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仁：功力、視野、理論——當代歷史研究學術創新之本

摘要：當代歷史學研究能否不斷取得學術創新，取決於三個基本條件，即學術功力、研究視野和理論方法。學術功力包括研究者的思想修養和行為規範品德、史料搜集和掌握、歷史知識貯備、語言文字運用、分析和批判等專業能力；獲得和運用整體視野、多元視野、比較視野和跨學科視野，即可為學術創新奠定牢固的根基；史學研究實踐推動史學理論的突破，總結並提煉新的史學理論和方法，有望帶來歷史研究的創新性和突破性成果。

視野理論突破學術博大精深，而自古以來尤以史學一門得天獨厚。史學史料浩瀚，研究成果豐碩，學人雖皓首窮經，亦未能盡其萬一，長有望斷昊海涯際之嘆。學術研究雖貴在創新，而創新之法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總結傳統與現代、中土與外域學者治學狀況，我們發現，雖然歷史研究治學門徑各異，學術創新理論方法不同，然究其根本，質其關鍵，實不出功力、視野、理論三者。

一、功力

歷史學是一門特彆強調基礎知識、注重學術積累的學科，多數歷史學家之所以大器晚成，就是因為知識積累需要漫長的時間。科學的、進步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形成，都離不開紮實的歷史知識，離不開深厚的學術功力。

為了獲得這種學術功力，那些最後成功的歷史學家們都是堅持走博通之路，日積月累，在學術上打下寬厚而堅實的基礎。他們在古文獻和外文等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底，廣泛涉獵人文學科、甚至自然科學等領域的知識，繼而充分佔有研究材料，逐步加深知識積累，從而形成廣博、厚重的學術優勢。

歷史學家陳垣先生把學術創作分為三步：收集材料、考辨材料和論述成文。他特別指出，前兩步工作須佔十分之八的時間。例如，他為了撰寫《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收集史料極多，積累的稿本有三尺之厚。既博覽群書，又善於抉擇。經刪繁去復，選取190余條，最後寫成文章也只有2萬多字；《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依據典籍220余種，該書「規模宏大，材料豐富，條例明辨，是在國內外久享聲譽的著作，對於治民族關係史的學者來說，是一部必須閱讀的書。」[1]他堅持廣泛搜集正史、雜史、金石、碑刻、方誌、檔案、文集、詩賦、畫譜、題名錄、語錄等史料，然後進行深入考證，認為只有確實可據的材料和實事求是的研究，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草草成文，無佳文可言也」，陳垣因撰寫《元也里可溫教考》而蜚聲史壇，而該作從初稿到最後定本，歷時18年之久。

陳垣先生為了全面系統地探討主要宗教，廣泛搜集挖掘史料，披沙揀金，終於掌握了大量的、新的宗教史料，並藉助於他對歷史的把握及研究方法的造詣，開拓了近代宗教史學的嶄新途徑。[2]其學術研究之沉潛深入，厚積薄發，常人難以想象，也少有匹敵。

歷史學家邵循正熟諳英語、法語，懂德語，通義大利語、俄語，學過波斯語、蒙古文，略知突厥文、女真文、滿文，他直接將蒙文資料《元朝秘史》、波斯文資料《集史》與漢文資料《元史》和法、德、英等歐西諸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糅和參證，發現《元史》存在的缺憾；在近代史方面，他十分重視晚清、民國私人筆記內保存的近代史料，並還因此推動組織編輯《近代史料筆記叢刊》。[3]正因為在史料挖掘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邵循正在研究中才能夠旁徵博引，融會貫通，解決前人無法偵知的問題。

一個學者的知識體系，往往決定他的研究視野、範圍和深度，因此非常有必要形成完善知識體系，形成深厚的知識積澱。學者中，陳寅恪、王國維、錢穆、呂思勉等許多史學大家「風格各異，而造詣均深」[4]，他們在知識儲備、知識結構上擁有一般人所未能具備的優勢。[5]通過對上百位垂範當代史家生賓士學狀況[6]的統計分析，我們發現，這一代知識分子，往往在少年時代接受嚴格的國學訓練，對傳統文化如經學、國小、史學等有堅實的基礎；青年時代接受西方學術的訓練，具備多個學科的紮實知識。他們學術根底深厚，其中不少人還精通多種外文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他們不僅在學術研究起點上優於一般學者，也比現代人從20歲左右開始學習史學的起點高出許多。正是因為擁有相當完善的知識體系和廣博的學術積累，從而決定了他們能夠取得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

對於歷史學研究者學術功力乃至學術水準的考量，以往有許多不同的概括。其中，「史家四長」之說，比較被大家所認可。總結和分析其中蘊含的要素，可以證明重視學術功力對於史學研究者進行學術創新，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一）史德

清代史家章學誠在其論著《文史通義》中，專門論述了史德問題，提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著書者之心術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7]。章學誠所提出的史德，就是史家的史學思想修養和行為規範品德[8]，特別是史家治史的客觀立場和實事求是的職業操守。章學誠對於史識—史德—心術內在聯繫的闡發，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史學批評的新模式。[9]歷史學研究所必須遵循的基本精神就是實事求是。史實永遠是歷史學的基石，也是歷史學存在與發展的生命之源。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反對主觀主義、形而上學和教條主義等，都是歷史學家史德的具體表現。如果學者無德，或歪曲事實，或另有所圖，或黨同伐異，或掠人之美……即使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也無濟於事。真正具備優良品質的歷史學家，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勇於探索，客觀真實地反映歷史實際。

歷史學家周一良指出：「六十年來，我可說是經歷了乾嘉樸學、西方近代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三個不同階段的訓練。我認為這三種類型的訓練有一共同之處，即要求歷史必須真實或盡量接近於真實，不可弄虛作假，編造篡改。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成為『後事之師』，起參考、借鑒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歷史最根本的態度和方法只有四個字：實事求是。如何才能實事求是呢?一個合格的歷史學家應當既見樹木，又見森林；既能由此而及彼，因小而及大；看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不同領域之間的關聯；看到紛繁錯雜的歷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繫；看到歷史是辯證地發展。以上所說，似乎陳意甚高，卻又像老生常談。我自己則心嚮往焉，而愧弗能也。」[10]由於歷史學家也生活在現實社會，他們的思想以及著述無不受到時代和社會諸多因素的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切真歷史就是當代史」[11]、「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12]等命題有其合理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史德作為歷史學家的根本素養具有不可須臾忽視的重要性。歷史學家貴在實事求是，重在據實而書，民族性必須統一到科學性的高度，致用必須以求真為前提，研究必須以史料為基礎，所有論著必須堅持「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13]的史料運用原則，堅決反對捏造和歪曲歷史；不隱惡，不虛美；不發違心之論，不曲學阿世，不賣論求榮；追求真理，無畏無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保持歷史學家高尚的道德操守，以捍衛歷史科學的尊嚴和價值。

（二）才、學、識

史才、史學、史識被稱為「史家三長」，後來梁啟超在此基礎上加上史德，概括為「史家四長」，[14]作為歷史學家的基本素養。史才，是指搜集、鑒別和組織史料、敘述事實、記載言語、撰寫文章、運用體例、編次內容等歷史編纂方面的才能；史學是指掌握豐富的史料、歷史知識以及與歷史有關的各種知識；史識指的是史家獨到的見解、觀點、品質和精神。[15]唐代史家劉知畿在回答為何自古多文士而缺史才的提問時指出，「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16]被當時的人們譽為不刊之論。

在古代學術傳統中，衡量史學水準高下的尺度，是歷史學家歷史知識的廣博、掌握資料的豐富和考證史料的嚴謹。歷史學是一門求真務實的學問，講究言必有本，來不得半點的虛假和浮誇，研究者必須花大力氣掌握第一手史料，才能真正有所作為。歷史學家的基本功就是詳盡地佔有材料，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堅持從事實出發，一切面向歷史事實。

由此及彼、由點而面，由淺入深、由表及裡，通過史料發現歷史聯繫，通過個別把握歷史全貌，提升認識，獲得真知。史識主要包括見解和觀點，但是，章學誠指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所以史識又包括秉筆直書、忠於史實的高尚品質和勇敢精神等。史識針對的是歷史學家所持的觀念、立場問題，即應該如何認識歷史、判斷歷史的問題。歷史的眼光、見識、領悟力和洞察力是歷史學研究者最應該具有的素養，否則，在研究中就無法穿透表面現象，容易被一些假象所迷惑，局限於膚淺的認識和簡單的結論，缺少理論的總結和升華。史識就是對於歷史本質的深刻理解，對於歷史演化的準確把握、就是對於歷史發展具有見微知著、明察秋毫、鑒古察今、高瞻遠矚的學術能力。歷史學研究如果認識不清歷史的主流，捕捉不到歷史精神，其研究成果必然蒼白無力，歷史學家也就未能完成自己的神聖使命，當然也就不能滿足社會和大眾對歷史學的期望。

德、才、學、識四者之間相互關係十分密切，史才中包含史識的因素，史識又以史才和史學為根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四者的關係可以從如下比喻中得到清楚闡釋：史識是治史的眼睛，史才和史學是治史的雙足，史德則是治史的脊樑。

二、視野

視野（field of vision），原本指的是我們眼睛所能看到的整個空間範圍，而「視野缺損」則無法完整地看到整個空間。如果單純就肉眼而言，雙目視野大於單目視野。引申到研究領域，則有大視野、小視野；局部視野、整體視野；靜態視野、動態視野；特殊視野、一般視野；過去視野、當前視野、未來視野等差異。歷史世界波瀾壯闊、場景宏大，研究者必須具備全方位視野、整體視野，才能觀察清楚；歷史現象搖曳多姿、琳琅滿目，研究者必須具備縱深視野、多元視野才能準確把握；歷史演化錯綜複雜、千變萬化，研究者必須具備比較視野、跨學科視野，才能深入理解，合理解釋。在歷史探索與發現的艱苦歷程中，研究者學術視野缺損，必然導致對歷史真實的誤解甚至曲解；反之，獲得並依靠整體視野、多元視野、比較視野和跨學科視野，則為學術創新奠定牢固的根基。

（一）整體視野

法國年鑒學派在史學理論與具體的歷史研究兩個方面都有著卓越的建樹，開創了一種「綜合的」或曰「整體的」新型歷史學，具體說來，就是將歷史研究的重點由原來的政治史轉向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從而發動了一場改變歷史研究方向與方法的運動。

同樣，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也十分強調研究問題的整體視野，主張從歷史的整體聯繫發展來研究。「世界表現為一個統一的體系，即一個有聯繫的整體，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要認識這個體系，必須先認識整個自然界和歷史，這種認識人們永遠不會達到。」[17]「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繫、它們的聯接、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18]這表明，研究要從全局出發，要有全局觀點，這樣我們就可以站得更高一些。

整體視野要求注意歷史發展的全面性，學會全面估量歷史發展的合力，因為歷史的發展，歷史的實際運動總是表現為一種合力的結果；要求注意從大角度進行全局的、整體的宏觀考察，放開視野，綜觀全局；要求注意把握歷史發展過程中前進性和曲折性的辯證關係；要求在評價成功的經驗時，要充分估計到探索的長期性，不要把成功的經驗絕對化，而要更多地注意它的局限性和適用的範圍；在評價失敗的教訓時，要充分估計到探索的艱巨性，不要簡單地指責、埋怨，而要更多地分析發生錯誤的主客觀原因。

歷史學家白壽彝曾經指出：「所謂從整個歷史發展看問題，一個是橫著看，看在全國範圍里起了什麼作用，發生了什麼影響，再一個是縱著看，看上下幾千年。」「從整個看問題，那才看得清楚，從局部看局部怎麼能看得清楚呢?」他強調以聯繫的觀點來看問題，認為「我們研究歷史，不能採取割裂歷史的方法，從一個歷史階段看問題，固然是必要的，從整個歷史發展趨勢看問題，則更為重要。」[19]根據上下幾千年的歷史進行歷史研究，其成果的科學性就遠遠超出那些停留在局部和個別歷史時段的研究。

主張研究範式革命的科學史家庫恩（Th．Kuhn，1922—1996年）指出，一個人如果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時期和領域中的主要哲學流派，要想對科學史中的許多重要問題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20]。科學是一種歷史性、人文性、連續性和整體性的事業，恢復整體性是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21]在世界歷史研究中，整體視野就是全球視野，就是將所研究的問題自覺地放在整個世界的角度來研究。歷史學家吳於廑運用整體世界史觀，分析了從古代到13、14世紀世界歷史變遷的過程，他從全球視野著眼，探討了亞歐大陸遊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形成與並立，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的三次大衝擊以及三次大衝擊對於歷史成為世界史的作用及其歷史限度等問題，為世界歷史的進程解說提供了一個新的模式。[22]世界古代史上，古希臘、古羅馬並非駕馭其他各地的文化中心。印度、、希臘、羅馬的文明與發展實際上是并行的。世界通史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世界各地區都在日趨聯繫交往之中。文化的交融，只能是消長升沉，相互滲透，既不會由一方取代另一方，也不會各方同歸於盡。對某一個國家歷史的研究，要樹立以「通」為特徵的觀念，求得歷史自身的完整性，要在世界史的總體格局中審視單個國家歷史的發展，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各個角度挖掘和分析歷史的豐厚內涵，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既有宏觀的把握，又有具體的分析。

在世界歷史發展中，跨國度的聯繫、交流與互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各種民族和國家的交往和衝突、各類文明和文化之間的傳播和融合現象十分普遍。人們通常將國家作為史學研究的基本單位，而將這些現象推動世界發展的作用忽略了。運用全球視野分析世界發展中表現出的一些共性和差異，會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人類歷史進程，也會賦予我們更多解決人類問題的智慧。

（二）多元視野

多元視野是一個充滿差異的、無限的和開放的視域，因為視域即看問題的方位，所以多元視野隨時空、認識的變化而變化，這使得歷史學研究充滿了變化，顯得日新月異。過去視野、現在視野、未來視野是從時間序列獲得的視野，個人視野、集團視野、民族視野、國家視野是從社會政治角度獲得的視野……史學研究要堅持多元視野，多角度觀察問題，只有眼光通達，避免偏廢，才能所見深遠。例如，湯因比從一個宏大的視角出發將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從而得到了一個廣闊而獨特的歷史視野。湯因比將研究與歷史研究相結合，把歷史學的研究單位理解為文明，使得歷史學有可能突破以專門史、通史或斷代史為內容，以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等各種著史體例為形式的傳統的史學框架，走出一條文化學發生有機聯繫的新的史學發展道路。以此為主幹的歷史著述，為他贏得了巨大的學術榮譽[23]。

（三）比較視野

比較方法在歷史學中運用的起源及其歷史與歷史學一樣久遠。廣義的歷史比較法，是一般比較方法在歷史學中的運用，它的起源及其歷史與歷史學一樣久遠。狹義的歷史比較法，是20世紀以後產生的一個史學流派，它強調理論化、系統化地運用比較法，強調拓寬視野，在更宏闊的背景中分析比較，由此形成「比較史學」[24]這一名稱，並成為當代新史學的一個特色。歷史比較法的運用，有助於我們開拓視野，啟發思路，發現新問題，產生新看法。許多歷史的課題，按照老思路，已經是「山窮水盡」，難以突破了。藉助比較方法，無異於轉換視角，便能發現一些新問題，產生一些新見解，從而把研究推向深入。

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曾批評歷史研究中因缺乏比較意識而評價失據的現象。他指出，是一個世界文明古國，但只是文明古國之一，決不是唯一的文明古國。古代文明有比別人先進的地方，但決不能說樣樣都先進。例如，最早的古文字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就比前五千多年已經出現的埃及人寫在紙草上的象形文字和蘇美爾人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要晚兩千年。再如，在公元前6世紀鄭、晉才鑄刑鼎，前5世紀李悝才制定《法經》，比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的制定要晚了一千二三百年。再如，長城當然是一項很偉大的工程，但把它說成最偉大的工程，那就不合適了。埃及用石砌的一百四十多米高的金字塔，難道不及這磚土建築雄偉?何況金字塔誕生於埃及第四王朝，距今四千五百年以上，長城最早築於戰國，距今不過兩千多年。[25]此外，通過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就可以認識中外歷史發展進程的不同特點，幫助我們理解中外歷史分期等問題，有助於建立新的世界史體系，有助於認識社會發展階段及其相關問題。史學研究中微觀與宏觀的結合和比較，中外歷史比較等研究的開展，很有可能對歷史研究提出新問題、新思路和新方法。

（四）跨學科視野

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結合，史學研究的多元化趨勢日益明顯，史學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更新速度加快。21世紀，歷史學與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相互交叉、滲透、融合，科學研究呈現整體結合的趨勢。跨學科視野下的歷史學從其他科學中借用了新的理論、知識、方法，擴大了自己的研究範圍，將人類全部生活發展的整個過程納入了歷史學研究的範圍，通史與專史研究的結合，宏觀與微觀研究的結合，打破條塊分割，融合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從而使歷史學克服狹隘、單一、陳舊、靜止、局部等研究模式的缺陷，有利於歷史學改變面貌，煥發活力。

例如，對「生態學」（ecology）的關注，在西方本來是源於上帝創世的啟示，從而其自身就帶有一定的神學色彩。[26]而當神學家莫爾特曼（Moltman）、大衛·格里芬（D.Griffin）等人討論所謂的「生態神學」或者「神聖的生態學」時，「生態」顯然已經不僅僅是神學的，而是被視為一種公共話語。生態倫理學、生態美學，甚至還有「生態女性主義」[27]等，也同樣都在分享生態學的觀念和視野。至於「全球化」、「現代性」、「後現代」、「后殖民」、「女性主義」、「技術理性」、「性別」、「大眾媒體」、「權力」、「軟實力」等，無一不是多個學科的共同論題。

傳統的學科分野已經無法限定它們，它們已經不能為任何一個學科所獨有，也沒有哪一學科能提供回答這些問題的全部概念和邏輯。

歷史學的研究更頻繁地涉及哲學、宗教學、美學、邏輯學、政治學、軍事學、社會學、文學、教育學等人文和社會學科甚至自然科學領域。由於問題的廣泛性、複雜性和學科的相關性，研究者具備跨學科的視野，就可以將問題研究得更加深刻，解決得更加有效。

三、理論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也是科學精神的精髓。歷史研究要想達到創新，必須在理論上有所突破，提出前所未有的新理論。中外史學史表明，史學的每一次重大進步，無不與理論研究的創新相關聯。我們生活在一個呼喚理論創新的時代，理論創新的要求十分迫切，積極回應和解決時代發展、學術進步的新問題，就能開拓歷史學研究的新境界。

史學理論創新涉及基本體系的構建和具體內容的突破。將史學理論簡單地等同於歷史唯物主義及其具體運用或僅限於史學主體問題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頗的。廣義上說，史學理論是對歷史考證、歷史編纂、歷史解釋等研究領域反思的理論結晶。史學研究主體、歷史時空和時代主題的變化及要求，決定了史學理論的發展方向，而史學面臨的重大問題，則直接推動史學理論的創新。歷史學理論創新的基本途徑，大致有以下幾個層次和方面：

（一）開拓一切可能的渠道理解歷史。歷史客體和研究主體之間，存在著種種通道，人們理解歷史，往往通過以下渠道進行，即符號、文獻等歷史記錄，遺存、文物等歷史客體遺骸，願望、觀念、情操、人格、人性、理性、信仰、命運等生命表現，道德、哲學、宗教、藝術、科學、制度等文化樣態，國家、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戰爭等歷史事務的各種領域，整體、全局、系統等歷史變遷，商業與交往、社會生活、職業和家庭等歷史狀況，公共事務、會議、爭論、利益、地域、種族、語言、環境、時代、風氣等歷史事件中的有效因素。此外，還包括各種可能性的廣闊領域。歷史理解渠道的開拓，有利於人們接近真實歷史。

（二）探索和運用歷史解釋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規律。在歷史客體和研究主體之間建立歷史理解的通道，決定了歷史解釋的方式。根據中外學術界的研究實踐，這些方式可以有經驗性解釋，常識性解釋，寓言式解釋，假設性解釋，因果性解釋，實用解釋，多元解釋，以某一觀點為中心線索的解釋，根據統一模式進行的解釋，科學解釋（從生物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範式、邏輯、定律、規則等出發所作的解釋和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等社會科學角度進行的解釋），文化解釋（從哲學、宗教、文學、美術等思維定勢、價值取向、審美情趣、行為規範、道德信仰等智力和藝術普遍水準出發的解釋）……總結各種解釋方式的理論與實踐，摸索出歷史解釋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規律並加以運用，必能獲得有效解決問題的途徑。

（三）始終堅持從歷史文化資源中提取現代價值這一研究方向和重要使命，深化、細化現代價值，將研究範圍拓展到揭示歷史真理、歷史精神、歷史意義和歷史智慧上。歷史真理可以具體分為事實真理、啟示真理、普遍真理、永恆真理等；歷史精神可以具體劃分為民族精神、人類精神、時代精神、世界精神、文化精神、學術精神、內在精神、客觀精神，等等。

（四）大膽吸收和借鑒中外學術研究的廣泛成果。在歷史學研究中，有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困擾著人們，例如歷史學家如何對客觀歷史進行理解和解釋?這些理解和解釋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何在?對於客觀歷史理解和解釋的界限、極限何在?歷史學家憑藉什麼完成理解和解釋?如何檢驗理解和解釋的有效性和科學性?近年來，西方歷史哲學也對歷史理解和解釋的一些重大問題展開探討，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也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理論成果。

只要我們勇於探索，就有可能在歷史解釋研究領域有所創新，有所進步。

理論上的突破必然引起史學研究方法的革新。史學方法是關於如何獲得具體歷史認識的一種經驗性知識形態，是歷史研究實踐中具體研究經驗的總結。針對史學研究方法的具體性、經驗性和應用範圍，經常加以總結，將史學方法看做一個有機的整體，探尋各種方法之間的內在聯繫，弄清各種具體方法在史學認識整體中的地位、作用、合理性、局限性及其適用範圍，發現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性知識，不斷推進研究方法的創新。

史學研究在理論上的突破，也將帶來史料開掘與運用的嶄新變化。如前所述，任何一項歷史研究工作，都是從搜集史料開始的。歷史資料浩如煙海，散亂而無系統，因此，搜集史料既重要又艱難。歷史學家均十分重視史料和新史料，如能直接獲得第一手史料，並能擴大新史料，便能取得研究的進步；相反，則導致研究的先天不足。學者們之所以普遍重視檔案資料和考古發掘資料，目的都在於取得新史料，運用新材料。研究者發現前人從未見過的史料，屬於史料開掘意義上的創新。例如殷墟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吐魯番文書、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等新史料的面世，帶動了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和檔案學等新興學科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人們對於客觀歷史實際的了解。此外，宗教史料、民族史料、地方史料等的發現和整理，則為發展宗教史、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條件。歷史學家除了利用官修史書之外，還要重視各種野史筆記，相互驗證。例如，在研究明清史時，除了實錄、檔案、文件、契約、地方志書，還要搜集野史筆記資料，重視金石、考古、方誌等資料，關注田野調查資料等。因此，在對史料進行深入細緻研究的基礎上，再走出史料、尋求創新，學術研究的普遍性才能與認同性達到和諧一致。史料開掘和運用的創新價值即在於此。

史學研究在理論上的進步、創新，還將促進史書編纂型式的革新。隨著史學研究的發展，史書編纂也在不斷創新。以原有史書體裁為基礎，博採眾長，融會貫通，綜合運用，相互配合，嘗試探索，不斷走出史書編纂的新路，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其中「新綜合體」編纂模式的出現，就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證：20世紀40年代開始，歷史學家就開始探索一種新的綜合體，先是歷史學家羅爾綱創新綜合體撰寫《太平天國史》[28]，後來，歷史學家白壽彝採用新綜合體主編多卷本《通史》[29]。這類新綜合體由「序說」、「綜述」、「紀年」、「典志」、「傳記」、「表」等多種體裁配合而成。「敘論」或「序說」置於卷首，或概括全書，或用來說明基本資料、論述總結研究成果，交代編撰意圖等等；「綜述」為全書的主幹，用來敘述歷史發展的總象；「典志」用以記載典章制度或專史，設有地理、民族、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軍事制度、法律等門類。「傳記」則是記錄人物，是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等歷史人物的群象。這種綜合體裁已經發揮了當代作用，為大型史書體裁體例的創新作出了有益的嘗試。[30]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科學技術迅猛發展，計算機網路日益普及，現代傳媒載體及音像製作手段不斷更新，傳統的、單純的文本閱讀拓展為現代的、多元的知識傳播和接受方式。

史書編纂需要獨闢蹊徑，不斷創新，以凝聚人類記憶的歷史知識，作為巨大的文化資源寶庫，向全社會開放，為全體大眾所用。

註釋：

[1]白壽彝：《要繼承這份遺產》，《紀念陳垣誕辰百周年史學論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頁。

[2]陳樂素：《陳垣》，《史學家評傳》（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8-1249頁。

[3]邵循正校註：《近代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59年版。

[4]嚴耕望：《治史三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頁。

[5]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6]晉陽學刊編輯部：《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高增德、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7] 章學誠著、葉瑛校註：《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19 -229頁。

[8]倉修良：《「史德」、「史識」辨》，《史家-史籍•史學》，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頁。

[9]瞿林東：《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9頁。

[10]周一良：《周一良學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頁。

[11]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12]科林武德：《歷史的觀念》，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

[13]傅斯年：《民族與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頁。

[14]梁啟超：《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72頁。

[15] 楊翼驤：《學忍堂文集》，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31頁。

[16] 《劉子玄傳》，《新唐書》卷132，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519-4522頁。

[17] 恩格斯：《（反杜林論）材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62-663頁。

[18]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頁。

[19] 白壽彝：《關於民族關係史上的幾個問題——在民族關係史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1 年第6期。

[20] T．S．庫恩：《必要的張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

[21] T．S．庫恩：《科學知識作為歷史產品》，《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第10卷第5期。

[22] 吳於廑：《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雲南社會科學》1983年第1期。

[23]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4]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324頁。

[25]譚其驤：《對今後歷史研究工作的四點意見》，《社會科學》1985年第5期。

[26]威廉士：《關鍵詞》，劉建基譯，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版，第108-109頁。

[27]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ecological feminism)是一種政治與社會運動。它相信對女人的壓迫與自然的退化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生態女性主義考慮性別歧視、對自然的控制、種族歧視、物種至上主義( speciesism)、與其他各種社會不平等之間的交互關聯性等問題。

[28]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中華書局1991年版。該書綜合了敘論、紀年、表、志、傳五種體例。

[29]白壽彝主編：《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9年版。

[30]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體裁體例工作小組：《清史編纂體裁體例討論集》，人民大學出版，2004年版。

原文發表在《史學理論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