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佩昌：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給世界留下了哪些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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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佩昌

■ 來源 | 楊佩昌看德國（ID： ypckdg）

「我可以說，我度過了有意義的一生」。

——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科爾

2017年6月17日，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在其位於德國西南部城市路德維希港的家中去世，享年87歲。他的去世令國際社會震驚，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等人都在第一時間對科爾的去世表示哀悼。

在眾多的溢美之詞中，「統一總理」和「歐洲一體化功臣」出現的頻率最高，也代表了科爾留德國和歐洲的兩大遺產。的確，如果沒有科爾，德國也許還會統一，但肯定沒有這麼快速、順利；如果沒有科爾，歐洲一體化建設也許還在路上，因為歐盟的核心-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歐元是在科爾的直接推動下實現的。

科爾對德國統一深信不疑，只是時間早晚而已。即便在冷戰最劇烈的時代，他也堅信德國的統一終有一天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是，他做夢都想不到的是，統一的願望居然在他擔任總理的任期內實現。

德國的統一和科爾的努力有密切關係。早在多年前，他就做了大量的工作，為兩德統一創造必要的的政治條件。科爾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德國問題的解決不在德國，而在美蘇兩個大國的手中。因此，精心維護與世界各大國的友好關係，成了科爾對外政策的基石。這點與英國首相撒切爾的強硬形象大為不同。

首先，科爾把德美關係作為外交的重中之重。科爾擔任德國總理16年，歷經了里根、老布希和柯林頓三位美國總統，從共和黨政府到民主黨政府，科爾均與其建立了互信。總體上，德美關係在政治層面上未出現過任何大的問題。得知科爾去世后，美國前總統老布希稱讚他是「自由世界真正的朋友」。

其次，科爾把德國統一與歐洲一體化鏈接起來。一方面，通過歐洲融合強化與英法兩國的友好關係，讓英法更理解德國人的統一訴求。另一方面，歐洲一體化的加強，也對兩德統一起到助推作用。在此背景下，德國的統一就不僅僅是德國人的事，而是歐洲聯合的一部分，是整個歐洲人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看，歐洲一體化不僅是德國致力追求的目標，也是實現德國統一的工具。因此，科爾政府努力把德國融入到西方價值共同體之中，大力維護阿登納和戴高樂建立的德法友好關係，排除一切和平運動所帶來的阻力，繼續執行前任施密特的《北約革新協議》。

如果說德美關係是基石、歐洲一體化政策為統一創造必要的環境，那麼，德蘇關係就可以說是科爾對外政策的核心。科爾明白，改善兩德關係的鑰匙在莫斯科，如果沒有蘇聯政府的贊同或默許，兩德統一就不會順利。這與1871年德國的統一有異曲同工之妙，俾斯麥通過三次王朝戰爭實現了德國的第一次統一。由於普魯士得到沙皇的默許，俄國對普魯士的統一戰爭未採取任何干預行動。正因為如此，科爾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建立了深厚的互信關係和個人友誼。在萊比錫抗議的關鍵時刻，戈爾巴喬夫警告東德領導人不可輕舉妄動並否決了出兵東德的請求，從而促成了兩德的和平統一。1990年7月，科爾訪問蘇聯，與蘇聯領導人就德國統一后的政治、軍事等問題達成了諒解，為德國統一鋪平了道路。

機會往往是稍縱即逝的。有句俗語：「機會只留給有心人」。如果沒有充分的準備，即便出現機會，也會眼睜睜看其溜走。幸運的是，科爾是個有心人，也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機會剛剛來臨，他馬上緊緊抓住，因而創造和見證了兩德統一的奇迹。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對科爾的評價可謂蓋棺定論：「德國人給了他統一總理的稱號，這是正確和公正的。」戈爾巴喬夫還稱讚科爾是傑出的政治家，在世界史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記。

歐洲一體化的推動者

德國是一個貿易強國，境內需求無法消化強大的產能，如果不能建立一個穩定的內部市場，一旦外部市場環境發生某種變化，對德國的製造業將會造成嚴重的衝擊。因此，建立一個更大的內部市場是德國政府致力追求的目標。這一整合最合適的目標就是歐洲，讓人員、資本、貨物和技術區內自由流動。為此，在科爾的大力推動下，1991年12月，歐盟的前身-歐共體12個成員國領導人在荷蘭馬斯特里赫特通過了《歐洲聯盟條約》，俗稱馬約。根據該條約，歐盟區域內人員、資本自由流動，打造歐洲統一市場、發行統一貨幣。

在上述協議內容中，統一貨幣至關重要，因為只有發行統一的貨幣，一體化的進程才難以逆轉。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德國可謂冒著一定的風險，畢竟馬克是穩定而可信的貨幣，是除了美元之外的硬通貨。一旦廢除馬克，引入歐元，未來的前景如何，沒有人能夠打包票。可以想象，科爾的壓力有多大。一方面要說服廣大民眾，另一方面還要說服反對黨和本黨部分有疑慮的人。

在這重要的關口，科爾發揮了卓越的領導力。他對民眾大力宣傳歐元的好處，對反對黨和媒體闡述國家的長遠發展目標：德國的未來在歐洲，沒有統一的歐洲，德國就沒有未來。在他的堅持和努力下，人們改變了反對態度。最終，德國聯邦議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德國加入馬約的議案。

如果說德國加入歐盟僅僅是為了贏得市場，那未免小瞧了科爾。在科爾的心目中，歐洲一體化更高的目標是為了和平。科爾對和平的苛求來自於他自身的經歷。科爾生於1930年，經歷過二戰。他的家鄉路德維希港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受到了聯軍的猛烈轟炸，他的哥哥瓦爾特也於1944年11月死於這場轟炸中，這對他後來的政治行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在他看來，和平高於一切。科爾把歐洲的聯合上升到了這樣一個高度：「歐洲是一個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而歐元是我們這個時代和平政策的工具。」要想讓歐洲贏得永久和平，就只有一條路：讓歐洲成為一個統一的家庭，這就是歐洲一體化，而一體化最重要的推手就是貨幣的統一。正如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所言，科爾「戰爭與和平」這一名言並不過時，而且永遠有效，他的目的是通過共同夥伴來實現不可逆轉的歐洲融合。從這個意義上說，科爾是一個偉大的歐洲人。科爾在他自己的新書《歐洲的隱憂》中也這樣寫道：「不敢肯定，如果沒有歐元，歐盟會不會在最近的危機中倒塌。」

兩大遺產的核心推動力

德國統一和歐洲一體化已經成為科爾留給世人的兩大遺產，而問題是，這兩大貢獻最終是靠什麼推動和實現的呢？

答案很簡單，靠的是實力，也就是俗語：「打鐵要靠本身硬」。聯邦德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德國統一和歐洲一體化終極的牽引力和推動力。沒有強大的德國經濟，東德人不會冒著生命危險投奔西德；沒有德國強大的經濟，歐洲也不會有那麼多人贊同融合。聯邦德國如同一塊巨大的磁鐵，先後把東德和歐洲吸引過來，這一看法應該沒有太多人質疑。以德國統一為例：一般認為，東德的垮台是以萊比錫和平抗議為標誌偶然發生的，但是科爾認為，真正的原因是西德政府對東德提供的信貸。由於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不再給東德提供資金支持，東德政府不得不轉向聯邦德國，尋求財政援助。1987年科爾邀請東德領導人昂納克訪問西德，向東德政府提供數十億馬克的信貸。根據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西德提供財政支持，則東德必須放鬆對居民出境嚴格的限制。正是這些來自東德的訪問，讓東德民眾了解了更多真相，「撕毀了他們心目中敵對者的畫面。」從此，投奔西德，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成了東德民眾的願景。

德國的經濟實力雖然從阿登納時期就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到了施密特執政的後期，德國經濟已經相當惡劣。換言之，科爾從施密特手中接過了這樣一個爛攤--蘭姆斯多夫報告列舉了下列數據和事實：從1980年年中開始，德國經濟就已經停止增長，1982年下半年經濟增長同比下降兩個百分點，公共開支難以為繼，政府負債大幅度攀升。更為嚴重的是，1982年10月，德國失業人數接近200萬。專家估計，82年冬天至83年初，失業人數將會繼續上升到220-250萬人。當然，這點失業人數在現在看來真算不了什麼，但對於習慣了「德國經濟奇迹」的德國人而言，如此高的失業率簡直可以用「震驚」一詞來形容，因為聯邦德國原本勞動力人口緊缺，不得不從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引進勞工，而現在居然有如此多的人口失業！

德國經濟形勢如此不容樂觀，緊縮政府開支，改革就業政策迫在眉睫，但施密特卻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自民黨希望走得更遠，進行更徹底的改革，而社民黨左翼卻反對任何改變。社民黨和自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破裂不可避免。1982年10月1日，施密特走進議會的時候，他已經沒有任何幻想。他非常清楚，這場權力鬥爭他輸了，社會-自由聯盟馬上就要成為歷史。自民黨的三位部長已經離開內閣兩周，施密特領導的政府成了少數派內閣。儘管施密特已經輸定，但他在議會辯論中仍頑強戰鬥。他指責自民黨背叛了社會-自由組閣協議，並攻擊自民黨用他的名聲（在競選海報上用他的名字）在1980年的大選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如今卻對政府總理下毒手，真令人寒心。他說：「儘管你們的行為方式是合法的，但卻失去了道德良知」。當天，施密特政府被建設性不信任投票推倒，社會-自由聯盟垮台。德國自民黨改換門庭，與聯盟黨組建新的聯合政府，科爾當選第六任聯邦政府總理。所謂的建設性不信任投票，這是聯邦德國的一大發明，目的是防止政府頻繁倒台。具體做法是，反對黨要想在議會對政府投不信任票，讓政府垮台，必須事先聯合到其他政黨，獲得穩定的執政多數席位，這樣才有資格提出不信任議案。

儘管科爾是通過合法的「政變」上台，但未經過大選就擔任總理，或多或少有些合法性的困擾。1983年3月6日，聯邦德國舉行了新的大選，聯盟黨獲得了48.8%的多數，自由民主黨從上一屆的10.6%下滑到7%，社民黨獲得38.2%的選票。經過這次新的大選，科爾的總理職務獲得了民主的合法性。在這個時候，還沒有人相信，科爾將會長期領導聯邦政府。只有謙遜的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赫爾伯特·維納爾對本黨的處境有清醒的認識。他說：「社會民主黨人預計要在反對黨的座位上坐15年。」維納爾的預測很靠譜，科爾在聯邦總理的座位上足足坐了16年，他是聯邦德國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

科爾之所以能長期擔任總理職務，是與他成功的經濟政策是分不開的，這首先要改革施密特的社會政策。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福利國家建設的浪潮中，施密特選擇隨波逐流，讓德國在福利社會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德國財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經濟逐漸走下坡路。

科爾上台後回歸到自由主義路線，縮減政府的財政開支和過多的社會福利，減輕企業和個人稅負，給企業鬆綁，同時降低通貨膨脹。科爾的穩定政策「Stabilitaetspolitik」獲得了明顯的成功，終於贏來了德國經濟的回升。1982年德國經濟還是負1%的增長，1983年就回到了2%的正增長率。同時，失業人數也重新回落到新低。到了1990年，聯邦德國的經濟實力和社會繁榮達到了空前的水平。與此相比，東德的工業水平僅達西德的30%，農業產值甚至低於西德的25%。在這場競爭中，西德贏得了勝利。1990年12月2日，德國舉行統一后的大選，科爾所屬的聯盟黨大獲全勝，擊敗了社民黨候選人拉方丹，這是他第三次當選德國總理，這也是他人生的頂峰。1991年1月17日，科爾組成了統一后的內閣，成為統一后的第一任總理，由此獲得了「統一總理」的美譽。

但是，成也蕭何敗蕭何，正因為東德低下的發展水平，讓西德為統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西德居民不僅要額外為統一交稅，而且還要承載來自前東德失業人口的壓力。而前東德本身日子也不好過，首先，面對前西德企業的競爭，前東德幾乎無還手之力，企業紛紛倒閉。最為嚴重的是，東部地區的民眾習慣於計劃經濟思維，對社會市場經濟還不適應。由此，前東德地區生產率低下，重振東部地區經濟成為科爾政府最嚴峻的挑戰。

在科爾的最後任期（1994-1998），情況越來越糟糕，無論是經濟還是就業領域，改革均難以實施。1998年，科爾與社民黨人施羅德競爭總理寶座，民眾沒有再給科爾機會，聯盟黨僅獲得35%的選票，而社民黨則獲得了41%，科爾的時代終於謝幕了。

下台後的科爾遭遇了嚴酷的政治寒冬，由於深陷政治現金醜聞（1993年-1998年間，科爾及手下秘密掌握了一個政治捐款賬號，款項達200萬歐元，既未向稅務局申報，也未報告基民盟黨內其他成員），黨內同僚紛紛遠離，甚至他提拔的政治新秀默克爾也對他落井下石。《明鏡》周刊還直接提出這樣的疑問：過去的共事的同事已經打破沉默，科爾的政績、統一兩德的偉業會因這件獻金醜聞而劃上句號嗎？科爾的聲譽因此受到了巨大的質疑。常言道，禍不單行，2001年，他的妻子漢娜羅勒由於不堪忍受皮膚病的折磨而自殺身亡。從此，科爾賦閑在家，不再回到公眾視野。好在2008年與聯邦經濟部秘書里希特再婚，多少也得到了一定的家庭溫暖和慰藉。

作為連續長達16年執政的德國總理，他為德國和歐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一生依然得到了德國社會的高度肯定和讚譽，正如他在80大壽上的發言：「我可以說，我度過了有意義的一生」。的確，科爾是一位創造歷史的角色，在德國人的心目中，他就是二十世紀的俾斯麥，德國統一的功臣、歐洲一體化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這些政治遺產，足以讓他在德國歷史上留下重要的位置。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唁電中所稱讚的那樣，科爾是「卓越的政治家」、「為實現德國重新統一和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其歷史功績將被世人銘記」。

本文為為楊佩昌老師為《南方周末》專稿，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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