並在日本與蔣介石相識，同時介紹蔣介石參加了同盟會。1911年武昌起義時，他聯絡上海商團參加了武裝起義。上海光復后，被任命為滬軍都督。他與當時舊官僚、立憲黨人、帝國主義勢力相勾結，成為頗有權勢的大軍閥、大黨閥、大財閥。蔣介石曾任陳其美的滬軍都督府校級參謀，成為陳的親信與助手。而陳其美則是蔣介石的師祖。後來陳其美被袁世凱暗殺后，蔣介石痛哭失聲，立即親往出事地點，將陳屍體運回自己在上海秘密寓所入殮，並撰文悼念。而陳其美兩個侄子陳立夫、陳果夫後來也受蔣倍加關照，擔任了國民政府的重要職務，成為「四大家族」重要成員。

江浙財團另一重要代表人物虞洽卿是上海巨富，當時擔任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長。蔣介石曾任其經紀人。1921年蔣介石因為搞投機生意失敗，在上海無法立足，虞資助他離滬赴粵投奔孫中山。

此外，如顯赫一時的杜月笙、黃金榮等人，不僅是上海流氓集團頭目，而且是江浙財團的打手和保鏢，還是江浙財團的富翁。杜月笙後來任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他們經虞洽卿與蔣介石認識，並成為「四·一二」政變時的重要幫手。

蔣介石正是在上述江浙財團夥伴們的鼎力相助下，從上海到廣州，又從廣州到南京，一路順風，權勢日升，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的首腦人物。

再次，在政治方面。蔣介石是一個很有軍事謀略與政治權術的人。他的高明之處就是善於分析政治形勢和敵、我、友各方狀態。他深知，要想在極端混亂、群雄爭霸的軍閥割據中獲得成功，不僅要在軍事上勝過別人，還應在政治上玩弄權術。而要玩弄權術，必須要有這方面忠於他的人才。

戴季陶與蔣介石

江浙財團的頭面人物張靜江、戴季陶等正是他夢寐以求的最佳人選。蔣介石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6年生涯中與張靜江、戴季陶等結下了不解之緣。憑著他們「肝膽」兄弟交情，張靜江、戴季陶為蔣介石達到集黨、政、軍於一身的政治圖謀作出了傑出貢獻。

戴季陶是浙江吳興人，早年留學日本時參加了同盟會，和蔣介石是拜把兄弟，比蔣小5歲。他們在1916年秋上海證券交易所做生意時過從甚密。戴季陶於1925年六七月份先後寫了《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黨與國民黨》兩本小冊子，連同他同年5月在廣州發表的《民主哲學系統表》，構成了較為完整的反動理論體系——戴季陶主義。而正是這一「主義」成為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的「理論旗幟」。蔣介石後來導演的「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都與戴季陶這一理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這一「理論」使蔣介石在爾後的政治權術中獲得了很大成功。

張靜江也是浙江吳興人。他的祖輩是富裕的絲商。張本人曾在巴黎開設經營古玩、茶葉、絲綢的商行，曾對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給過經濟支援。1906年，他在新加坡參加同盟會，是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的積極支持者。1924年1月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患癌病，張親去探望。他是孫中山臨終簽具遺囑的目擊人之一。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被人稱為「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他比蔣介石大7歲，是蔣的盟兄。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時是蔣的親密夥伴。後來，當蔣擔任了黃埔軍校校長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司令后，張靜江應邀赴廣州。當時，張靜江體弱多病，但為了蔣介石進一步鞏固其地位，仍然赴廣州積极參与政界的活動。在《的全貌》一書中這樣寫道：張靜江「在民國十五年蔣介石在廣東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和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司令時，應蔣邀請到廣東，為了蔣介石和各派系調停，並籌措軍費，參與機密工作，成為蔣的智囊，並在舉行北伐戰爭時從內部作了很大的努力。」在眾所周知的「中山艦事件」與「整理黨務案」中，他親自參與這些政治圖謀的策略，因此深得蔣的讚賞。蔣在一封信中說：「戴季陶是我的益友，而先生您是我的良師。」確實，張靜江這位「軍師」在蔣介石步步高升的軍政生涯中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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