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經典 | 《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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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是西晉史學家陳壽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前四史」。應該指出的是，《後漢書》儘管所記歷史在三國時期之前，卻是南朝劉宋時期的范曄所撰，比陳壽撰《三國志》晚一百餘年；因此，在二十四史中，《三國志》乃是繼《史記》《漢書》之後的第三部。正如《晉書·陳壽傳》所論：「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辭於東觀。自斯以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

陳壽（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其父曾為蜀漢將領，任馬謖參軍。由於馬謖敗軍街亭，損兵折將，被諸葛亮斬首，陳壽之父也受到懲罰。陳壽本人生活在蜀漢後期和西晉前期。他曾師事著名學者譙周，擔任過蜀漢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炎興元年（263），蜀漢被曹魏所滅。此時陳壽三十一歲，正是年富力強之時。兩年以後，司馬炎取代曹魏政權，建立西晉王朝。陳壽居家數年後，因司空張華欣賞其才華，舉為孝廉，歷任著作郎、平陽侯相、治書侍御史等職。曾於晉武帝泰始十年（274）編成《諸葛亮集》二十四篇。

太康元年（280），西晉滅吳，統一全國。四十八歲的陳壽開始系統收集整理魏、蜀、吳三國史料，並參考在他之前寫成的一些史書，如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經過大約十年的努力，撰成《三國志》六十五卷，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分述魏、蜀、吳三國事迹。

陳壽仕途坎坷，屢遭挫折；但他好學不倦，尤長史學，先後著有《益部耆舊傳》十篇、《古國志》五十篇和《三國志》。僅憑《三國志》這一部書，他就足以躋身古代傑出史學家之列而不朽了。

通行的中華書局版點校本《三國志》

閱讀《三國志》，應該特別注意其以下特點。

第一，平視三國的史識。在篇章規格上，《三國志》是有區別的：書中魏國君主均立為《紀》，而劉蜀、孫吳的君主則低一個規格，立為《傳》。這是因為陳壽身為晉臣，而西晉政權是由曹魏政權禪代而來，為了維護其合法性，陳壽不得不將魏國置於首要地位。長期以來，很多人據此認為陳壽是以曹魏為「正統」，是「帝魏寇蜀」。然而，細加辨析，此說並不確切。首先，從書名來看。陳壽沒有為了突出曹魏的「正統」而將全書取名《魏書》，而是稱作《三國志》。僅此便可看出，陳壽並未把曹魏視為唯一合法的「正統」而把劉蜀、孫吳視為「僭偽」；他實際上是把魏、蜀、吳三國視為平行的並立政權，並未故意抬高曹魏而貶低蜀、吳。其次，對三國的創業之君，陳壽一視同仁，沒有片面地褒美頌揚一方，隨意貶低甚至醜化另兩方。試比較對曹操、劉備的評價。《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篇末「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三國志·蜀書·先主傳》篇末「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可以說，曹操才能強於劉備，成就大於劉備，但品格卻並不高於劉備，他們是兩個家世、經歷、性格、作風明顯不同的傑出英雄；而在感情上，陳壽似乎更欣賞劉備。再次，除了君主以外，三國眾多人物，只有劉蜀的諸葛亮、孫吳的陸遜是單獨立傳；曹魏方面，竟無一人。這一點，也可見出陳壽秉持「天下」眼光，平等看待三國的卓越史識。

第二，公允持平的史德。從總體上看，陳壽記載三國歷史，態度比較公允持平，基本上能夠秉筆直書。最典型的例證是對諸葛亮的評價。《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篇末「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仲）、蕭（何）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過去一些人由於末句中的「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八字，指責陳壽因為諸葛亮懲罰過自己父親，挾帶私嫌，故意貶低諸葛亮。這種指責，實在站不住腳。如上所述，為諸葛亮單獨立傳，已經把諸葛亮置於三國頂級英傑的地位。而且細讀整個《諸葛亮傳》，陳壽滿懷仰慕之情，如實記載了諸葛亮一生的顯赫功績和崇高品德，譽之為「識治之良才，管（仲）、蕭（何）之亞匹」，可謂推崇備至。至於「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只是指出客觀事實，並非刻意貶低。這種公正求實的態度，在同時史家中，罕有其匹。

第三，嚴謹簡約的史才。《三國志》取材謹嚴，文筆簡潔，以不到40萬字的篇幅，概述漢末三國百年風雲、眾多人物，表現出很高的駕馭材料、謀篇布局的才能。這一點，也頗得好評。

總之，《三國志》的成就超出同時及以後其他諸家關於三國史事的著作，歷來享有「良史」的美名。

本文作者領銜點校的《三國志》（線裝書局版）

當然，《三國志》也有不足之處。從體例來看，全書只有紀、傳而沒有志，是一個較大的缺陷。從記事來看，其主要缺點是記載過於簡略，對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有的語焉不詳，有的甚至遺漏。例如，對三國歷史影響極大的赤壁之戰，陳壽的記載就顯然夠不上完整全面，有關材料分散於《魏書·武帝紀》《蜀書·先主傳》《諸葛亮傳》《吳書·吳主傳》《周瑜傳》《魯肅傳》等不同人物的《紀》《傳》中，每一篇的記載都相當簡略。從曹、劉、孫三方領袖的本傳來看，不僅記載過於簡略，而且存在明顯的矛盾。其一，在這場戰役中，曹操的主要對手是誰？《魏書·武帝紀》說是「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與備戰」，竟完全不提孫權方面；《蜀書·先主傳》和《吳書·吳主傳》則說是孫劉聯軍。其二，曹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武帝紀》說是「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根本不提「火燒」二字；《先主傳》則說是孫劉聯軍「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吳主傳》記載相近，卻漏掉「焚其舟船」一語。僅憑這三篇紀傳，讀者很難看出一場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戰役的全貌。相對而言，《蜀書·諸葛亮傳》記載了諸葛亮出使江東，智激孫權，促成孫劉聯盟建立的過程；《吳書·魯肅傳》記載了魯肅建議孫權聯合劉備，共拒曹操，反對投降，建議從鄱陽召回周瑜等事；《周瑜傳》則記載了周瑜反對降曹，堅定孫權取勝信心，率軍直抵赤壁，採納黃蓋之計，火燒曹軍等事：它們比之上述三篇紀傳，提供了更多的史料。然而，它們的記載仍有不夠一致的缺陷。因此，如果僅看《三國志》正文，整個赤壁之戰的過程就顯得不夠具體，這就給後人留下一些遺憾乃至疑問。

努力彌補《三國志》之不足的，是南朝劉宋時期的另一位傑出史學家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宋文帝因為《三國志》過於簡略，命他作注。他廣泛搜集資料，於元嘉六年（429）寫成《三國志注》（簡稱「裴注」）。文帝對此十分賞識，稱讚道：「此為不朽矣。」

裴松之注《三國志》，不重名物訓詁，而主要致力於史實的訂補與考辨。裴注引書多達二百餘種，主要是補充缺漏，記載異說，矯正謬誤，辨明是非，並對有關史家和著作予以評論，極大地彌補了《三國志》之不足，表現了史實的豐富性、生動性和多樣性，往往能夠以事見人，情趣盎然。例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說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卻沒有具體事例；裴松之在注中便引《曹瞞傳》中關於曹操「裝病誣叔」的記載予以補充，使曹操的「有權數」「放蕩」得到生動形象的表現。《武帝紀》記曹操年輕時，太尉橋玄很賞識他，對他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這是對曹操的正面肯定和極高期望；裴松之注中又引孫盛《異同雜語》的記載：「嘗問許子將（即許劭）：『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太祖大笑。」這又是對曹操的能力和品格的更深刻的評價，有助於人們更全面地認識曹操。前面提到的赤壁之戰，裴注引用《江表傳》等有關記載，大大豐富了史料，為後來《資治通鑒》排比取捨，順次敘述這一重大戰役提供了良好的基礎。由於裴注所引之書絕大部分都已亡佚，這些注文更是彌足珍貴。

因此，《三國志》與裴注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成為後人了解三國歷史的最重要的依據。

這裡指出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其一，裴松之注中引述的材料，並非都是史實，更非他都贊同；其中一部分，「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例如，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三顧茅廬」和「隆中對策」后，裴注引魚豢所撰《魏略》，說劉備屯駐樊城時，諸葛亮主動「北行見備」，向其獻策，「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對此，裴松之辯駁道：「臣松之以為亮表雲『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這裡說得非常清楚：「三顧茅廬」是明明白白的史實，決非諸葛亮「北行見備」，「登門自薦」，《魏略》的記載是錯誤的。如果不注意裴注的體例和原則，就可能斷章取義，導致錯誤的結論。

其二，長期以來，很多人，包括許多專家學者，都誤以為裴注比陳壽原書的字數多得多。甚至權威的中華書局排印本《三國志》（陳乃乾校點）的《出版說明》也說：「裴注多過陳壽本書數倍」。其實，這是宋代以來的無稽之談，相沿已久，積非成是。據吳金華教授統計，陳壽《三國志》共三十六萬六千餘字，裴松之《三國志注》共三十二萬二千餘字，陳《志》比裴《注》多出四萬餘字。希望大家糾正這個錯誤印象，不要再以訛傳訛了。

（「怎樣讀經典」由中華讀書報、杭州驫馬文化傳媒公司聯合推出。本文作者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