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讓人後背發涼的，是《大護法》中隱藏的另外一個故事

作者：李松蔚

《大護法》這部電影講了兩個不同的故事。

一個故事講的是，一群被奴役的人（花生人），是如何從被欺騙，洗腦，和高壓統治下的思想麻木狀態，通過外人的幫助，逐漸清醒，併產生自我意識的，繼而推翻了統治者的暴政。這是一個關於覺醒和反抗的故事。

另一個故事，講的則是一個養殖業世家，靠養殖動物（花生人）並出售它們體內結出的某種礦物質獲利——這一產業已經延續了幾代人——但就在某一任家主正常生產經營期間，由於外人的介入，一批動物變異，像人一樣開口說話，導致這一產業被宣布非法，幾代人的心血毀於一旦的都市怪談。

「倒了血霉了，養的豬開口說話了！」

看了一下影評，第一個故事，講的人很多了。第二個故事，還很少有人講。大家只同情花生人，痛恨這個名叫假神仙的統治者，我也一樣。但大家想過沒有，假神仙的人品是很糙，但假如站到他自己的立場上，他做的事只是在勤勤懇懇地經營致富？

為什麼？因為他就是覺得養的是豬啊。

觀眾覺得那是人，是先入為主的印象，他們長著一副人形。但人形又如何？《西遊記》里，唐僧面對長成人形的人蔘果，一開始是拒絕的，後來不也吃了么？他認識到這東西像人，但不是人，可以大快朵頤，不需要有思想負擔。同樣地，一旦破除了「花生人是人」的設定，把他們當成一群會走路的人蔘果，就很容易理解假神仙們為什麼那麼「喪心病狂」。然後，當這群東西學會說話，甚至產生自己的思想之後，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所有人如此驚恐乃至於狂怒？——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屠夫庖卯：「那我之前殺的都是什麼東西啊！」

屠夫這個職業，穿透了動畫與現實的邊界。

現實中，很少有人認為屠宰場的工人是天性兇殘之人，他們做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已。這份工作需要很強的情感隔離能力，具體地說，不能與被殺的對象共情。一旦把它們當成有情感能交流的生物，去體會它們的感受，工作就沒法做了。它們只能是一個一個的活計，流水線上的物件。操作是標準化的，怎麼下刀，怎麼放血，這個過程中對方會撲騰幾下，哀嚎幾聲，都是設定好的程序，他們只要按流程操作而已。

人是一種可以傳輸情感的動物，看到別人痛苦，自己也會痛（神經科學研究表明，這種痛楚甚至是生理性的）。毫無疑問，這是人性中珍貴的一面。但是對那些不得不面對痛苦的職業來說，這種能力也會帶來很大麻煩。

有時候，隔離情感是必須的。對屠夫來說，解決這個問題並不難，因為物種之間本就隔著天然的屏障。假如是醫生，尤其是那些與重症絕症打交道的醫生，每天經歷同胞的生死離別，恐怕就需要一層更堅硬的情緒防護罩來隔離自己。

幾年前，我做過一個癌症病人術后心理干預的項目。一開始想要直接從醫院找病人。腫瘤醫院的醫生很配合，但是一聽說實驗設計包括了半年之後的追蹤，就直接勸我：「半年，數據脫落率太高了，大部分人撐不過半年。」

我現在還記得那個語氣，平穩，乾脆，僅僅陳述一個客觀事實。

就像在說「過半年他們要出國度假」一樣。

當醫生平靜地使用「半年存活率」這樣的術語，來幫我計劃未來的工作如何開展時，作為一個剛進入腫瘤病房的新人，我還停留在巨大的震驚中難以平復。我還沒有那樣的防禦體系，看到那些數字的同時，就會不得不——無論情願與否——想起病房裡那些喜怒哀樂的面孔。他們很快就會被抹去了？

請允許我拽一個專業名詞：對職業倦怠的研究者，給這種心理狀態命名為 depersonalization，翻譯為「去人格化」或者「去人性化」。如果用大白話說，就是變得不把人當人了。我不太喜歡這個說法，說真的，我認為這個說法本身就有點去人性化。說這話的人，沒有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考慮過。我聽說有的外科醫生，要拜託同事給自己的親人開刀手術，因為最好的手術，就是要排除掉感情干擾之後的純粹操作，把操作對象看成一台構造精巧的儀器。如果有太多血肉相連的牽挂，就會影響到手術台上的快速判斷和精準拿捏。所以那種隔離情感的能力，既可以說是倦怠之後的功能衰退，也可以說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的職業素養。

不只是醫生，對於很多工作來說，「不把人當人」都可以說是職業成長的一條必經之路。時下流行的自媒體寫作，不也有很多方法論的教學嗎？如何找准大眾痛點，如何刺激讀者的情緒，刺激哪一種情緒，如何讓人產生轉發，如何打通傳播路徑……這些方法的背後，不都是把人作為一個個「被操作對象」來看待的嗎？一個從事自媒體寫作的朋友曾經對我面授機宜，他說自媒體寫作是一門手藝，我這種寫法只能叫自發寫作，自我表達型書寫，「數據不會好看的」。他告訴我第一段要怎麼開頭，怎麼留懸念，怎麼鋪墊，怎麼轉折。句子要短，故事要多，要用有共鳴的事情讓大眾產生切膚之痛。當然，還要一個看到就沒法不點開的標題。

他教的是對的。假如我真的想把閱讀量作為 KPI，我就應該學習這些方法。這個朋友用這套方法，做成了好幾個爆款公號。他說：「90% 的讀者都是單細胞生物，看文章不走腦子，我想讓他們哭就哭，想讓他們笑就笑。」

這時候他有一種職人的驕傲，就像庖卯的刀法大成。

他把讀者看成單細胞生物，跟假神仙把花生人看成豬，有什麼本質區別呢？——我這句話沒有任何貶義。只是就事論事地說，這些誠實、合法、勤勞致富的公民，他們的工作就是熟練地，有技巧地操作一些「人形的物件」。

所有能教的方法，能批量使用的技術，本質上都是針對「物件」而設計的。換句話說，即使對象是人，你也不要把他當人。真實兩個人之間的互動，是無法批量操作的，「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如果你把對方當成一個獨一無二的，血肉溫熱的獨特存在，你去認同他的情感，你就沒法再操作他了。

我在學校教心理諮詢，經常覺得這東西沒法教，至少沒法用傳統的教學方式來教。因為心理諮詢是一對一的，對方是人，你跟這個人相處，就沒有套路可循。有的學生問：「老師，他這麼說，我要怎麼說才能表現出我是真的在理解他？」我說：「問了這個問題，那你怎麼說，都不是真的在理解他了。」

這就是跟一個真正的「人」交互，你可以看到是多麼麻煩。如果想把它變成一份省心省力的職業，就要學會用套路。比如：對方這麼說的話，你有三種應答的策略，看到對方哭，你就遞上一張紙巾：「我能體會你的痛苦」。有時候對方會感覺自己被套路了，對於他的不滿，你又可以有三種回應的套路。

你看，這樣他就是一個人形的物件。

魯迅在《而已集》寫過這麼一段：「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這一句，道出了世界最大的真相。我媽媽是國小老師，當地土話里有一個詞形容這個職業，普通話沒辦法翻譯，意思是「按青蛙的」，就是說那些小孩子就像是池塘里的一群青蛙，誰的腦袋冒出來，就把誰按下去。我們說了幾千年的因材施教，只是一個理想。一個班上那麼多孩子，必須拿一套實用的方法管教他們，不見得適合每個人，差不多就行。年輕的老師一腔熱血，想要看見每個孩子的不同，上幾節課下來，就被吵得頭昏腦漲了。

我上國小那會兒，有時候放了學就在媽媽的辦公室里做作業，聽那些老師們聊班上的學生，用的是問題解決的口吻，「那樣的學生，你就要狠一點，先把他鎮到起，不然以後更管不了！」如同聊起另一個世界的另一群生物，就像青蛙。

有一回，辦公室做大掃除，清出了好多廢紙來賣，其中有厚厚的一摞《暑假生活》，應該是剛收上來的學生作業，我幫忙搬到樓下過秤。賣廢紙的錢，後來買了很多滷味，全辦公室的老師一起分享，我也有份。那一期《暑假生活》我也做過，還記得假期最後幾天，在惆悵的心情中寫到手酸，遇到困難的題目，耗費太多時間，看著秒針滴滴答答，心裡還會慌張。現在我想，搞什麼啊，原來那些東西就是為了換成這一袋子滷味啊。——當然滷味還挺好吃的。

假神仙把花生人的一生換成了一個晶石，其實是差不多的吧。

我說的可能有一點遠了。其實不是想寫一篇憤世嫉俗的文章，告訴大家這樣不好，工作就應該動情，用你的真心換取服務對象的微笑。如果真的那樣搞法，大家早就崩潰了，工作效果還不一定好。作為一個社會人，我慢慢接受了這個思想，即這種把對方當成一個物件來操作的工作態度才是成熟的，高效的，而且很專業。只要不把這種態度過分延伸到生活中，就好（比如，把哄女朋友也變成一個套路，就沒意思了）。學校那些老師們，他們在生活中都是很可愛的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大護法》是一部思想深刻的倫理片。它提出的命題是：「什麼時候把人當人，什麼時候可以不當人？」假神仙不是一個純粹的反派角色，他的「壞」是系統性的，而不完全是個人品格。換句話說，導演可以把他設置成一個謙謙君子，他仍然可以同時是一個壓迫者，甚至殺人者。我們每個人也和他一樣，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商人，或者是老師，都在用我們認為職業的態度，對另一些「人」執行職業的操作。但那些「人」——有時候我們把它叫做傻瓜，單細胞生物，智商納稅者，屁民，或者青蛙——真的被當成人了嗎？

或者換一個問題：有一天，當我們突然意識到那些人真的是一些「人」，跟我們一模一樣的人的那個瞬間，我們心裡，會覺得自己在做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