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體制機制是博物館「活起來」的主要障礙

▲國家博物館大廳（文博圈 攝）

博物館，怎樣才能「活起來」？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劉苗苗

曾經「養在深閨」待人識的博物館，如今正在「活起來」。

數據顯示，近年來，博物館每年舉辦展覽3萬餘個，舉辦專題教育活動約11萬次，參觀人數約9億人次。

「博物館正在回歸他原有的文化藝術屬性，這是很大的進步。」國際博物館協會副主席、博物館協會理事長兼秘書長安來順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說。

如何拓展「活起來」的廣度和深度，使博物館的收藏、研究、教育等功能得到全方位發揮，這既是業內關心的問題，也是博物館滿足公民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公民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的定位所在。

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發現，一些博物館囿於保存條件所限，藏品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損壞。一些博物館對藏品「家底」「賬目」不清，還有一些博物館大量藏品「長眠」庫房。

沁陽市博物館的普查員宋婷回憶道：「縣級市的庫房保存條件有限，有些『嬌貴』材質的器物就『遭了殃』……一些銅錢已出現粉狀銹，『受傷』程度嚴重；有些字畫因長期得不到有效保護，部分字跡和圖案已模糊不清……」

國家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博」）、故宮博物院、科技館等大館文物庫房條件較好，卻受限於各方面因素，大量館藏只能在庫房「睡大覺」。

故宮博物院的館藏總量高達180餘萬件，能展出來的極其有限。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採訪時解釋說，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級別呈「倒金字塔」結構，珍貴文物佔93.2%，對展陳條件有特殊要求，現實受展覽空間有限、展廳條件不達標、人才支撐不足等制約，許多文物不得不「長眠」庫房。

獲展藏品相對「風光」，不僅能得到高關注，還能得到精心「照顧」。

首都博物館陳列部主任吳明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能展出來的都是「精品」。然而，很多觀眾卻反映「看不懂」或「冷冰冰」或「太艱澀」。

對此，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宋向光解釋說，博物館人才的學科結構長期主要集中在考古學、歷史學上，對文物信息的解讀難免過於單一和專業，一定程度上使普通觀眾「望而卻步」。

講解員是連接展覽信息和觀眾認知程度的橋樑。觀眾對知識的渴求，也對講解員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為博物館的「迷粉」，孫晶岩去過國內外不少博物館。

她告訴記者，國內很多博物館的講解員解說更像「背書」，缺乏與觀眾的互動交流。即便是付費講解，也難免不出現這樣的問題。在一些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博物館，甚至看不到講解員。

在宋向光看來，講解員「在博物館發展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可隨著博物館日漸開放，公眾對知識要求增多，已不能適應社會需要。」

策劃與展覽或與博物館相關的教育活動，是發揮博物館教育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為博物館聚攏人氣的有效途徑。

近些年，一些大館、省館率先向社會提供公益講座、夏令營、動手做等活動，有效拓寬了公眾對博物館功能的認知，增進了社會對博物館教育特點的了解。

但隨之而來的，是博物館教育活動正面臨「同質化」、「碎片化」、「淺薄化」、「泛娛樂化」等問題，離深入傳播文物所承載的文化和文明的目標還有相當距離。

「國有省級博物館和歷史類博物館館藏種類本身雷同度就較高，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博物館的差異化發展。」南京博物院社會服務部主任鄭晶認為，「博物館間實現差異化發展的關鍵，在於不同的博物館能否結合所在地域的文明特點和資源優勢開發獨具特色和品牌的教育項目。」

另外，博物館社會教育部門人才構成以講解員為主體，研究能力相對匱乏，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博物館教育活動的創新。

有受訪專家表示，目前博物館應有的教育、研究、收藏、保護、展示等功能尚未得到均衡發揮，公共文化服務水平還難盡如人意，亟待通過體制機制創新，讓館藏文物「活起來」。

▲ 國家博物館文創產品（2016年1月18日攝） 金良快 攝

令人欣慰的是，在內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博物館發生的新變化讓未來變得更值得期待。

首先是博物館及其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數量快速增長，更多「長眠」庫房的文物「重見天日」，為公眾所了解。

據文化部公布的數據分析，2005～2015十年間，博物館保持著年均200餘家的增量，博物館總數翻了一番；展覽總量也由2014年的2萬個左右增至2016年的3萬多個。

數字化影像採集，讓受展陳條件所限不能展出的文物以數字化的方式與公眾見面。國家文物局組織開展的「互聯網+中華文明」以及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信息平台都是通過互聯網信息手段，採集文物信息，為後續更大範圍的服務公眾奠定了基礎。

利用館藏文物開發的文創產品，使藏品文化藉助「商品」力量被「帶回家」，在創造社會效益的同時，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比如，故宮博物院2016年推出了8700件文創產品，營業額達10億元。

其次是策展思路的變化，讓博物館的展覽變得更加「親民」，更有「黏性」。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過去的展覽只孤立地展示「物」，或者更多是「精品展」，「現在要求展覽展示體現出藏品和藏品、藏品和人、和環境、和社會的關係。」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南京博物院看到的「帝國盛世」展，呈現的正是同時期沙皇俄國和大清朝的成組的藝術品對比。設計上的紅、藍色調對比和空間的連續穿插，都在強化這種對比，中西皇室文化的差異一覽便知，並不晦澀。

▲正在布展的南京博物院「帝國盛世——沙俄與大清的黃金時代」特展（6月8日攝）孫參 攝

對藏品信息的跨學科、多角度挖掘，還在拓寬業內對博物館「收藏什麼」、「展示什麼」和「怎麼傳播」的理解。

西藏氂牛博物館的藏品包括所有和氂牛有關的化石標本、藝術品、居民帳篷、轉經筒，甚至還有高高壘起的幾百斤氂牛糞，40%的藏品來自牧民捐贈。

▲西藏氂牛博物館

「我們在用展品講述氂牛與高原人類幾千年來相伴相隨的故事。」創辦人吳雨初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這樣的故事，牧民能看懂，學者也覺得有看頭。很多牧民看完展覽后說，看到了他們的歷史和文化，像回到家一樣。」

中華世紀壇藝術館藝術總監韓永表示，西藏氂牛博物館的探索說明，博物館收藏、展示的「物」只有和人建立關聯，「物」才會生動起來。而要與「人」建立關聯，既要跳出「精品」思維，依據博物館定位和展覽主題選擇「物」，又要跳出考古學範疇，用人類學等多學科來挖掘「物」背後的信息。

第三是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得到更多重視。最直接的體現是2015年頒布實施的《博物館條例》，較2008年頒布的徵求意見稿中博物館的三大目的做了序次調整，由過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賞」變成「教育、研究和欣賞」。由此可見，未來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必會得到更大發揮。

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在《東南文化》上發表《從社會教育到社會服務——南京博物院提升公共服務的實踐與啟示》專題文章，指出了2009年南京博物院率先將「社會教育部」更名為「社會服務部」的深意。

他認為，「公眾文化需求引領博物館事業的健康發展，關鍵是服務，核心是教育，為了更好地服務公眾，博物館首先要成為教育者、服務者和傳播者。」

為此，南京博物院所有業務評價均要與社會公眾建立交集。比如曾經閉門做研究的人也被要求參與策展，接受公眾「檢閱」，「倒逼」博物館工作向提升公共服務轉變。其帶來的變化是，觀眾接待量連續三年保持平均每年30萬人次的增量，而且去年16～30歲的觀眾佔到70%。「更多年輕人進博物館是好事，可以帶動社會公民文化素質的提高。」龔良說。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南京博物院調研時，恰逢湖北省博物館黨委書記萬全文一行來此「取經」。據了解，類似的行業內分享互鑒並不鮮見，它讓人感受到在既有體制下，博物館主動探索「活起來」的良好氛圍，也帶動了博物館人氣的高漲。

統計表明，博物館參觀量已從2014年之前的5億～6億人次，增加到2016年的9億人次，首次超過美國的博物館參觀量。

▲ 遊客在故宮博物院參觀 林慧攝

事實上，上述新變化還主要集中在大館、省館和特色館的一些方面，博物館全面系統活起來的「氣候」尚未形成。

其根本原因：

一是一些博物館還停留在過去的思路窠臼中，重保護輕利用，重「物」輕「人」。

在博物館工作了30年的韓永，曾任首都博物館館長，親眼見證了博物館的「改革開放」。他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介紹說，國家文物局負責管理的文物對象包括地上文物、地下文物、社會文物和館藏文物。

其中，前兩類以保護「物」為核心，第三類以交易「物」為核心，館藏文物以傳播藏品的文化價值為核心，但卻常常被帶入以「物」為核心的管理思路中，或受考古工作文保思路「擠壓」，或受文物商店藝術品市場的文物價格「擠壓」。

龔良坦言：「如果一個博物館丟了或損毀一件文物，館長可能面臨『瀆職』處罰。九功不抵一過。」

「館長為了規避風險，有時在舉辦展覽時會選擇寧願上複製品和參考品，也不會上等級文物。」韓永說。

至於「物」的利用還局限在「物」本身。比如展覽重「精品」，宣傳重「鎮館之寶」，解說局限在文物的基本物理信息。

「切入點不對，就註定難以『活起來』。」「國博」社教部主任黃琛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讓文物活起來』更重要的，是讓人了解是在什麼文化生態下產生了今天看到的『遺產』，而非僅著眼單一的『物』本身。」

受訪專家認為，要從根本上促使博物館「活起來」，必須從觀念上摒棄「見物不見人」的利用思路，把「以物為主」轉向「以人為主」。

二是體制機制。龔良告訴本刊記者，國有博物館屬於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和工資總額包干制度。好處是保障了博物館的公益性，但弊端是獎懶罰勤，「干多干少都一樣」。「多幹事多出錯，少幹事少出錯，不做事不出錯」是客觀存在的心態。

另外，同樣實行工資總額包干管理，行政單位有行政許可和行政執法的硬性要求，而博物館沒有。這意味著現行體制並未硬性要求博物館開展有指標性的公共文化服務。

對比當前社會對博物館的強烈需求和相關部門印發的促進鼓勵博物館「活起來」的意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現有的博物館管理體制已經構成博物館「活起來」的一大障礙。

有關業內人士表示，儘管中央號召「讓館藏文物活起來」，媒體也在宣傳，但業內真正動起來的不多。一些做得好的博物館，其動力更多地來自對博物館事業發展的「情懷」和「熱愛」，非可持續發展之計。

龔良建議，深化管理體制機制改革，鼓勵博物館在完成國家規定任務基礎上，滿足社會公眾日益高漲的服務需求；調動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增加對創造性和超額勞動的獎勵；同時，要嚴格規範、約束、監督博物館，將服務社會的創收用於博物館公共服務的提升和公益事業的發展上。

附：博物館的發展歷程

最早出現在的一批博物館是由西方傳教士開設的，如1868年創辦的震旦博物館、1874年創辦的上海博物院、1914年創辦的北疆博物院，辦館理念皆照搬西方。

「博物館最初是作為收藏保存各類藝術品的場所，供人們祭祀和觀賞。」國際博物館協會副主席、博物館協會理事長兼秘書長安來順說。

文藝復興時期，博物館的功能轉向收藏與研究並重。17世紀中葉，隨著歐洲產業革命興起，社會對新知識的渴望空前增加，大學和科研機構為順應時代需要，紛紛向社會開放，博物館大門也隨之打開。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近50年間，博物館史上發生了被業內稱為「博物館的現代化運動」，此後博物館變成面向社會大眾服務的教育機構。期間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強化了博物館的公共教育功能。

「戰火導致學校教育不能正常進行，人們便把孩子帶進博物館學習，作為學校教育的補充」。安來順說，「戰爭中，人們迫切希望尋找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家園，博物館提供了這樣的場所。」

1974年6月14日國際博物館協會第11次全體會議通過的《國際博協章程》第二章第3條規定：「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營利的、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公開的永久性機構。它為了學習、教育和欣賞之目的，收集、保存、研究、傳播和展示有關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質見證。」

「迄今為止，國際博物館協會雖對博物館定義反覆修改多次，但這個定義是里程碑式的，它第一次提出博物館的開放性和強烈的社會使命。」安來順評論說。

新成立后，開始探索社會主義的博物館發展道路和建設模式。一系列地誌博物館因此興起，歷史、社會主義建設成就、自然三部分成為博物館陳列的「標配」。特點是以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研究材料，組織具有思想性的陳列。

改革開放以來，博物館開始與國際博物館發展理念接軌，文化藝術屬性慢慢回歸，意識形態印跡淡化。博物館呈現專業化、地域化，展覽呈現精品化、考古化和「聲光電」特點，力圖讓「文物自己說話」。

隨著「文化自信」和「文明交流互鑒」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博物館又被賦予新的使命。

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博物館參觀北京歷史文化展覽時指出，「要在展覽的同時高度重視修史修志，讓文物說話，把歷史智慧告訴人們，激發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堅定全體人民振興中華、實現夢的信心和決心。」

同年3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時強調，「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讓中華文明同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對新時期如何發揮博物館功能作用提出了要求和期待，有望改變博物館未來的發展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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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瞭望》2017年第37期，原題《讓博物館活起來》。瞭望新媒體有編輯，原文請見文末【閱讀原文】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文博圈立場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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