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汪曾祺贈畫

1988年,我正在《光明日報·東風副刊》做文學小編。當時要強的我在心裡暗暗使勁兒,一定要把文化界所有名家的稿子都拿到手。汪曾祺先生是我心中的大神,當然是追逐的大目標。

雛雞圖 汪曾祺/繪

不久,天遂人願,在一次會議上見到汪先生。看著這麼和藹可親的一位小老頭,當時既年輕又靦腆的我,竟一點兒也沒害怕,上去就跟他提出約稿請求。他笑眯眯地聽我說完,點點頭,然後不緊不慢地說,我剛好有一篇小稿,發在你們那兒也合適,可就是有點得罪人,不知你們敢不敢發?我一聽連眉毛都笑了,趕緊說:「您給我們吧,我們一定給您發好……」

那時還沒有電腦,當然只有作家的手寫稿,用信寄。過了幾天,我果然收到汪先生的信稿,題目是《字的災難》。不長,千五百字,卻像拉響了一個炸雷:他在讚美了北京城的幾處著名商家牌匾,比如「青藜閣」「同陞和」「懋隆」「功德林」「洞庭春酒家」之後,隨即批評了當時北京的大街上,各種商店隨便亂掛匾額,胡亂在櫥窗玻璃上張貼廣告,鬧得「北京到處是字,喧囂哄鬧,一塌胡塗」(引自《字的災難》,下同),把一座「文化城」鬧得沒了文化。特別少見的是,一向和藹寬厚的汪先生,還很客氣但決絕地點出兩位正當紅著名書法家的名字——劉炳森和李鐸,請他們「應該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除了照顧老闆、經理的商業心理(他們的字寫成某種樣子可能受了買主的慫恿),也照顧一下市民的審美心理。你們有沒有意識到,你們的字對北京的市容是有影響的?」

哇,這麼有識見而又浸潤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好文章,只有汪先生一代老文化人才能寫出來!我興奮得直抖手,一溜煙跑去排字間發排,又閃電一般跑回辦公室給汪先生寫回信。當時,家庭電話還是遠在天邊的雲彩,BP機也是幾年之後才出世的寶貝疙瘩,經典的通訊方式就是寫信。我向汪先生報告有四:一是信稿收到了,非常感謝他把這麼重要的文章給了我們;二是全文照登,他有勇氣寫,又是為國家(北京)的文化大事呼籲,我們當全力支持;三是我認為這不是得罪人,而更是愛護人,兩位書法家一定會感激他的提醒;四是小樣排出后,還要不要給他寄去過目?

也就四五天時間吧,汪先生的回信就來了。讓我難以想象的是,這回,他竟然寄來了這幅《雛雞圖》,在旁邊附了短札。看得出來,當時他可能剛拿起畫筆不久,筆墨還不十分嫻熟,構圖上也還不十分從容,但我對這種在畫中加入一些西彩的自由揮灑,還是非常心儀的。沐浴焚香,我把此作小心翼翼地珍存了起來。後來等我有了住房后,立即將它裝入鏡框,掛於書桌旁。十年之後我又一次搬新家,仍把它懸挂在書房中,直至今日。讓我痛悔的是,汪先生的這篇文字手稿,當時我卻沒多個心眼私存下來,「花自飄零水自流」,今已不知它流落到何處去了……

汪先生回信的落款是5月19日,我收到大約是5月22日,立即將《字的災難》編入版面,於6月5日4版右上刊出。記得後來汪先生還關切地問過我,劉炳森和李鐸二位先生有何反饋嗎?——我據實答:「我這方面,沒有。」

今天睹畫思人,重讀汪先生大文,就像癒合的傷口又被重新撕裂,而且感慨越深痛!比之1988年,北京城多了些什麼又少了些什麼?我們生活中多了些什麼又少了些什麼?唉,不言自明……

噫,有文化者,不論人抑或城(文化的北京城),遠去矣,遠去矣,令吾儕一代羞愧難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