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與生者

2017年6月24日，九江市修水縣發生洪水，三名村幹部在前往村中通知村民轉移的途中被大水沖走，失去聯繫。作為民間救援力量，九江藍天救援隊是最早一批到達事發地的隊伍之一，他們經歷了整個救援過程中的重要事件。死者篇，將講述他們親歷的救援細節。

作為一支公益救援隊，他們的生存與發展情況如何，隊員們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和這個社會對他們的態度，卻少被人提及。生者篇，將關注他們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情況。

文 | 馬聰驁

南昌大學

Part1 死者：第一具屍體

修水，2017年6月27日上午11時許，大雨過後的太陽異常毒辣。

南圳大橋下原本是寬闊的修河，今天上午雨停之後，河水被人為降至2米左右。河水褪去，大面積的河灘裸露出來。一群穿著不同制服的人在新裸露的河灘地上挖出什麼來，裝到袋子里。不遠處，一名男子被另一群穿著制服的隔開，哭喊著「讓我進去！扶搖啊！」

贛G06N88

修水是九江市的一座縣城，修河是鄱陽湖的一條支流，也是九江最大的河流。每年的六月底七月初，是九江的汛期。6月23日凌晨，零星的雨滴瞬間變成瓢潑大雨，一下就是一整天，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樣子。

24日凌晨一點五十左右，一個電話打到了匡美建的手機，匡美建一看，是縣防汛辦打來的，通知他修河的上游已經形成了洪峰 。這邊電話剛掛，雙井村的支書也打來電話，說水源塘水庫怕是要潰壩。

約莫兩點，程扶搖接到了匡美建的電話，他們要前往雙井村通知群眾轉移，鄧旭、冷春生、郭禮華、唐文也接到了匡美建的通知，立刻趕到了匯合點。程扶搖把皮卡開了出來，幾人把蛇皮袋等一些防汛物資搬上了車，又在車頂上架上了一個紅色的喇叭以便到達后快速通知村民轉移。

皮卡的車牌號是「贛G06N88」。

你們直接去杭口！

6月24日，九江市區也下著大雨。家住九江的余振斌剛從河南出差回來。在九江城西電力設備公司打工的他，同時也是九江藍天救援隊的隊長。這隻救援隊成立於2012年，是藍天救援隊的分支，屬於民間公益組織。

凌晨五點多，手機上的QQ群里彈出消息，說修水西苠墾村有一名孕婦因大水被困樓頂，需要救援。余振斌把消息交給了後台七點半左右，後台聯繫上了求助者並確認了安全。

晚上七點半，余振斌決定給修水志願者聯合會的郭斌打個電話，「我這邊得到的消息是西苠墾和杭口受災比較嚴重，你派幾個志願者下去了解一下情況吧。」

修水洪水 圖片來源：九藍隊員

九點，一名鄒姓副會長聯繫到了余振斌，「情況非常嚴重，修水下面的鄉鎮全部被淹了，請求你們緊急支援！」余振斌馬上通知到救援隊的通知群，十一點，12名隊員完成報備。

25日中午，12名隊員分四車，前往修水武戰部，準備接受公安局統一協調調度。

路上，有一個電話打給了余振斌。電話接通時，電話那頭的女人帶著哭腔，詢問著救援隊的人員、設備情況，得知九江藍天攜帶著一艘2.7米、一艘3.3米長的皮艇、兩隻外掛式馬達和一個聲納等救援裝備后，女人說：「我已經和武戰部協調好了，你們直接到杭口村來。」

根據以往的經驗來看，洪水救援時，救援隊的主要任務是負責群眾轉移，此時隊員們也不知道杭口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下午一點半左右，救援隊抵達了杭口鎮的老杭口大橋。

老杭口大橋附近，原本是玉米地的一大片農田，早已被洪水浸沒，一個紅色的喇叭和墨綠色的皮卡車頂鐵皮兀自站在洪水的中央。

九藍隊員檢查皮卡 圖片來源：九藍余振斌（《江南都市報》以此圖為報道封面，但刪去了圖片左側）

失蹤

唐文在這場洪水中死裡逃生。

24日凌晨兩點多，他正在那輛車牌號為「贛G06N88」的皮卡上，和匡美建一道準備通知村民轉移。開到楊坊村路段，他們遇到了駕駛著鏟車轉移群眾的朱亞民，朱亞民提醒他們，前面的路已經被淹了，但匡美建執意要去通知群眾轉移。

車子開到杭口老橋時，洪水便漲了起來，很快車子也浮了起來。六人從車窗爬到了車鬥上，但洪水越漲越猛，一條水舌席捲了車斗，唐文、冷春生、郭禮華直接被沖走。所幸，一卷蛇皮袋漂到了唐文的身邊，唐文連忙爬上去，隨著水流，漂向了玉米地。

借著微弱的光線，唐文依稀看到匡美建、程扶搖和鄧旭還在皮卡邊上，冷春生和郭禮華被衝到了另外一邊。手機因為洪水的浸泡，早已不能使用，唐文沿著玉米地一路狂奔，在附近的養豬場里，找到了幾個泡沫箱，便返了回去。沒走幾步，洪水已經漲了起來，唐文過不去，也看不到匡美建三人的身影。

這時，冷春生、郭禮華找來了村民章金龍和他的漁船，但由於水勢太急，章金龍的漁船也無法靠近皮卡。半個多小時后，章金龍的船才到達唐文等人所說的地點。可是皮卡以及杭口鎮鎮黨委書記匡美建、副鎮長鄧旭和楊坊村村主任助理程扶搖，全都不見了蹤影。

金陽山大橋

27日的凌晨，雨仍舊淅淅瀝瀝下個不停。余振斌站在金陽山大橋上，用頭戴式探照燈巡視三百多米寬的修河河面，生怕放過了漂浮物。

從25日起，各路救援隊便攜帶著救援設備趕赴修水。25日晚間，余振斌抵達現場，擔任現場救援指揮，和其他救援隊負責人商議后，余振斌提出了他們的救援方案。

修河河面自事發地上游起，有8座大橋，分別是楊坊周大橋、津台大橋、南圳大橋、秋湖裡大橋、修水新橋、修水老橋、金陽山大橋和藕坑大橋。新余藍天負責搜索楊坊周大橋——津台大橋段，九江藍天負責搜索南圳大橋——秋湖裡大橋段，南昌藍天負責搜索修水新橋——老橋段，都昌藍天負責搜索金陽山大橋——藕坑大橋段。

搜救計劃 圖片來源：九藍隊長余振斌

由於水流湍急，各救援隊將皮艇駐紮在大橋下，以攔截河面漂浮物為主。新余藍天擁有兩輛高速水上摩托，承擔起馳援的任務。

整個搜救計劃的關鍵一環是金陽山大橋，它位於事發地下游，上承南圳大橋、秋湖裡大橋、修水新橋，其下遊河流出現分支。金陽山大橋便成了最後一道關卡，一旦放過了疑似漂浮物，前方三支救援隊的努力就將付之東流，余振斌決定親自駐守這座橋樑。

搜尋了一夜，除了兀自奔涌的河水，余振斌沒有發現類似屍體的漂浮物。早上五點多，天邊發白，換班的工作人員來替班，余振斌合起衣服，靠在橋墩上便睡了過去。滿是雨水的靴子就沒幹過，隊伍里的女隊員，兩三天沒有洗漱，隊員們晚上也只能睡在車裡，有的甚至鋪上放熱墊便睡。

巡查河面一夜后的余振斌在橋上睡覺 圖片來源：九藍隊員

第一具遺體

27日上午十一點左右，南圳大橋附近的河灘上，砂礫的顏色明顯分出了上下層，標記著洪水曾經的高度。一個村民帶著草帽，手裡拿著鐵耙子，在河灘上尋找著什麼。

大雨之後的太陽，顯得更加毒辣，水分從地面蒸發向上，給人一種汗蒸的感覺。農民找累了，來到一棵樹旁坐下，把耙子扔到一邊，掏出煙抽了起來。抽著抽著，他發現前面的河灘上有一坨與周圍不太相似的肉色。

他拿著耙子走了過去，用耙子扒拉了一下周圍的砂礫，一具人形的腰臀顯露了出來。他猛吸了一口煙，立馬掏出手機打了個電話。

根據計劃安排，27日上午，修河的水位被降低至兩米。救援隊繼續負責水上搜索，周邊的村民被發動起來，沿河灘搜尋三位失聯村官，藍天救援隊在修水各個地方張貼了相關地區的舉報電話。接到群眾發現疑似失聯村官遺體的電話后，離南圳大橋最近的新余隊和九江隊立刻向目標點駛去，其他救援隊負責相關區域搜索的隊員，也向目標點集中。

現場被立刻戒嚴。救援隊員們把砂礫扒開，一具成年男性的屍體終於重見天日。這時，程扶搖的家屬聞訊趕來，辨認過遺體后，救援隊員立刻拉起人牆，將他們隔離在作業區。另一邊救援隊員把這具遺體裝進裹屍袋裡，拉上拉鏈，直接送檢。

第二具遺體？

經過DNA比對后，27日在南圳大橋發現的屍體被確認為失聯村官程扶搖。對於救援隊員而言，這是一件提升士氣的事情，在大多數隊員看來，剩下兩位失蹤村幹部是可以找到的。

但是搜索策略必須調整。「人在水的浸泡下，內部器臟會發生膨化，我們叫『巨人化』，屍體在水裡浸泡三到五天必然會浮起來，」余振斌解釋道，「但是如果沒有水了，屍體也不可能浮起來。」此外，27日的河床水位過低，且河流中多砂石，各個救援隊的皮艇和馬達都不同程度地受損，不能繼續在低水位條件下作業。

民間救援隊人員和當地民眾，又按照最初的救援方案搜索了一個白天，卻沒有什麼收穫。

晚上八點多，余振斌正在同其他救援隊負責人開會，突然有舉報電話打進了救援隊，稱在馬家洲公園附近的枯枝堆下聞到了異常的臭味。

馬家洲處於修河中央，近幾年被開發成市民公園，由於地勢低平，在「6•24」洪水中也被部分淹沒。在居民舉報的地點，堆積大量因洪水褪去而沉積下來的樹木，正如舉報者所說的那樣，現場有一股刺鼻的臭味。

余振斌趕到現場前，九江消防已經攜帶著油鋸等破拆工具進行切割作業，救援隊員們便幫助清理堆積物。滋滋的電鋸聲切割著黑夜，隨著清理工作的完成，可疑物漸漸顯露出來。然而，並非大家所想的那樣是匡美建或鄧旭的遺體，而是一隻死羊。

在隨後的幾天里搜救人員不斷調整搜索方案，仍舊一無所獲，之後各救援隊又轉戰武寧縣。7月10日，修水縣政府叫停了搜索工作，要求所有民間救援隊撤離修水，準備由專業搜救隊負責下一輪的搜救。據余振斌估算，這些天來共有四百多名民間救援隊成員參與到搜救行動，如果把村民、政府工作人員囊括進來，運作人數大約有六千人。

Prat2 生者：生生不息

起源

2008年，汶川地震。

聽說九江移動要派出隊伍到災區進行通信設備搶修，余振斌決定要跟著一起去。隊伍負責人直接告訴他：「黨員才能去。」

余振斌立馬跑到原先供職的九江市勞動就業局，找到書記，說：「書記我要去支援災區，你幫我開個黨員證明。」說到這兒，余振斌自己都笑出了聲，直到那時，他才知道從提交入黨申請書到預備黨員再到轉正，最快要兩年。但余振斌鐵了心，書記只好讓他交入黨申請書。

就這樣余振斌去了汶川。

2012年，九江藍天救援隊（以下簡稱九藍）成立時，陳曉華就加入了救援隊。他也是救援隊里年齡最大的一位，支援雅安災區時已經56歲。在災區，他主要負責後勤物資的調配，他說，經歷過大災之後，人的心境會有所轉變。

九藍中大多數隊員都因戶外運動互相結識。余振斌說，現在再聽別人說自己登上了江西第幾高峰時，已經沒什麼感覺了，「你能爬上幾高的山峰那算不上本事，你能把別人從幾高的山上救下來，那是真本事。」

九藍的隊員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有網站編輯、醫生、護士、4S店修理工、下崗工人、駕校教練、退休教師等等。余振斌說，他們就是群「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六月底的修水搜救，在現代汽車4S店做售後記錄總監的柯敏休掉了自己的年假，事實上所有的隊員都要自己協調工作和出隊時間，救援隊里沒有一個全職人員。

九藍救援實錄（部分） 圖片來源：自攝 2017年7月21日

這支民間公益組織，成立於2012年，2016年完成註冊。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水上救援、山野救援和城市搜救。支援過雅安、天水、魯甸等地，僅2016年一年，就在九江市縣進行搜救共38起。

九江藍天救援基地內部 圖片來源：自攝 2017年7月21日

資金

隊員鞠學武是駕校的教練，六月底先後兩次前往修水，參與失聯村官搜救。7月13日，下午下班后，他找了個時間去了趟救援隊基地，檢查三艘皮艇的受損情況。臨走時，他在基地里拿了個木質的開水瓶瓶塞，準備回去自己做一個損壞零件的替代品。設備壞了，九藍的隊員得自己想辦法修。

修水搜救時，降低水位的策略讓九藍損失慘重：兩個外掛式馬達受損，其中一個金屬護圈被打斷；兩艘2.7米長和一艘3.3米長的皮艇不同程度受損。7月21日，我又去基地和余振斌聊了會兒，3.3米的皮艇依舊沒有補好。負責後台的劉慧和另一位隊友在基地里處理出隊信息，她的女兒和鞠學武蹲在基地門口沖洗著救生衣。

鞠學武和劉慧的女兒在洗刷救援服 圖片來源：自攝 2017年7月21日

由於公益性質，九藍執行搜救任務是不收取求助者任何費用的，出隊費、設備購置費，都是隊員們自掏腰包。據余振斌初步估算，修水救援，隊員們至少墊付了兩千元的出隊費。

」隊員像大浪淘沙一樣換了一批又一批，「余振斌把一個頭戴式探照燈放回架子上，」設備就這麼一點點攢起來的。基地里除了幾個拼在一起的辦公桌和幾個簡易的辦公椅以外，堆滿了設備和速食麵礦泉水等物資，余振斌估算，這一間房間的設備，大概價值十八萬。

來到城西電力設備公司打工之前，余振斌在九江勞動就業局上班，是原甘棠賓館的經理。九江九八洪水，甘棠賓館一蹶不振，不久便因外債破產。現在，余振斌每個月只能領到三百五十塊的生活費，而他現在打工的工資一個月也才兩千多元。

「不像別的救援隊里有土豪，我們雖然是江西地區資歷最老的救援隊，也是設備最老的隊伍。」修水救援，別的隊伍有專用越野車，有無人機、水上摩托，南昌隊甚至專門有一個碼頭基地，九藍的隊員只能用民用車頂著皮艇，開赴救援地。

從管理層，到後台人員，甚至普通隊員，當問到他們隊伍最大的困難是什麼的時候，答案無一例外都是資金。

藍天救援隊是從北京始創的民間救援機構，其他地方救援隊與其並非所屬關係，所以長期以來，各個地方的救援隊都是各自發展，最多互相借鑒經驗，不存在資金上的幫扶。

五年來，也有企業聯繫過九藍，但由於他們的都是以廣告為目的，都被余振斌一一拒絕。最讓余振斌感到緊張的，是一次和某企業近乎敲定合作時，對方才亮出了自己是獅子會成員的身份，對於這樣來源敏感的資金，余振斌不敢接。余振斌說：「我們可以去幫企業刷廣告柱的漆，可以幫他們鋤草來換取報酬，但我們不會收了兩千塊錢就去給企業做安保，我們有底線。」

政策

從法律的角度上來看，政府並沒有義務對民間公益組織進行幫扶，紅十字一類的機構，也沒有向九藍提供過援助。

經過爭取，九藍最終和九江市民防局進行合作，得到了現在的基地。基地實際上是民防局的調解辦公室，只有六十多平米。看見我帶著相機，劉慧說：「你拍拍天花板，發出去說不定就有人幫我們解決一下了。」

余振斌嘗試過和民政局的領導接觸。以資金的方式進行援助是不可能的，余振斌希望通過直接提供救援設備的方式，獲得民政局的幫助。每年，九藍都會把自己需要的設備列出清單，提交到民政局，相關負責人一般也都是口頭上表示儘力，可至今，他們除了這間容身之所外，請求的救援設備都不見痕迹。

今年，民政局發生了人事調動，九藍又要和新局長重新進行接觸。

市政府也開展了一些公益項目扶持計劃。雖說對於動輒需要上萬元購置救援設備的九藍而言，這些資金只是杯水車薪，可該爭取的，總要爭取一下。今年，他們申請了一個防溺水公益講座進校園的項目，獲得了幾千元的項目基金。

最讓余振斌頭大的，是相關材料的製作。由於缺乏文案類的人才，從前期策劃書，到後期簡報，九藍的材料都只有薄薄的一兩頁紙。余振斌說，民政局開會的時候，別的公益組織講的天花亂墜，自己以最簡短的話語講述完今年的成果之後，就像個傻子一樣坐在座位上。「有的組織進養老院包個餃子，他都能講出一大堆重要社會意義，但這些東西我真不知道講什麼。」去年市政府舉辦的一項優秀民間組織評比，九藍只得了81分。

少說多做

2017年5月29日，端午節的前一天，余振斌和隊友在都昌縣進行打撈作業。所幸在當晚，他們找到了溺水者，這下大家可以回去過端午節了。

晚上，他們就睡在縣政府辦公室的辦公桌上。凌晨時分，余振斌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是余振斌的妻子打來的。電話剛接通，電話那端便傳來嚎啕大哭的聲音，「……將是沒改啊……要撞死了啊……」哭聲把所有隊員都驚醒了。

從妻子斷斷續續的敘述中，余振斌得知自己的女婿當晚出了車禍，由於眼睛不好，在九江同文中學附近的轉彎處撞到了樹上，現在正在搶救中。余振斌連夜趕回家，所幸女婿最後脫離了生命危險。

余振斌家有一兒一女，女兒已經嫁人，兒子今年讀高中。說起兒子，余振斌樂開了花，「兒子中考考得不錯嘞，可以留在三中。」妻子則做物流信息中介，平時，都是妻子打理孩子，自己兩千多的工資，總是投到了救援隊里。

所以很多時候，余振斌出去救援，都謊稱出差。「你一個大老爺們不去補貼家用，還貼錢去幫助別人，老婆會生氣有她的道理，」余振斌說，「我也沒法說要求她支持我，更多的時候都是互相妥協吧。」

在九江微來往做編輯的冷華勝老家修水，也參與了「6•24」搜救。他負責的搜救區域離父母家很近，但他沒有去看。「也談不上過家門而不入，我只是怕他們會覺得危險，非要我回去。」大多數隊員都像冷華勝一樣，並沒有將自己在救援隊做公益搜救的事情告訴自己的父母。柯敏甚至覺得，是家人的話，就永遠不會支持自己去做這種冒險的事，所幸是家人能夠理解。

然而，反倒是很多溺水者家屬不理解他們。由於很多時候，求助者再遇到親友遇險時，會向政府部門求助，政府部門此時往往也會將救援求助轉交給九藍，不少求助者誤以為九藍是政府部門。救援隊從接到求助、到隊員報備、再到到達現場，需要一段響應時間，一些心情急切的求助者會不理智地責怪救援隊的速度太慢，隊員被指著鼻子罵髒話的次數不少。景德鎮某村鎮一次洪災，洪水都淹到了二樓，一個政府官員的影子都沒見著，轉移群眾的九藍隊員，成了民眾泄憤的對象。對於他們不收錢不收煙的行為，有些人甚至認為他們別有所圖。每每遇到這種情況，九藍的回應是沉默和繼續搜救，柯敏說「我們不會去爭辯的，我們有我們的紀律。」

「少說多做」是九藍隊訓的一部分，「我們同情他們，」余振斌說，「何必去爭這些細枝末節的問題。」

面對生命

第一次在打撈中觸碰到屍體后，鞠學武三天沒有睡好覺，生命的沉重感總是在他腦海里揮之不去。好在現在，對於他而言，搜救能讓他心裡踏實。

一般情況下，水上搜救面對的，都是溺水者的遺體，每次進行水上搜救，九藍都會購置一個裹屍袋，余振斌說，這是對死者必要的尊重。

7月26日，從蓮花梅山水庫搜救回來的余振斌發了一條朋友圈，介紹了大致情況后，余振斌說「九藍不希望再出隊了。」儘管九藍是為了搜救而存在的，但余振斌希望的是有一天不用再去搜索逝去的生命。

搜救隊有一條搜救規則，對於仍有生命跡象的遇難者，救援隊原則上只搜不治，最多只能進行簡單的傷口包紮處理工作，醫療處置工作必須由專業機構來進行。一次在三疊泉，一名遊客因為走野路，掉到了山澗之中，救援隊需要垂直起吊距離近三百米，耗時大約十小時，由於缺乏醫療設備和有資質的人員，無法在起吊前進行足夠的醫護作業，遇難者被吊起送往醫院后，仍舊不治身亡。願望和責任中間，也橫亘著救援隊難以跨越的山澗。

除了面對別人的生命，救援隊員也面對著自己的生命安全。

進入九藍的基地，設備架上的正上方寫著「因為面對生命，所以必須專業」。雖然隊員們在加入救援隊前後，都必須進行攀岩、搜救等技能的培訓。但山水之間，意外情況在所難免。隊員們執行搜救任務，同樣應該有安全的保證，可是在最開始，救援隊連保險都買不到，在明知有危險的地方進行高危作業，國內沒有一個保險機構願意為九藍提供保險服務。後來，九藍終於在國外找到了相關的險種，但賠付比仍舊很低。

九藍基地內部 圖片來源：自攝 2017年7月21日

生生不息

前不久《長江周刊》的一位記者，再一次找到了余振斌。前一次，他以記者的身份，對余振斌進行採訪，臨走時他說要看看這支隊伍能發展成什麼樣；這一次，他以志願者的身份，找余振斌入隊，來時他說沒想到這支隊伍不僅沒垮還越辦越好。到2017年7月，九藍已經擁有正式隊員37人，預備隊員15人，考察隊員23人。

余振斌自嘲隊伍是廁所里的石頭，被人罵臭了還硬著頭皮干，「反正我們的經費都是我們自己的，除了自己，我們也不靠著誰。」

關於為什麼堅持做下去，余振斌講了一個故事。

2015年，他們接到一個來自赤湖的求助。一個中年老師在水庫邊看人釣魚，不慎落入水中，不知所蹤。八名隊員接到求助后趕往現場，搜救作業從上午九點多持續到下午六點多，隊員們的背上都曬脫了皮，終於在傍晚找到了溺水老師的遺體。他們將遺體打撈上來，裝在裹屍袋裡，交給了遇難者家屬。

臨走時，家屬又是拿錢，又是從車窗往裡扔整條整條的煙，隊員們都一一謝絕了。汽車發動的時候，他們一家跪在了救援隊的車頭，整個水庫都是他們一家感激的哭聲。

「人說跪天跪地跪父母，我們如此普通的一個人，憑什麼受人一跪？我們不是把別人打到跪在面前，而是讓別人發自心底地這樣做。它的意義我說不上來，但我知道這樣做有意義。」

余振斌說，那天他們的哭聲一直回蕩在他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