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札記】韓冬：考古學就在我們身邊

在人們的心目中，考古學是相當神秘的。如果您有機會隨考古隊來到窮鄉僻壤，坐在農民的炕頭上，在昏暗的燈光下，聽考古學家津津有味地說起半坡、野店、鴿子洞、甑皮岩這些個也許在恐怖電影中才能常見的名字，看他們把從地下挖出來的古人的鍋碗瓢盆如數家珍地分成幾型幾式，您也許更會覺得考古學是現代文明的「化外之民」。一句話，考古學不惟神秘，它離我們的生活也是非常遙遠的。

▲ 傅斯年先生(考古配圖)

這個結論雖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卻遠非事實。考古學固非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勝事」(傅斯年先生語)，但它在的發展幾與的現代化進程同步，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同我們的生活——特別是我們的價值觀、世界觀、倫理觀——發生著密切的聯繫。考古學作為近代人類文明的一分子，為著文明的進步，一直都在默默地貢獻力量。

▲ 金石學巨著 清刊本 《金石萃編》(考古配圖)

考古學的前身是傳統的金石學，但金石學之與考古學正如古代的煉丹術之與化學的關係(李濟先生語)，現代科學意義上的田野考古學是本世紀初年從西方傳入的。在考古學傳入之先，雖然前有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太史公自序)後有顧亭林「足跡遍天下」，凡「所至呼老兵逃卒，尋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銘》)給的知識界樹立了實地考驗的榜樣。但是縱觀的學術史，特別是宋代以來的學術史，的知識分子逐漸被固定在四書五經上，皓首窮經斷送了一代代學子的聰明才智。這種讀死書鄙夷實踐的傳統是本世紀初年西方科學傳入之後才慢慢被打破的，而考古學家的工作貢獻尤大。傅斯年先生在其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向舊傳統公開宣戰：「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又說「果然我們動手動腳得有結果，因而更改了『讀書就是學問』的風氣，雖然比不上自然科學上的貢獻較有益於民生國計，也或者可以免於亡自生事之譏誚罷?」把矛頭直接對準舊傳統舊道德和舊的價值觀。二三十年代，除了新生代研究室在北京周口店對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十年如一日的持續發掘外，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對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發掘於傳統知識分子崇尚讀書鄙夷勞動的觀念，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因為在這些田野工作中，每個調查人員必須具有攜帶儀器和無論多遠的旅程都要步行的體力。這當然完全打破了舊僅從事腦力勞動的學者的訓練方法。(李濟先生語)所以一般人也許不明白，今天他們之所以能夠認同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勞動——比如考古學家的發掘，民族學家的調查——而不見怪(似乎不做田野才是奇怪)，是與近代以來西方科學特別是地質學和考古學的傳入和持續的實踐分不開的。這是考古學對新的價值觀的貢獻。

▲ 仰韶文化諸類型分布圖(考古配圖)

考古學是一門讓人難堪的學問。它的發現日新月異，足以動搖被世代奉為金科玉律的東西。如果說五十年代以前，考古學的最大成就是發現了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因此為的夏商周三代文明找到了一個比三皇五帝更為堅實的源頭的話，那麼七十年代以來在傳統上的中原地區之外的一系列新發現，卻使千百年來人們抱持的古史框架發生了動搖。從史前考古學上說來，最突出的發現集中在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黃河下游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中。良渚文化的玉器、漆器、絲綢和陶器的製造都很發達，犁耕的稻作農業也十分進步。比如玉器，僅浙江餘杭反山墓地就出土一千一百餘件組。若以單件計算則多達三千二百餘件。其中不僅有精美的用於裝飾的頭飾、耳飾、項飾、手鐲、指環、帶鉤、鈕扣和穿墜在衣服上的各種飾品，更有用作儀仗的莊重的鉞、斧、錛和用於宗教法事的神秘的琮、璧、冠形器等。其種類之繁多，做工之精細，使同時期所有地區的史前文化難以望其項背。反山遺址出土的十一座墓葬，不僅隨葬大量玉器、漆器，而且均有棺槨，等級之高，也是其它地區的同時代文化所罕見的。黃河下游的大汶口——龍山文化，以其精美的陶器製造業聞名於世。近年不斷有玉器發現。山東臨朐西朱封曾發現三座大墓，一座為一槨一棺，二座為二槨一棺，隨葬大量的玉器和磨光黑陶器。還出土有多塊鱷魚甲板，可能是蒙鼓用的鱷魚皮殘跡。東北紅山文化也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和存在明顯等級差別的積石冢。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牛河梁遺址發現了成群的神像，一般相當於真人的大小，主室中心出土的最大神像殘件為真人的三倍，被認為是人世間已經制度化的以一人獨尊為主的等級分化在宗教信仰中被固定下來的反映。總而言之，這些新的發現比起黃河中游的仰韶和龍山文化來，不僅不差甚至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張光直先生語)於近年來在長江上游的四川廣漢三星堆和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發現的可以同中原商文明媲美的兩批青銅器，則第一次以無可辨駁的事實向人們展示了歷史時代初期江南文明的生存狀態。如何評介這些新的發現，實際上就是如何評價文明的起源。幾千年以來所流傳的中原中心說的傳統古史構架因為這些發現開始動搖起來，這是我們所始料不及的，更是世世代代的學者做夢也想不到的。張光直先生這樣總結這個變化：「我們逐漸發現從我們幾十代的老祖宗開始便受了周人的騙了;周人有文字流傳下來，說中原是華夏，是文明，而中原的南北都是蠻夷，蠻夷沒有留下文字給他們自己宣傳，所以我們幾十代的念書的人就上了周人的一個大當，將華夷之辨作為傳統上古史的一條金科玉律，一直到今天才從考古學上面恍然大悟。」

▲ 龍山文化分布圖(考古配圖)

另一方面，考古發現又糾正了「古史辨」辨偽太過而造成的一些錯誤。撇開近年來不斷從戰國秦漢墓葬出土的文字材料，從而證實了某些重要史實和史籍的可靠性不說，就是《史紀·五帝本紀》這些目前還沒有得到證實的記載，從史前的考古發現看，也不是完全沒有影子。比如關於文明的起源時代的認識，從解放前的商代後期的安陽殷墟到解放后的鄭州二里崗商代中期文化再到可能是夏文化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一直向前推進，但即便是二里頭文化也只有四千年的歷史。最近嚴文明先生提出上述良渚、紅山、山東大汶口——龍山以及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出土大墓可能是王陵的看法，則將的文明史前推了一千年。這是考古學對我們認知系統的巨大衝擊，它的深遠影響恐怕現在還不能完全估價。

▲ 夏鼐先生(考古配圖)

考古學是本世紀學術界成績最突出對人類歷史貢獻最大的學科之一。1979年周培源先生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討論會上即有上述歸納。新考古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和領導者夏鼐先生，生前獲得國外的榮譽稱號之多，則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外學術界對考古事業所獲成就的肯定。考古學的發展，不僅對它所研究的歷史的發展道路同時也對考古學本身的特點、概念等提出了反思。1929年，郭沫若先生在其第一本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的《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指出：「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組織的社會也正是這樣。人有句口頭禪，說是『我們的國情不同』。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然而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應該說，的古代和外國的古代一樣，都是受歷史的普遍法則支配的，但又有自身所固有的具體的特殊性。如果說二三十年代認識自身的發展規律的條件還不具備的話，那麼現在卻是時候了。比如人們熟知的「青銅時代」這個概念，與西方即不相同。在西方所謂青銅時代，是指青銅工具在生產領域產生重要意義的一個時代，換言之，是把青銅技術當成「一種環繞著生產活動的工業」來強調的。青銅在的上古史上卻從來沒有在生產領域取代石質的生產工具，這種取代只是在鐵器時代到來之後才得以完成。青銅時代的特點，主要在於青銅的使用是與祭祀和戰爭分離不開的，也即主要用於禮器和武器的鑄造。因此，的青銅時代不是生產技術的革命造成的。「假如當時有一個革命的話，那便是在社會組織領域之內的革命。但在另一方面，既然人的勞動是農業生產的基礎，而青銅兵器一方面在新鮮的生產勞動力的獲取上能起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又能保證既有勞動力的持續剝削，青銅也可以說是一種間接的，可是也是真正的，在生產技術上的突破。」(張光直先生語)

▲ 郭沫若先生(考古配圖)

由於古代在世界文明史上所佔的地位，考古學的工作是有世界性的意義的。對歷史的總結往往能夠使研究世界古代史的學者對於全球性的問題提出新看法或修改舊看法。比如張光直先生把從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演進歸為兩種，一種是西方式的，突破性的文明，另外一種是世界式的，連續性的文明。後者以古代文明為代表。這個結論建立在張先生對古代文明的整體考察上。在他看來，薩滿式的文化是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特徵。在從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進程中，文明所產生的許多新變化不是技術上的，而是人與人之間關係變化的結果。文明社會產生之後，野蠻時代的許多因素包括非金屬生產工具、氏族制度、祖先崇拜等等仍在延續。張先生認為根據上古史所揭示的人類歷史發展的新法則，可以在全世界有更大的實用性。這實際上已經不僅僅是對具體的上古歷史而應是對歷史觀的探討了。這一建立在考古發現基礎上的認識對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的影響和衝擊也是顯而易見的。

▲ 張光直先生(考古配圖)

如前所述，考古學是從西方傳入的。在考古學的技術和方法進來的時候，一整套的術語也隨之而來。除了石器、青銅、鐵器的三個時代說，考古學文化、類型學、地層學等研究遺迹遺物的概念之外，一些主要從民族學研究得來的社會進化方面的術語如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也隨之進入，並成為我們話語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於長期以來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固守著經典作家曾經使用過的某些概念，把史前文化中發現的大量內涵豐富的現象，簡單地納入母系社會或父系社會的模式，而對這些現象所可能體現出來的歷史發展的過程和特點卻常常一晃而過。因此，儘管考古學取得了舉世注目的成就，但基本上沒有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話語系統。

建立自己的話語系統，不是說可以超越公認的學術規範，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人類文化所具有的複雜性，意味著在文化表述方面存在多樣性的可能。我們所謂的國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從國外輸入的，它們在歷史研究特別是關於社會進化方面的研究的表述上有無可比擬的長處。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古代固有的一些概念大概在問題的討論和表述上更有優勢。比如邦、城、國、野、氏、姓等等，儘管歧義很多，但經過必要的梳理，也許更易於表述古代文明的特點。目下的考古學界與以前相比，在這方面顯然要成熟多了。比如這幾年雖然文明起源的討論很多，但在國外很流行的一個概念——酋邦(chiefdom)，雖也有人介紹，卻始終熱不起來。「玉器時代」這個概念的提出雖不一定能被普遍接受，但反映了考古學界對歷史特點進行概括的可貴嘗試。建立自己的話語系統顯然是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也與我們這個時代的開放和包容密切相關，這是一般人所不易覺察的。

▲ 二里頭文化分布圖(考古配圖)

傅斯年先生在論到歷史學和語言學的發展時說，「歷史學和語言學的發達自然與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係，但這都不見得即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這一行的學術。這個反正沒有一般的用處，自然用不著去引誘別人也好這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時免不了致人於無用，且愛好的主觀過於我們的人進來時，帶進了些烏煙瘴氣，又怎麼辦?」應《讀書》之約本文雖然粗淺地談了幾點一般人與考古學的關係——這關係雖非油鹽醬醋之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卻也並非如他們常常想象的那樣遙遠——但其意並不在引誘他人愛好考古學。因為無論您愛好與否，考古學還是與你我保持著這樣那樣的聯繫。

原刊《讀書》1996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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