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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裡的絲路印記

北京城裡的絲路印記

從積水潭,走水路,一路向東,進通惠河,入京杭大運河,達江浙水系,入海可通四海。元大都里,8000多艘運河漕船,每天川流不息地把經京杭運河而來的各國商品和南方糧貨運抵積水潭碼頭,造就了從這裡到德勝門一帶的極繁鬧市。

北京,自古以來,海通天下。

圖為積水潭碼頭復原圖

從安定門,經外館斜街,過張家口,經恰克圖,向南可達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向北可達烏丁斯克(今俄羅斯烏蘭烏德)。清朝的北京城外館地區,外國商人用騾馬、駱駝載運的皮毛、藥材等商品換取內地的絲綢、布匹和金銀首飾,造就出黃寺一帶商賈雲集的貿易盛景。

北京,自古以來,四方通衢。

海陸通匯的商品貿易,在北方大地成就了一個極度豐盈的物質之都。各種文明、智慧、語言、信仰和技術的交匯,則讓這座都市有了彌足珍貴的包容特質。絲路之於北京的意義,早已超越了貿易,其所秉承的合作共贏精神,延續至今。

在今天的北京首都博物館,一件不起眼的乳釘紋玻璃碗,講述著北京與絲路的早期記憶。

這件玻璃碗原是西晉幽州刺史王浚妻子的陪葬。現代技術發現,玻璃碗的成分與本土玻璃大不相同,但卻與同時期伊朗薩珊王朝玻璃器成分一致,紋飾造型也極其相似。這一文物表明,北京與絲綢之路的淵源至少可以上溯到1700年前。

絲綢之路是雙向的貿易通道,西域香料珠寶隨駝隊進入中原、來到北京,的絲綢和瓷器則沿此路進入西方。首都博物館館長助理武俊玲介紹,僅在首都博物館中,就有約100件藏品與絲綢之路有關。

從春秋戰國時的封國,到秦漢時期中原王朝的邊防重鎮,再到元明清三代王朝的首都,北京的發展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關。可以說,北京是古代「製造」走出去的重要中轉站。無論是來自伊朗的玻璃器,還是走出去的青花瓷,無不見證過當時絲綢之路上物資來往之盛,訴說著北京與絲綢之路的悠長情緣。

700多年前,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跟隨父親、叔叔從威尼斯出發,沿陸上絲綢之路顛簸數年後來到元大都。元史研究會會長李治安說,在華17年裡,馬可·波羅去過山東、江蘇、浙江等很多地方,但有一半時間待在元大都。

馬可·波羅對這座都城情有獨鍾。在《馬可·波羅遊記》中有大量篇幅描述元大都的宮殿、商貿活動乃至社會新聞。他一一數過元大都的城門,眺望過城中的「壯麗宮殿」,聽過城裡鐘樓傳來的夜禁鐘聲,也逛過城內商賈雲集的市場。

盧溝橋,位於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上。整橋共有11孔,全長212.2米,橋面兩側石欄柱頭上刻有485隻形態各異的石獅。西方稱之為「馬可·波羅橋」。 新華社記者王頌攝

《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了大汗宮殿內一座人工築成的「綠山」和因此形成的寬廣水坑。據考證,這應為現在北海公園一帶。書中還記載了城外一條大河上的美麗石橋,「橋長三百步、寬逾八步,十騎可并行於上……橋兩旁皆有大理石欄,又有柱,獅腰承之。柱頂別有一獅。此種石獅巨麗,雕刻甚精。」馬可·波羅對這座石橋評價極高,認為「各處橋樑之美鮮有及之」,而這座橋就是盧溝橋。

「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這是馬可·波羅對北京城貿易盛景的評價。

隨著元朝定都北京、改道大運河,北京取代汴梁(開封)成為連接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的關鍵節點,商貿往來漸入極盛時期。馬可·波羅記述,「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用此絲製作不少金錦綢絹,及其他數種物品。」

絲綢之外的貿易,在元大都也是異常繁榮。馬可·波羅將那時北京的貿易描述為「百物輸入之眾,有如川流不息」。各國商人熱情地向宮廷兜售漂洋過海而來的奇珍異寶,其中一些玳瑁、珍珠隨後鑲嵌在蒙古貴族的衣帽、腰帶之上。

此外,元朝首都的地位使北京對絲綢之路的發展有著政策層面的深遠影響。史料記載,由於掌管市舶貿易的官員以權謀私,徵收高關稅,忽必烈還親自下令整頓,出台了多條法規。

海陸絲綢之路的聯通不僅給北京帶來了物質繁榮,更讓北京在人文交流、智力交匯和文明交融等「軟實力」方面的積累不斷深厚。

北京城曾聚集大批外國技術和人才。元代很多來自中亞和西亞地區的人進入大都,不少古代科技與東方智慧融會貫通。元代郭守敬主持編纂的《授時歷》,吸收和借鑒了不少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先進曆法演算法。

明永樂時期,海外來華使節和商團絡繹不絕。明朝遷都北京后的1423年,有過16國使團來京齊聚的大盛會。明清時期,中西技術和人文層面交流加深,一些西方傳教士甚至入朝為官。

在車公庄附近的北京行政學院內,利瑪竇和其他一些外國傳教士長眠於此。明萬曆十年(1582年),義大利人利瑪竇來華,死後獲萬曆帝特批葬於北京。清初,順治帝賜予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的墓地就在利瑪竇墓地的西側。

元明清時期,作為的都城,北京始終是外國科技人才進入的最終目的地。因此,這裡也是各種科學技術與人文思想碰撞、融合的前沿。

圖為《四庫全書》收錄的《幾何原本》

利瑪竇沿海上絲綢之路而來。他擅長漢語,可用中文著書立說,獲稱「西儒利子」。他樂於交友,在江西曾寫過《交友論》一書。他與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啟私交甚篤,徐光啟為官后,兩人時常在大都的住所內商討翻譯問題。兩人合譯《幾何原本》一書,「徐利之交」成為後世津津樂道的一段佳話。

除了將西方的數學、地理測繪等技術帶到,利瑪竇還把的四書五經傳播到西方。

利瑪竇之後,德國人湯若望經歷了明末清初的政權交替。他上通天文、下曉地理,還懂得製造火炮,在清朝擔任欽天監掌印官,后成為官位最高的外國人,官居正一品。「湯若望與順治皇帝是忘年交,順治帝管他叫洋瑪法,就是洋爺爺。順治還在宣武門教堂為湯若望過生日,」北京行政學院教授梁俊介紹說。

在北京站附近的古觀象台,保存著8件清朝康熙乾隆年間增設的大型天文儀器,它們均採用歐洲天文學度量制和儀器結構,其中6件由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擔任欽天監監正時監製。南懷仁還精通製造火炮,曾把守城大炮改造為可以行軍的小炮。史料記載,在一次火炮發射測試中,南懷仁設計的火炮十發十中。

時光荏苒。絲路基因在北京延續千年,在歷史發展中一脈相承。如今,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正指引著北京迸發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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