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傑 || 中國國花：歷史選擇與現實借鑒（上）

摘要：迄今沒有法定意義上的國花，歷史上卻有一些傳統說法和既定事實。唐宋以來，牡丹、梅花雄視群芳，深受人們推崇。明清時北京地區有些牡丹景點以「國花」命名，民國初年人們多視牡丹為國花。「五四」新文化運動后，人們對牡丹的國花之稱出於帝制時代、意在富貴榮華等多感不滿，而主張選用富含精神品格象徵意義的菊、梅等。北伐戰爭勝利后，南京國民政府內政、教育等部門擬議梅花為國花，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1929年2月，國民政府正式通令全國以梅花為各種徽飾，客觀上承認了梅花的國花地位，社會各界更是熱情響應，造成梅花為國花的既定事實。深入審視上述國花有關歷史，有這樣幾點經驗和啟迪值得注意：一、國花是重要的國家象徵資源和民族文化符號，廣大民眾對此有著普遍的文化期待和知識需求，必須引起重視。二、國花是「國家大事」，以國家層面的政治決議、法律法令最為權威，是解決國花問題最理想的方式。三、牡丹、梅花雙峰並峙的地位是歷史地形成的，民國間對牡丹、梅花前後不同的選擇充分體現了兩花象徵意義的兩極互補，兩花並尊是國花的最佳選擇。四、牡丹、梅花作為國花的歷史值得全面尊重，牡丹、梅花是海峽兩岸全體人共同的國花，兩花並尊是中華文化兼融並蓄、國家和平統一的美好象徵。

迄今沒有法定意義上的國花，國人念及，每多遺憾。三十多年來不少熱心人士奔走呼籲，也引起了社會輿論和有關方面的一定關注。此事看似簡單，但「國」字當頭，小事也是大事，加之牽涉歷史、現實的許多方面，有些難解的傳統糾葛，情況較為複雜，終是無果而終[ 關於改革開放以來國花討論和評選的情況，已有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專題綜述和評說，請參見陳俊愉《國花評選前後》，《群言》1995年第2期；藍保卿、李戰軍、張培生《選國花》，（北京）海潮出版社2001年版；林雁《國花評選回顧》，《現代園林》2006年第7期；溫躍戈《世界國花研究》，北京林業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如今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政治局面愈益安好，世情民意通達和諧，社會、文化事業蓬勃發展，為國花問題的解決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帶來了許多新的機遇，值得我們珍惜。

國花作為國家和民族的一種象徵符號，大都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和廣泛的民俗民意基礎，在我們這樣幅員遼闊的文明古國、人口大國，尤其如此。歷史的經驗值得總結，我們這裡主要就國花選擇的有關史實和現象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考證，感受其中蘊含的歷史經驗和文化情結，汲取對我們今天國花問題的借鑒意義。

一、國花的歷史選擇

國花是現代民族國家一個重要的象徵資源或符號標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國花大都屬於民間約定俗成，出於正式法定的少之又少，世界大國中只有美國的國花由議會決議通過。從這個意義上說，並非沒有國花，至遲從晚清以來，民間和官方都有一些通行說法。我們從長遠的視角，追溯和梳理一下國花有關說法的發展歷史。

（一）傳統名花堪當「國花」之選者。

地大物博，植物資源極為豐富，有「世界園林之母」之稱。又有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有著燦爛輝煌的文明，因而歷史上廣受民眾喜愛的花卉就特別豐富。今人有「十大傳統名花」之說，分別為：梅花、牡丹、菊花、蘭花、月季、杜鵑花、山茶花、荷花、桂花、水仙[ 陳俊愉、程緒珂主編《花經》第13－14頁，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我們也曾就宋人《全芳備祖》、清康熙《廣群芳譜》《古今圖書集成》三書所輯內容統計過，排在前10位的觀花植物依次是梅、菊、牡丹、荷、桃、蘭、桂、海棠、芍藥、杏[ 程傑《論花卉文化的繁榮狀況、發展進程、歷史背景和民族特色》，《閱江學刊》2014年第1期。]。古今合觀，兩種都入選的為梅花、牡丹、菊花、蘭花、荷花、桂花6種，是傳統名花中最重要的幾種，國花應在其中。

這其中最突出的無疑又是牡丹和梅花。唐代牡丹聲名驟起，稱「國色天香」，北宋時推為「花王」。同時，梅花的地位也在急劇飆升，稱作「花魁」「百花頭上」。也有稱梅「國色」的，如北宋王安石《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不御鉛華知國色」、秦觀《次韻朱李二君見寄》「梅已偷春成國色」，另清人陳美訓《梅花》也說「獨有梅花傲雪妍，天然國色占春先」。到了南宋，朱翌《題山谷姚黃梅花》詩稱：「姚黃富貴江梅妙，俱是花中第一流。」同時，陸遊與他的老師、詩人曾幾討論「梅與牡丹孰勝」[ 宋陸遊《梅花絕句》自注，《劍南詩稿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錢仲聯校注本。]，說明當時人們心目中，牡丹與梅花的地位已高高在上，而又旗鼓相當，兩者的尊卑優劣開始引起關注，成了話題。元代戲曲家馬致遠雜劇《踏雪尋梅》虛構詩人孟浩然與李白、賈島、羅隱風雪賞梅，核心情節是李白、孟浩然品第牡丹、梅花優劣，李白讚賞牡丹，孟浩然則推崇梅花，各陳己見，相持不下。最後由兩位後生賈島、羅隱調和作結，達成共識：「惟牡丹與梅蕚，乃百卉之魁先，品一花之優劣，亦無高而無卑。」清朝詩人張問陶說得更為精闢些：「牡丹富貴梅清遠，總是人間極品花。」[ 清張問陶《丙辰冬日寄祝蔡葛山相國九十壽》，《船山詩草》卷一三，清嘉慶二十年刻、道光二十九年增修本。]這些說法顯然都不只是詩人個人的一時興會，而是包含著社會文化積澱的歷史共識。透過這種現象不難感受到，從唐宋以來，在眾多傳統名花中，牡丹、梅花各具特色，各極其致，備受世人推重，並踞芳國至尊地位。也正因此，成了國花歷史選擇中最受關注的兩種，這是我們首先必須了解的。

（二）明清時牡丹始稱國花。

關於古時牡丹稱作國花的情況，扈耕田《國花溯源》一文有較詳細的考述[ 《民俗研究》2010年第4期。該文主要就清末牡丹欽定國花的前史進行追溯和分析，對所謂慈禧欽定之事卻未及追究。]，我們這裡就其中要點和扈文注意不周處略作勾勒和補充。

牡丹從盛唐開始走紅，史稱由武則天發起，首先在西京長安（今陝西西安）。權德輿《牡丹賦》稱「京國牡丹，日月寖盛」，是「上國繁華」之盛事，劉禹錫《賞牡丹》詩稱「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又有人譽為「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人所載此兩句前後顛倒），後世濃縮為「國色天香」，都是一種頂級讚譽，與「國」字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宋初陶穀《清異錄》記載，五代周世宗派使者南下接觸南漢國王劉鋹，對方很是傲慢，大誇其國勢，接待人員贈送茉莉花，稱作「小南強」。宋滅南漢，劉鋹被押到汴京開封，見到牡丹，大為驚駭。北宋官員故意說，這叫「大北勝」，是借牡丹的豐盈華貴彈壓南漢人引以自豪的茉莉，這是牡丹被明確用作一統王朝或大國氣勢的象徵。到北宋中葉，牡丹盛於洛陽，被稱作「花王」，為人們普遍認可。唐宋這些牡丹佳話，說明從牡丹進入大眾視野之初，就獲得人們極力推重，得到「國」字級的讚譽，奠定了崇高的地位。這可以說是牡丹作為國花歷史的第一步。

牡丹被明確稱作「國花」始於明中葉。李夢陽（1473-1530)《牡丹盛開，群友來看》：「碧草春風筵席罷，何人道有國花存。」[ 明李夢陽《空同集》卷三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此詩大約作於正德九年（1514），感慨開封故園牡丹的荒涼冷落，所謂「國花」即指牡丹。稍後嘉靖十九年（1540），杭州人邵經濟《柳亭賞牡丹和弘兄韻》「紅芳獨抱春心老，綠醑旋添夜色妍。自信國花來絕代，漫憑池草得新聯」[ 明邵經濟《泉厓詩集》卷九，明嘉靖刻本。]，也以「國花」稱杭州春遊所見牡丹。這都是牡丹被稱作「國花」最早的詩例。必須說明的是，這時的「國花」概念，包括整個古代所謂「國花」，與我們今天所說不同，所謂「國」與人們常言的「國士」「國手」「國色」「國香」一樣，都是遠超群類，冠蓋全國的意思，其語源即唐人「國色天香」之類，遠不是作為現代民族國家象徵的意義。

明萬曆間，北京西郊極樂寺的「國花堂」引人矚目。寺故址在西直門外高梁橋西，本為太監私宅，有家墓在，后舍為寺[明宋懋澄(1570－1622) 《極樂寺檢藏募緣疏文》：「燕都城西有極樂寺，建自司禮暨公。」《九鑰集》文集卷四，明萬曆刻本。司禮，明代內官有司禮監，負責宮廷禮節、內外奏章，由宦官擔任，明中葉后權勢極重。明嘉靖、萬曆間，內官有暨盛、暨祿等。明王同軌《耳談類增》卷一○《吪諐篇·汪進士焚死極樂寺》：「寺始為貴璫宅，貴璫家墓尚在，其後舍而為寺。」明萬曆十一年刻本。]。據袁中道（1575—1630）《游居柿錄》《西山游後記·極樂寺》記載，萬曆三十一年（1603），有太監在此建國花堂，種牡丹[明袁中道《珂雪齋集》外集卷四《游居柿錄》：「極樂寺左有國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記癸卯夏，一中貴（引者按：中貴指顯貴的侍從宦官）造此堂，既成，招石洋（引者按：王石洋）與予飲，伶人演《白兔記》。座中中貴五六人，皆哭欲絕，遂不成歡而別。」明袁中道《珂雪齋集》前集卷一五《西山游後記·極樂寺》：「寺左國花堂花已凋殘，惟故畦有䨟隆耳。癸卯歲（引者按：萬曆三十一年），一中貴修此堂，甫落成，時漢陽王章甫寓焉，予偶至寺晤之。其人邀章甫飲，並邀予。予酒間偶點《白兔記》，中貴十餘人皆痛哭欲絕，予大笑而走，今忽忽十四年矣。」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萬曆末年，寺院漸衰，清乾隆後期、嘉慶初年，寺院園林復興，「於寺左葺國花堂三楹，繞以曲闌，前有牡丹、芍藥千本」，「遊人甚眾」[ 法式善(1752-1813)《梧門詩話》卷四，清稿本。]。乾隆十一子、成親王允瑆為題「國花堂」匾額。「后牡丹漸盡，又以海棠名」[清震鈞(1857-1920)《天咫偶聞》卷九，清光緒甘棠精舍刻本。道光、咸豐、同治間，人們盛讚極樂寺海棠之美，多稱國花堂為「國香堂」，或者一度曾因海棠名而改額「國香堂」。如寶廷《極樂寺海棠歌》：「滿庭芳草丁香白，海棠幾樹生新碧。數點殘花留樹梢，脂枯粉褪無顏色。國香堂閉悄無人，花事凋零不見春。塵生禪榻窗紗舊、佛子渾如遊客貧。」《偶齋詩草》內集卷五。寶廷《花時曲》其三：「海棠久屬國香堂，極樂禪林石路傍。老衲逢人誇舊事，花時來往盡侯王。」《偶齋詩草》外次集卷一九，清光緒二十一年方家澍刻本。王拯《極樂寺看海棠，時花蕊甫齊也，用壁間韻》：「不見當時菡萏水，國香堂畔護簽牌（往時寺門荷花極盛）。」《龍壁山房詩草》卷九，清同治桂林楊博文堂刻本。清林壽圖《三月三日過國香堂飲牡丹花下》，《黃鵠山人詩初鈔》卷三，清光緒六年刻本。又張之洞《（光緒）順天府志》卷五○食貨·海棠：「京師海棠盛處……西直門外法源寺大盛，花時游燕不絕，其軒額曰『國香堂』。」 清光緒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時宣德門外法源寺也以海棠盛，此稱西直門外，或指極樂寺。]。1900年「庚子事變」，京城浩劫，極樂寺風光不再[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陳夔龍《五十自述，用大梁留別韻》自注:「京師極樂寺花事甚盛，自經庚子之亂，國花堂不可問矣。」《松壽堂詩鈔》卷五，清宣統三年京師刻本。]。20世紀30年代中葉，曾任北洋政府秘書長的郭則澐（1882-1947）、極樂寺主持靈雲等人積極興復，種植牡丹、芍藥等，遊人漸多[ 傅增湘《題龍顧山人撫國花堂圖卷》，《公論》第3卷第4期，第138頁。]。

這一起於明代，綿延300多年的寺院牡丹名勝，雖然盛衰迭變，卻給京師吏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強化了牡丹的「國花」專屬之稱，對民國以來「國花牡丹」的觀念和說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民國四年（1915），商務印書館初版《辭源》解釋「國花」一詞：「一國特著之花，可以代表其國性者。如英之玫瑰、法之百合、日本之櫻，皆是。向以牡丹為國花。北京極樂寺明代牡丹最盛，寺東有國花堂額，清成親王所書（《天咫偶聞》）。」所說「國花」概念完全是現代的，而所舉書證正是說的明清這一景觀。另民國時頤和園、中央公園（后改名中山公園）等地種植、裝飾牡丹，多稱國花台[ 頤和園的情況見下文所論。中央公園的情況請見賈珺《舊苑新公園，城市勝林壑——從〈中央公園廿五周年紀念刊〉析讀北京中央公園》提供的統計表《中央公園1914－1938年建設內容》，張複合主編《近代建築研究與保護（5）》第523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另1935年湯用彬、彭一卣、陳聲聰《舊都文物略》敘中山公園：「北進神壇稷台南門，入門有國花台，遍植芍藥。」見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舊都文物略》第57頁。所說芍藥當指芍藥與牡丹合植，因牡丹種植成本較高，或以形近的草本芍藥代替，但國花之名當屬牡丹而非芍藥。]，命名應都受其影響。

同樣是在北京，另一經常為人們提及的是，慈禧曾經敕定牡丹為國花，在頤和園建「國花台」。這一說法，信疑參半，扈氏文幾無涉及，有必要略作考述。就筆者搜檢，該說最早見於建築工業出版社1983年版，陳文良、魏開肇、李學文所著《北京名園趣談》：「國花台又名牡丹台，在排雲殿以東，依山壘土為層台，始建於1903年。台上遍植牡丹，慈禧自尊為老佛爺，常以富貴花王牡丹自比，因而敕定牡丹花為國花。並命管理國花的苑副白玉麟將國花台三字刻於石上。」[ 陳文良、魏開肇、李學文《北京名園趣談》第312頁，（北京）建築工業出版社1983年版。]書名既稱「趣談」，自非嚴肅的史學著作，所說又未提供文獻依據，或出於故老傳言。首先，所說「敕定」一語措辭不當，以清政府當時情況，就此專門下達詔書，可能性不大。作者反覆搜檢晚清、民國年間信息，也未見任何相關報道。如今報載《清宮頤和園檔案》（營造製作卷、園囿管理卷）出版，不知可有內容涉及，有待檢索。其次，白玉麟應作白永麟，該書1994年第二版也未改過，1992年陳文良主編《北京傳統文化便覽》同樣沿其誤[ 陳文良主編《北京傳統文化便覽》第574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白永麟號竹君，滿族人，為頤和園八品苑副，因感當時捐稅繁重，民不聊生，官吏貪覿，賄賂公行，宣統元年（1909）上書攝政王條陳時事，絕食而死，名動一時[ 趙炳麟《哀白竹君》題序，《趙柏岩詩集校注》第182頁，余瑾、劉深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14年版。]。

但這一說法也非全然無根之談。首先，慈禧喜歡牡丹確有其事。此間曾在宮廷服侍過的德齡和美國女畫家凱瑟琳·卡爾的回憶錄都曾提到，頤和園「到處是富貴的牡丹、馥郁的鬱金香和高潔的玉蘭」[ [美]凱瑟琳·卡爾《美國女畫師的清宮回憶》第218頁，（北京）故宮出版社2011年版。]，仁壽殿慈禧寶座「雕刻和裝飾的主題是鳳凰和牡丹……實際上整間大殿所有裝飾的主題都是鳳凰和牡丹。老佛爺的寶座的兩側各有一朵向上開著的牡丹」[ [美]德齡公主《我在慈禧太後身邊的日子》第15頁，劉雪芹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其次，清宮頤和園有一處稱作「國華台」的地方[ 趙群《清宮隱私：一個小太監的目擊實錄》第139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清末民初多篇頤和園遊記都寫到，宣統二年（1910），柴栗楶遊記稱，頤和園長廊「北有山，山巔有台，曰國華台，高數十仞。台下有殿，殿曰排雲殿」[ 柴栗楶《故宮漫載·頤和園紀游》，《清代野史》第八輯第321頁，巴蜀書社1987年版。]。民國六年（1917），加拿大華僑崔通約（1864－1937）曾「在山巔國華台眺望，近之則黃瓦參差，遠之則平原無際」[ 崔通約《游頤和園記》，《滄海詩鈔》第183頁，（上海）滄海出版社1936年版。]。美國畫家卡爾稱「萬壽山麓有一處大花台，宮裡稱作『花山』。牡丹被看作花中之王，每逢鮮花盛開的時節，便奼紫嫣紅，散發著醉人的花香，這裡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花山」[ [美]凱瑟琳·卡爾《美國女畫師的清宮回憶》第110頁。]，所謂「花山」所指應即國華台。國華台的規模較大，有可能涵蓋今頤和園國花台以上大片山坡。1917年北京鐵路部門編印的《京奉鐵路旅行指南》稱，頤和園「最著者為山巔之國華台」。清宮太監回憶錄也稱「國華台下排雲殿」[ 趙群《清宮隱私：一個小太監的目擊實錄》第139頁。]，而不是反過來講排雲殿旁國華台。民初人們遊覽頤和園，大多會提到國華台，可見在當時頤和園景觀中的地位。再次是時間，稱建於光緒二十九（1903）也比較合理。從容齡、德齡姐妹和卡爾的回憶錄可知，光緒三十年（1904）五月間慈禧已在此款待各國大使夫人遊園，並贈送牡丹[ 裕容齡《清宮瑣記》第22、30頁，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而該年底，慈禧七十大壽，一應準備早就開始，國華台之建造應以上年即光緒二十九年（1903）更為合理，最遲也應在光緒三十年（1904）春天。

另一問題是國花台的題匾。今國花台石刻匾額無署款，頤和園管理處所編《頤和園志》稱國花台匾由「白永麟奉太后旨所書」[ 頤和園管理處編《頤和園志》第333頁，（北京）林業出版社2006年版。]，不知所據，疑也出陳文良等人所說。清末民初人所說均為「國華台」，若出白氏所書也當以「國華台」為是。

綜合各方面的信息，所謂頤和園國花台本作「國華台」，規模較大，約建於1903年秋冬至1904年早春，以種植和陳設牡丹為主。所謂「華」即花，至遲1935年已見人們寫作「國花台」[ 朱偰《游頤和園記》附記，《汗漫集》第23頁，（上海）正中書局1937年版。]，也稱牡丹台[ 1935年北平經濟新聞社出版的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頤和園「寫秋軒」條下記「軒之西稍下，即為牡丹台」，今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書名作《老北京旅行指南》，見第162頁。193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倪錫英《都市地理小叢書·北平》也作牡丹台，見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頁。]。國花台的命名應是沿襲明人極樂寺「國花堂」舊例。清末民初言之者，均未提到有御旨制名頒定國花之事。不僅清末民初，即整個民國時期，尚未見有這方面的任何記載和信息，而只有反指此事「當年固未有明確規定之明文」[ 張菊屏《國花與向日葵》，《申報》1928年10月12日。]。可見有關說法摻雜了一些傳聞，並不完全可信，但與極樂寺國花堂一樣，都屬明清舊京遺事，對牡丹國花之稱的流行也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三）民國早期對國花的討論。

中華民國的建立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人們對國花的認識也隨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不再是傳統「國色」「花王」之類讚譽，而是具有明確的現代民族國家象徵、徽識的概念。民國年間的國花觀念和說法可以1927年國民黨統治政權的確立為界分為兩個時期，此前為北洋政府時期，此後為南京政府時期。我們這裡說的民國早期即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具體又以「五四」運動為界分為兩個階段。

最早以現代眼光談論國花的是民國元年（1912）《少年》刊物上的無名氏時事雜談《民國花》一文，就當時北洋政府以「嘉禾」（好的禾穀）作勳章（通稱嘉禾章）、貨幣圖案一事發表感想，認為嘉禾包含平等和重農的進步思想，「從此，秋來的稻花，可稱為民國花了」。這是將「國花」視作民族國家象徵的第一例，可見當時也有嘉禾為國花一說。

民國最初十年，人們多承明清京師國花堂、國華台之說，主張或直認牡丹為國花。1914年，著名教育家侯鴻鑒應錢承駒之約編寫「國花」一課教材，首明國花的意義和地位：「各國均有國花，而與國旗同為全國人民所敬仰尊崇者也。」「國花者，一國之標識，而國民精神之所發現也。」他認為民國國花應為牡丹，五千年雖「無國花之稱」，但花王牡丹備受尊崇，「牡丹富貴莊嚴之態度，最適於吾東亞泱泱大國之氣象，尊之為國花，誰曰不宜」。他希望通過國花課程的教授，「以見國花之可貴，使由愛物而知愛國」[ 侯鴻鑒《國花（教材）》，《無錫教育雜誌》1914年第3期。]。1920年「雙十節」，《申報》發表黛柳《我中華民國之國花（宜以牡丹）》一文，舉世界國花的八種情形，認為牡丹為「我華之特產」，「吾華所特藝」，「花之至美者」，「吾國性所寄，吾國民所同好」，「以言國花，則無寧牡丹」。同時報載有談論牡丹牌牛奶廣告者，稱「牡丹尤為之國花，用之以稱牛奶，當得人之歡迎」[ 佚名《廣告公會開會記》（新聞報道），《申報》1920年10月30日。]。這其間也有稱讚菊、水仙為「國花」的[ 宛《雙十歌集·國花——菊》、冰岩《雙十歌集·國花——水仙》，《婦女雜誌（上海）》1920年第6 卷第10期。]，但都非明確主張，終不似牡丹之說流行。

牡丹為國花之說一直貫穿整個北洋政府時期，即便「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社會、文化風氣大變，此說仍多認同贊成者。比如1924年《半月》雜誌之《各國花王》、《東方雜誌》之《各國之國花》兩短文，都稱國花為牡丹[ 分別載《半月》1924年第3卷第21期、《東方雜誌》1924年第21卷第6期。]。1925年魯迅《論「他媽的」》也提到牡丹為「國花」的說法。1926年《小朋友》雜誌第215期伯攸《國花》一文認為國花只有菊、稻（即前言嘉禾）、牡丹三種最有資格，但菊花是日本皇室標誌，稻花觀賞性不夠，所以仍以牡丹最宜為國花。1926年吳宓、柳詒徵等人游北京崇效寺賞牡丹，吳宓詩稱：「東亞文明首大唐，風流富貴牡丹王。繁櫻百合爭妍媚，願取名花表舊邦。」所說櫻花、百合分別為日本和法國國花，詩人自注稱：「欲以牡丹為國花。」[ 吳宓《前題（游崇效寺奉和翼謀先生）和作》其三，《吳宓詩集》（吳學昭整理）第141頁，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是說牡丹出於大唐盛世，作為文明古國的代表，足與日本、法國等列強媲美抗衡。

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有關討論明顯進入一個新階段。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人們努力擺脫封建帝制皇權傳統的影響，因而多拋棄封建時代已蒙國花之稱的牡丹，轉而主張菊、梅等富有民族性格和鬥爭精神象徵之花，其中尤以贊成菊花者居多。1923年《小說新報》載潁川秋水《尊菊為國花議》一文即認為牡丹是「帝制時代」「君主尊嚴」下的國花，「而民國時代則否」，應選擇菊花，理由是：一、菊之壽可當五千年文明之悠久；二、菊之花期與「雙十節」相應；三、菊之色彩多樣與國旗五色相配；四、菊分佈繁盛與我四億民眾相似。至於香遠而益清、花榮而不落、風雨而不摧等更可見國風之清遠、國民性之堅勁。「菊花之為德也如是，比之牡丹，實勝萬萬」，故宜尊為國花[ 《小說新報》1923年第8卷第6期。]。1924年曹冰岩的《國花話》也傾向菊花：菊「不華於盛春時節，而獨吐秀於霜風搖落之候，其品格有足高者」，較牡丹更宜為國花[ 《半月》1924年第4卷第1期。]。最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著名詩人胡懷琛的《宜以菊為國花議》：「各國皆有國花，獨無有。神州地大物博，卉木甚蕃，豈獨無一花足當此選？竊謂菊花庶乎可也。菊開於晚秋，自甘淡泊，不慕榮華，足徵文明之特色，其宜為國花者一也；有勁節，傲霜耐冷，不屈不撓，足徵人民之品性，其宜為國花者二也；以黃為正色，足征黃種及黃帝子孫，其宜為國花者三也；盛於重陽，約當新曆雙十節，適逢其時，其宜為國花者四也。夫牡丹富貴，始於李唐，蓮花超脫，源於天竺，舉世所重，然於國花無與。國花之選，舍菊其誰？爰為斯議，以俟國人公決。」[ 《申報》1925年10月10日，又見《新月》1925年第1卷第2期。]全文不足200字，概括菊花宜為國花的四點理由，言簡意賅。當時許多報刊轉載[ 胡懷琛《宜以菊為國花議》編者按，《孔雀畫報》1925年第11期。]，影響甚大。

同時也有舉梅花為國花的，如《申報·自由談·梅花特刊》楊一笑《梅花與中華民族》，羅列梅花的種種美好、高尚之處，均足以表示中華民族的優良品格：「民族開化最早，梅花占著春先；民族有堅忍性，給異族暫時屈服，不久會恢復，梅花能冒了風雪開花，正復相同；民族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生存，梅花不必擇地，都可種的；民族的思想像梅花的香味，是靜遠的；民族的文學像梅花的姿勢，是高古的；民族的道德像梅花的堅貞；民族的品格像梅花的清潔。以上看來，梅花有國花的資格，所以大家要愛他了。」[ 《申報》1925年3月6日。]也有舉蘭、蓮荷，如《申報·自由談》所載阿難《國華》，一氣舉牡丹、嘉禾（稻）等前人所言和古人所重蘭、蓮、菊等多種，「皆可為國花矣」[ 《申報》1923年6月2日。]，所舉多為傳統所重的道德品格寓意之花，而其取喻也多與菊花之議相近，強調高雅的品格、堅定的意志等思想精神象徵。

（四）民國南京政府確定梅花為國花。

在國花評選史上，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擬定梅花為國花是一件不容忽視的大事。對於具體過程，筆者《南京國民政府確定梅花為國花之史實考》一文有詳細考述[ 《農史》2016年待刊。]，此處也僅就其關鍵細節和有關現象簡要勾勒。

1926-1927年北伐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國民黨的統治基礎，1928年底「東北易幟」，全國基本統一，從此進入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代。隨著國民黨政權和國民政府機構建設的全面展開，作為國家標誌的國旗、國歌、國徽和國花的討論都逐步提上議事日程。國花雖不如國旗、國歌之類重要，但也引起社會各界的熱情關注，從1928年10月以來，官方有關機構開始行動，擬議梅花為國花。

關於此事的起因，一般認為是國民政府財政部籌鑄新幣，需要確定國花圖案作為裝飾，於是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其實不然，早在該年10月26日，國民政府內政部禮制服章審定委員會第18次會議即決議以梅花為國花[ 《蜀鏡》畫報1928年第42期《梅花將為國花》。]，具文呈請行政院報國民政府核准[ 教育部《公函（第三六九號，十八年一月十七日）》附《內政部長薛篤弼原呈》，《教育部公報》1929年第1卷第2期。]。行政院隨即交教育部核議，11月28日教育部完成審議，對內政部的提議深表贊同，並具明三種理由：「（甲）梅之蒼老，足以代表中華民族古老性；（乙）梅之鮮明，足以代表中華隨時代而進化的文明，及其進程中政治的清明；（丙）梅之耐寒，足以代表中華民族之堅苦卓絕性。」[ 《蜀鏡》畫報1928年第42期《梅花將為國花》。教育部社會教育處處長（不久升任教育部參事）陳劍翛《對於定梅花為國花之我見》一文詳細介紹了教育部的審議意見，此文發表於1928年12月5日的上海《國民日報》。]同時認為梅之五瓣可以表示「五族共和，五權並重」，採用三朵連枝可以「代表三民主義」[ 教育部《公函（第三六九號，十八年一月十七日）》，《教育部公報》1929年第1卷第2期。]。媒體對兩部意見隨即加以報道[ 《革命華僑》1928年第5期新聞報道《國內大事紀要·定梅為國花》；《申報》1928年12月1日《取梅花為國花》。]，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財政部的申請則在該年末[ 陸為震《國花與市花》稱財政部呈請是在「十七年歲暮」，《東方雜誌》1929年第26卷第7期。]，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國民黨中宣部相應的審議和決定更晚至1929年1月。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接到財政部的申請后，即批交中央宣傳部核辦。宣傳部函詢教育部有關擬議情況，並綜合各方意見，最終「審查結果，以為梅花、菊花及牡丹三種中，似可擇一為國花之選」[ 陳哲三《有關國花由來的史料》，《讀史論集》第164－165頁，（台灣台中）國彰出版社1985年版。 ]，以此具文呈報中央執行委員會。1929年1月28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93次會議討論了宣傳部的報告，形成決議，並據此專函國民政府：「經本會第一九三次常會決議：採用梅花為各種徽飾，至是否定為國花，應提交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要求「通飭所屬，一體知照」[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函（1929年1月31日），台灣「國史館」《梅花國花及各種徽飾案》230－1190之1196－1197頁。《中央黨務月刊》第8期所載此件《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函》，時間作1929年1月29日。]。接到中執會通知，按其要求，國民政府於2月8日發布第109號訓令[ 《國民政府公報》第91號，（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縮影本。]，將中執會的決議通告全國，要求國民政府各部門、全國各省市知照執行。至此完成了法律上的重要一步，即由國民政府通令全國，指定梅花為各種徽飾紋樣。

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9年3月18日在南京開幕，21日上午的第6次、下午的第7次會議，連續討論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國花提案。上午討論中有主張菊花者，有贊成梅花者[ 陳哲三《有關國花由來的史料》，《讀史論集》第165頁。]，也「有主張不用者，往返辯論，無結果，十二時宣告散會」[ 廣州《國民日報》1929年3月22日《三全會第六次正式會議》。]。下午的發言者「多謂系不急之務，結果原案打消」[ 《申報》1929年3月22日新聞報道《三全會通過四要案》。同時《天津益世報》的報道《第三次全代大會之第四日》作：「決議：原案撤銷。」 陳哲三《有關國花由來的史料》提供的會議記錄稱：「徐仲白、張厲生和程天放等代表發言，最後決議：不必規定。有陳果夫簽名。」 見陳哲三《讀史論集》第165頁。]。會後大會秘書機構具文函告中央執行委員會稱：「經提出本會十八年三月廿一日七次會議，並經決議：不必規定。」[ 陳哲三《有關國花由來的史料》，《讀史論集》第165頁。台灣孫逸仙博士圖書館所存鉛印本第七次大會紀錄：「決議：毋庸議。」見孫鎮東《國旗國歌國花史話》第104頁，台北縣鴻運彩色印刷有限公司1981年印本。孫氏此著所謂「國旗國歌國花」均兼1949年前後兩階段而言，1949年後「中華民國」的稱呼及相應的各類符號，有悖「一個」原則，有必要特別指出。本文引證的台灣著述中多有類似情況，就此一併說明，一般不作文字處理。]整個案程以不了了之。

在整個國花擬議過程中，進入視野的主要有三種花，即國民黨中宣部篩選的「梅花、菊花及牡丹」，這也正是民國以來國花選議中最受推重的三種。而國民黨三全會的最終討論只是糾結在梅、菊兩花上，則是「五四」運動尤其是國民革命興起以來，人們更重民族品格、革命精神象徵的新風向。兩花中梅花又屬於後來居上，最終推為國花首選，應與國民黨統治體系中江浙一帶人士的數量優勢和核心地位有關。內政部的擬議可能出於蔡元培的推薦，蔡元培是浙江紹興人，任教育部的前身大學院院長。據畫家鄭曼青回憶，1928年初他去拜訪蔡元培，蔡氏盛讚梅花不已：「訪蔡公孑民（引者按：蔡元培字孑民）……孑公亦贊道此花（引者按：指梅花）不已，夏間欣聞孑公舉以為國花。」[ 鄭曼青《國花佳話》，《申報》1928年12月15日。]可見早在1928年夏天，蔡元培即已向有關方面提議以梅花為國花。內政部發起的禮制服章審定委員會主要職能是審定各類制服式樣、軍政徽章圖案乃至公私各類禮儀程式，成立於這年6月，蔡元培的建議或即向該會提出。以蔡元培的社會地位，其實際影響不難想見。而決定梅花為徽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93次會議與會人員，也以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帶人士為主，他們一般都熟悉和喜愛梅花，對確定梅花為國花有著不可忽視的潛在作用。

儘管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最終並未就國花作出明確決定，但會前國民政府已正式通令全國以梅花為各種徽飾，實際上已經承認了梅花的國花地位。而且早在年前，內政、教育兩部擬議意見出台之初即被媒體及時報道，並被人們解讀為國民政府已正式確定梅花為國花，受到熱情傳頌[ 《申報》1928年12月1日《取梅花為國花》。《申報》12月8日 「自由談」欄目采子女士《國花誕生矣》：「內務部提出，教育部通過三朵代表三民，五瓣代表五權。久經國人討論之國花問題，乃於國民政府指導下之十七年歲暮，由內務部提議，經國府發交教育部會核，而正式決定以梅花為吾中華民國之國花矣。」]，可見梅花作為國花在當時是一個深得民心的選擇。此後無論人們言談，還是各類大型場合的儀式，多尊梅花為國花，梅花的國花地位得到了全社會的普遍認可，「雖無國花之名，而已有國花之實」[ 《申報》1931年8月18日《伍大光請國府贈梅花於美》。]。

國民黨政府之正式承認梅花為「國花」要等到35年後的1964年，時去1949年敗退台灣也過去15年了。同樣由「內政部」發起，建議「行政院」明定梅花為「國花」，「行政院」於1964年7月21日以台（五三）內字第五○七二號指令答覆「內政部」：「准照該部所呈，定梅花為『中華民國國花』。惟梅花之為『國花』，事實上早為全國所公認，且已為政府所採用，自不必公布及發布新聞。」[ 孫鎮東《國旗國歌國花史話》第107頁。也見博聞《梅花是怎樣成為國花的》，台北《綜合月刊》1979年第5期第128－131頁。]與1928－1929年間的情景有些相似，並未就此形成任何正式決定和政令，主要仍屬於承認既定事實。

二、對當今國花評選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