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下的萬達：一切只是剛剛開始？

前有萬科，後有萬達，

正好應驗，一切只是剛剛開始。

今天萬科新聞未定，朋友圈已經被萬達新聞刷屏。

市場傳言，部分銀行應要求清倉大連萬達有關債券，萬達系公司大跌，22日上午萬達電影股價跌幅達到9.9%。

萬達對此則是嚴正聲明，表示網上炒作屬於謠言，並稱「萬達集團經營一切良好。」

然而根據財新最新報道，「銀監會於6月中旬要求各家銀行排查包括萬達、海航集團、復星、浙江羅森內里在內數家企業的授信及風險分析，排查對象多是近年來海外投資比較兇猛、在銀行業敞口較大的民營企業集團。」

沒有很多人注意到，王健林前段時間接受FT總編萊昂內爾•巴伯採訪中，也提到了海外收購美國電視製作公司迪克•克拉克製片公司交易告吹。

王健林解釋是兩邊的政策都發生了變化所以放棄，「兩個國家的有關政策都發生變化，美國也有人不同意我們收購，這邊的一些有關的政策也有變化」，「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在海外自己融資解決，只是不願意成為一個不守規矩的公司。」

有人打趣，沒人注意到王思聰從5月17日就沒有更新微博么，這不是風險預警么？

真真假假之間，大家多數一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表情。

昨天公號文章談王石退出萬科董事會，王石退出，偶像黃昏，梟雄末日，小丑狂歡，提到萬科和萬達模式，一直是很有意思的對比。

土地財政之下，權力浸潤著房地產業方方面面。

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之最大動力，政治與商業結合成為企業做大做強通行證，不知多少企業對此食髓知味。

萬科和萬達，一時瑜亮。

萬科早年博得頭籌，萬達則後來居上，涉及商業、文化、金融三大產業，王健林本人，也以2050億元的財富蟬聯胡潤排行榜首富，多年來歷經無數形勢變化而不倒。

對了，春江水暖鴨先知。

除了萬達，沒多少人注意到復星也有反映，在香港上市的復星國下午盤交易中下跌幅度一度達到9.6%，上海復星醫藥也一度下跌了8.9%。

出來混，真的都會還么？

不說當下，我談談歷史。

我寫貨幣史《白銀帝國》時候，曾經提出一個問題，

早於西歐數百年發明最早的紙幣，

唐代也誕生飛錢等匯兌業務，後來也有華爾街之稱的山西票號，

為什麼最終沒有發展出銀行系統？傳統金融體系為何受限?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金融業作為商業的附庸， 可以說是上層建築的上層建築，然而就歷史處境而言，商業在一直作為政治附庸存在，金融業也就是附庸的附庸，這使得的金融縱然 在技術層面有交子、錢莊、票號等零星創新，在系統以及制度層面卻缺 乏建樹。

對比西方同儕，當明朝還在進行皇家紙幣試驗之時，歐洲已經誕生了最成功的銀行家，如「美第奇家族」(Mèdici family)。

這一 家族在 14 世紀初的佛羅倫薩曾被看作流氓，卻掌握了佛羅倫薩三個世 紀，其家族產生了三位教皇、兩位法國王后、多位王侯與大公，也資助了很多天才，如拉斐爾、達·芬奇、米開朗琪羅等。

他們的最大客戶是君主與教皇，其影響力展到了政治領域，這是商人難以匹敵的高度。

而遙遠的，當產權保護與人身安全都無從談起時，何必考慮更曲折的銀行模式呢？春秋時代尚且有立主定國的呂不韋，而明清只有滿門抄斬的沈萬三。

說完歷史，回顧一下2013年企業家談不談政治的文章吧，回顧一下曾成傑。

權力與生意，到底是兄弟還是陌路？政治與企業家，到底關聯還是絕緣？

別忘了，大連還有徐明呢。

小時代的柳傳志和曾成傑

徐瑾 首發於FT 圖片來自網路

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在，懂政治是妥協，不談政治也是妥協。如無程序正義與司法公正，曾成傑及柳傳志，或都難以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又成一時熱點。

據《南方周末》報道，有「企業家教父」之稱的柳傳志在小範圍座談表示「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據說這番發言在企業家雲集的社交網站「正和島」（柳傳志本人也是「島民」）上引發諸多爭論，甚至引發另一位島民王瑛「退島」，這一事件也進而演化為輿論焦點。

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尤其是當下的關頭？年初筆者曾經參加過一次題為「轉型時代企業家選擇」的討論會。巧合的是，召集人之一即是王瑛女士，她對於公共事務的熱情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立場並沒變化，也就是企業家最大責任就是盈利，即使是在一個變化的社會中。我此前專欄《變動時代中的企業家》中，亦強調所謂企業家的責任，是做好其本職工作，辦好一家企業，有利於其顧客、員工與股東，作為微觀個體的企業家，這是其能夠做出的最大貢獻。

換而言之，柳傳志的話並不離譜。事實上，即使聯想這樣的大型企業總被詬病其背景以及出身，但無可否認，正是這樣的企業構建了今天所謂「奇迹」的基石。柳傳志等企業家的最大貢獻，確實在於經營好一家企業。對於他們的言論，社會應該寬容。

反過來說，對於柳傳志這樣的企業家，大家有更高的期待，也是情理之中。畢竟一個人掌握了越多榮譽，也應該承擔更多責任。用經濟學的話說，柳傳志作為明星企業家，其發言外部性舉足輕重，往往會成為一時風向標。對其發言有所要求，並不為過，這也是不少人的不滿之處，「不說話行嗎？！沒人要求你做什麼，不說話行嗎？」（王瑛語）

也正因此，判斷柳傳志的發言，還應該立足一個基本原點，那就是私域與公域的區別。如果是私人領域發言，無論如何發言，旁人無從苛責，如果是公共領域發言，柳傳志這樣的企業家就不得不考慮其巨大的外部性，發言作為公共事件被討論甚至放大自然也難以避免。這次事件的模糊之處在於，一個小範圍座談，介於公私之間，又因為微博等社交媒體的傳播而放大，各種觀點見仁見智。

總結而言，我主張對柳傳志們的言論秉持寬容態度，但幾乎與這次「退島」事件同時發生的曾成傑事件，似也說明，王瑛們的堅守有其理由。

曾成傑，湘西非法集資案主犯，近日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其執行死刑，其女兒稱執行死刑當天沒有接到通知，沒見到父親最後一面。

曾成傑案情複雜，既有民間金融幽微側影，也折射地方政府的多面角色。個中曲折，仍待有心人挖掘，也期待法律專業人士關注。目前從記者劉建鋒等人披露的材料來看，地方人事變動，導致政策對非法集資從鼓勵轉向收緊，曾成傑於是成了「嚇猴的雞、要被一腳踩死」。

回看歷史，素有「紅頂商人」的傳統，從陶朱公、沈萬三到胡雪岩、盛宣懷，無論流連五湖還是富甲天下，無論善終還是惡報，他們的發家與衰落往往都和政治脫不了干係，搞政治或者懂政治也成為不少企業家津津樂道之物。與此同時，「不談政治」也是一種強大話語存在。這看似怪異，實則是必然，不談政治是妥協，而懂政治也是妥協，與高貴或逐利無沾，制度環境使然而已。

政治和貨幣一樣，都是重要的東西，所以皆不能輕易交給別人。換而言之，政治是每個人的第二職業。現實生活之中，你談不談政治，政治都在那裡，從辦公室到卧室，從公共空間到個人生活。曾成傑大抵也不會如何「談政治」，但他與地方官員之間的關係顯然既成就了他的生意，也斷送了他的性命。就本質而言，在強大而無約束的權力面前，曾成傑這樣的小商人和柳傳志這樣的大企業家，或許並無本質區別。如果沒有程序正義與司法公正，曾成傑以及柳傳志，可能都難以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從國際比較來看企業家群體，也有一些微妙而戲劇性的差別。在關注新興市場的《一炮走紅的國家》中，作者發現富翁一個有趣現象：沒有人財富凈值超過100億美元，類似級別的富豪俄羅斯有11位，印度有6位，對比之下，這兩國經濟規模都比小得多。他認為「政府似乎在極度富有的人群中製造競爭，同時限制他們的財富上限。」

這一判斷正確與否無法評價，不過從每年富豪榜上人頭頻換，甚至被媒體呼為「殺豬榜」來看，這些猜想不完全是笑話。企業家中以思想著稱的馮侖近期談到一個細節，一群企業家去歐洲見政要時，總統坐著說話，企業家「無一例外」都站著說話，以至於對方感嘆「哎呀，你們這麼有紀律」。馮侖認為這說明民營企業雖然在國際上受到禮遇，但在權力面前還是不太自信——豈止是不自信，這是長期壓抑之下的集體無意識的自然流露。

權力與生意，到底是兄弟還是陌路？政治與企業家，到底關聯還是絕緣？經濟學除了告訴我們企業家最大責任是盈利，也告訴我們另一條樸素的真理：不要看人們怎麼說，要看人們怎麼做。

不談桌面之上的政治，如果僅僅是為了桌面之下的交易鋪路或噓聲，那麼即使短時間有所成就，長期來看風險仍舊存在，猶如大連徐明之流。甚至，如果最終桌子也被抽走，大抵也只能站著回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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