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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導言：
在今年的聯考季，不論是北京文科狀元熊軒昂有關「狀元都是家裡又好又厲害」的表述，還是清華大學對甘肅殘疾考生魏祥所說，「人生實苦，但請你足夠相信」的話語，都刷爆了朋友圈，也再一次引發了人們對於聯考制度有效性和公平性的反思，有人憂心忡忡，有人則看到了希望。
今年是恢復聯考40周年，在全國聯考結束之際，《知識分子》編輯部舉辦「我的聯考，我看聯考」主題沙龍，多位知名學者、聯考制度研究者、大學招生主管領導，回顧他們經歷過的聯考，討論聯考制度存在的問題和改革的出路。在此，我們整理了其他與會嘉賓的精彩觀點，與讀者們分享。
發言嘉賓：
劉志軍，河南大學副校長兼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主任。
謝宇，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千人計劃講座教授，《知識分子》主編，77級。
張曼菱：作家、製片人、教育史研究者，78級。曾出版《西南聯大行思錄》等著作。
湯超：物理學家，北京大學講席教授，北京大學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執行院長，77級。
張端鴻：同濟大學高教所講師，聯考制度研究者。 1999年參加聯考，是聯考中生代。
整理｜徐可
聯考最初出現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是基礎教育的出口
河南大學副校長劉志軍說，我是一個教育研究者，主要研究領域是基礎教育，我又在高校教育管理崗位上，在學校分管招生工作將近八年，從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兩個方面都對聯考這個問題很關注。
河南大學副校長兼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主任劉志軍
從我的角度看聯考。聯考實際上承載多種功能，一是實現社會公平，它已成為保證社會公平的底線；二是為高校選拔合適的新生。聯考，顧名思義是高等學校入學考試。這個入學考試是為高校招生服務的，實際上是為高等教育服務的；三是基礎教育質量的檢驗。參加聯考是學生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基礎教育的出口，基礎教育特別是普通高中對它很重視。由於歷史與現實的原因，造成了長期以來真正對聯考關注和研究最多的，恰恰不是高校，而是基礎教育，尤其是高中校長、高中老師、高中學生關注得比較多。
從聯考的發展來看，現行的聯考制度是1952年確立的。聯考制度確立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特殊背景下開始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編製出了大學招生的五年計劃。在此之前高校是採取自主招生或區域聯考的方式，在招生過程中，就有重複報考和重複招生的現象。我看過一個資料，1950-1951年由於生源問題，部分區域的部分高校招生出現一些問題，有一部分高校招生不足，招生過後，學生報到率也較低，1950年，全國高校的平均報到率僅為50%。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出來以後，國家需要高校培養更多的人才來支持社會經濟發展，就儘可能讓每一個學校都能夠招到學生，並能夠按時報到，使有限的高校資源減少浪費。這樣自1952年起，就建立了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統一聯考的模式，具體包括統一招生計劃安排、統一考試安排、統一錄取。
在自主招生階段，高校是招生的主角，站在招生的前台，1952年統一聯考以後，高校就變成了招生的配角，走向了幕後。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聯考經歷了太多的事件。聯考從文革開始停止，十年後於1977年恢復。恢復聯考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對每個個體、對家庭、對國家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是由於，聯考雖然實行多年，只有在1977年恢復聯考後，才可以說真正確立了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或考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在此之前，這一原則還沒有真正確立。這是因為考生在參加聯考之前，每位考生的檔案裡面先要有一個政審結論，這個結論決定他（她）是否能被錄取，以及能被錄取怎樣的學校，這種政審結論可能有下面四種結論中的一種。
第一是可錄取機密專業。
第二是可錄取一般專業。
第三是降格錄取。就是你考得再好，你也可能上不了大學部，只能上專科學校。
第四是不予錄取，這才是最慘的，哪怕考了再好也不能被高校錄取。
1977年恢復聯考後不再以出身來決定高校能否錄取考生。高校錄取的唯一依據就是聯考成績，這對於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來說是比以前更公平了。
現行聯考制度存在的問題
01高校自主權太少，「招辦」變「照辦」
作為高校招生負責人，劉志軍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近年來，各省招生管理部門在向高校投檔和高校錄取時，基本都採取的是平行志願的形式。在平行志願錄取規則下，學校的招辦不再是招辦，而是被戲稱「照辦」。為什麼叫照辦呢？就是在現行招生平行志願的體系中，你給我多少學生，我就錄多少學生，我基本上沒有選擇權。只要這個學生報了我們這所學校，檔案投過來，並且同意專業調劑，我必須把他（她）招進來。
在順序志願的錄取規則下，投檔人數比招生人數多，高校還有一些選擇的空間。但實行平行志願以後，通過聯考分數排隊把所有的人變成一個長長的單項隊列，學校只能從這個隊列里招，你要錄分數低的人，就要把前面所有人都錄進來，投給你的考生不能太多，此時的招生就成了既定招生計劃的完成，每年招生指標是確定的，不能多招一個。高校不能隨便退檔。所以，我們這個招辦就變成了「照辦」。
按理說，聯考是為高校選拔新生服務，作為高校，應該考慮培養人才的個性、特色、綜合素質發展等各方面，但現在高校錄取時只知道今年我招的學生最低分是多少，最高分是多少，其他的你想了解也沒有用。除了分數，我完全不知道招進來的學生究竟是怎麼樣的人。但總分代表什麼呢？很難說，有些是語文好，有些是數學好。高校在當前的聯考體系下，它既無權也無責。高校只能關注培養學生的出口問題，前面的她左右不了，這是對高校最大的影響。這也是造成高校對聯考研究不多，而高中研究較多的原因。
聯考對基礎教育影響巨大。因為高校是按照分數來錄取。這樣的情況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會有「提高一分，超越千人」那樣的勵志口號。在河南省，提高1分，可能還不只超越千人，而可能是幾千人，所以就必須分分必較。
這種過於追逐分數的現象在高中教育中表現最為明顯，同時也在向下延伸，從高中延伸到國中，甚至延伸到國小、幼稚園。
02聯考抹殺創造性
在中美頂尖學府都做過教授的湯超認為，現行的聯考抹殺了學生最為可貴的創造性。
現在高三的學生基本上是不學新東西的，他們就是刷題。這個刷題不光是浪費了一年不學新東西，而且把原來有的一點點好奇心，對科學、文學的熱愛，可能也都刷完了。我接觸到很多北大很聰明的學生，他們也都抱怨這個。
所以，這個確實需要改，問題是怎麼改？怎麼把公平性和把聯考作為一個正面的東西，來激發大家的創造性，又能夠選拔到好的人才，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
韓國一位大學校長講過這樣一個笑話。他有一天做夢，夢見了上帝。他對上帝說：「你太不公平了，怎麼諾貝爾獎的名額一個都沒有分給我們韓國人呢？」上帝說：「分了、分了，早就分給你們了，可是他沒有通過你們的聯考。」
的情況和韓國是一樣的。
03聯考喪失了選才的基本功能
同濟大學高教所張端鴻說，首先是從功能的角度來講，聯考一是為了高校選才，二是保障社會公平。但是，從高校的角度來講是挑不到合適的人，整個聯考為高校選才的功能基本上是喪失了。
同濟大學高教所講師，聯考制度研究者張端鴻
理論上，每一個不同專業有不同的人才需求。我跟很多大學生交流之後，會發現很多人進來以後，實際上都喪失了學習興趣，他不知道自己未來有什麼樣的規劃，人生有什麼樣的追求。所以，幾乎每個人進了大學以後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能不能轉金融專業，因為金融行業的薪酬是最高的。各個專業都缺少把專業看作自己志向的人。
第二，大學老師在課堂上教學的過程中，學生是不主動思考的，還是習慣於傾聽，做作業，這樣就導致我們整個大學學習的高中化。有學者做過關於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水平測試的研究，就是在大學入學和畢業兩個時間點上對學生做測試，結果發現美國大學生四年裡面有顯著的提升。但是，內地大學生是下降的，就是說大學畢業和高三畢業相比，水平反而還下降了。
很多大學的老師都會去抱怨我所接納的學生很難教，所以選才功能實際上基本喪失了。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聯考形成了壓力傳導鏈。
聯考把應試壓力不斷地往前傳導，一直傳遞到幼稚園。我來證明一下是怎麼傳遞到幼稚園的。
我的孩子正在幼升小。上海的一個特點是，因為義務教育是公平的，所以公辦學校是均質的，於是誕生了一批優質的民辦學校。那麼小孩從幼稚園中班就開始和同學PK了，從中班開始，小孩就被送到外面的培訓機構裡面，開始學數學、語文、英語，這是5歲的孩子。孩子在幼稚園階段學習壓力就已經非常大。而且不是藝術、體育，而是知識性的學習，就是應試訓練。這種應試訓練是極其殘酷的，所以小孩子的壓力很大。
國小階段也是一樣的，它競爭的激烈程度已經到國小生心理問題頻出的程度。
因此，要把學校恢復成為一個學習場所而不是一個競技場所。現在實際上整個學校體制無論是在哪個學習階段都是一個競技場所。這需要政策上去大力推動。
聯考弊端：政府、社會、文化、家長皆難辭其咎
面對聯考的種種弊端，劉志軍認為，有多種因素在共同起作用：
首先是文化的因素，整個東亞的儒家文化圈實際上都是這樣的影響。有著1300年之久的科舉考試製度，對考試及考試結果的追求已經內化到人的文化心理中去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所以，這種文化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剛才說到聯考是為了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產生的。現在早就實行市場經濟了，就高校內部來說，高校學生就業早就是市場驅動了。但是招生還是計劃驅動的，所以就會產生矛盾。
第二個因素是政府因素。從目前來看，教育行政部門不僅管聯考本身，還管錄取規則、錄取方式，除自主招生外，各高校都不能探索自己的錄取方式。
第三個因素就是社會因素，社會和家長這種交互作用。比如狀元這件事現在特別受民間關注，不但有省市縣狀元，還有分科狀元，包括媒體也在炒作。這種風氣讓大家越來越關注這個問題。我看過一個調查資料，只要有可能，85%的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重點大學，50%的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清華北大，從目前高等教育現狀看，實現這一期望是不可能的。
湯超認為，教育問題是一個龐雜的社會問題，聯考不是孤例。
其中主要原因是政府管得太多了，而整個價值觀太單一，大家都要上名牌大學，要找到好工作，追求的東西差不多。教育體系也單一，帶來了很多的弊病。對於所有的創新、社會的發展，單一性就是一個巨大的問題。聯考現在大家都覺得應該改，又改不動。我覺得還是政府這個觀念沒有解放，就是他們覺得政府什麼都要管，考題都要管。
北京大學講席教授湯超（左）與教育史研究者張曼菱
西南聯大歷史研究者張曼菱說，教育應該是什麼，應該是不干擾。
現在有的孩子聯考前還住五星級賓館，簡直不可思議。讀書要有寧靜的心態，要有習慣的環境保證精力集中。家長突然把孩子送到五星級賓館，醒過來都不知道在哪了。這是不尊重孩子自身。孩子到聯考的時候應該是他拼搏的時候了，結果一堆父母站在外面陪考。你必須讓孩子發揮出最充分的、最旺盛的力量。我們都說人一定要受這個苦難，首先一個孩子需要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人的激情是全面的。如果一個人對生活、對事物、對世界都失去激情，只讓他（她）對解題有激情，可能嗎？
教育應該不拘一格降人才，西南聯大時期可謂教育史上短暫的黃金時代，教授有權力招收學生，每個學校也有自己的特色。楊振寧就是很善於理論物理，做實驗就會搞的一團糟，這樣的人才也能出來。所以不能說全國是一個體制，一個模子。
當年，我們的大學體制本來是很先進的。但是因為我們要學蘇聯嘛，全部變成統一化，學校統一化、聯考統一化，導致學生從中學起學習的模式化。現在的學生都是一個模子里出來的，中學起就失去了個性，那就是我們的教育、我們的大學首先失去了個性，然後我們的聯考也失去了個性。
聯考應該考什麼？應該考經典。不是像今年聯考試題有「小黃車」，農村孩子根本不知道小黃車，你讓一個孩子成天關注這個，這是好學生嗎？
所以，制度有問題、出題有問題、社會心態有問題，這些都是大問題。
怎麼看待聯考與公平的關係？
劉志軍認為，聯考不僅要考慮教育公平，還有社會公平，現在大家對公平性越來越多地關注。而聯考承載了社會公平這樣的一種職能，在目前來看，這點上還是有些問題。
我們說考試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說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我們通常理解的教育公平，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一理解只是體現了公平的第一個原則，即機會公平原則。其實它並不是公平的全部內容，除了機會公平原則，還有另外兩個原則。
一個是補償原則。目前在高校招生中專門安排國家專項和地方專項，專門招收來自貧困地區或農村戶籍的考生，這就是在機會公平的基礎之上，考慮了補償原則。
還有一個就是差異原則，就是謝宇老師說的人與人存在個性差異。在公平的三個原則中，我們現在只是關注了公平原則，對補償原則有所關注，但對差異原則關注得比較少。也就是我們首先要照顧公平，但是在滿足基本公平的基礎之上，對公平的其他方面也要關注，但目前我們考慮的還不夠。
同濟大學高教所張端鴻認為，聯考不能完全保證我們期待的那種公平。
我們發現大學里真正貧困的學生很難進來，過去國內一流的大學里有一半左右是來自於農村的，或者背景不是特別好的家庭。但是，現在這個比例大概佔到20%，下降得非常地厲害。
過去高校對貧困生的資助不夠發，現在部分重點大學的學生助學金甚至都發不掉。學工口的老師跟我說，發不掉又得硬發，有的學生就會拿兩份、三份，甚至比一般家庭經濟水平的學生的生活水平還要高。而很多真正的貧家子弟進不來。
從家庭培養的角度來看，我們80后父母是50后，90後父母是60后，再往前就是70后的父母是40后。代際的教育水平上是存在差異的。70后的父母知道怎麼去鼓勵自己的孩子，更加知道如何根據現在的評價體系指導孩子發展。每一個家庭從孩子小的時候開始對其在教育方面的經費投入之間的差異性是非常大的，而聯考等於最後用一個形式上的公平來鞏固前期的不公平。從這個角度來講，實際上公平的功能是喪失了。
聯考與高招怎麼改？
01重點高校的自主招生值得進一步推廣
劉志軍認為，自主招生方向正確，值得鼓勵。如果沒有這幾年的自主招生，部分高校探索如何科學合理地招生，那我們現在聯考改革更難。現在的聯考改革方案需要有社會氛圍作為基礎，高校招生過程也需要社會認可。而且自主招生中高校的能力建設非常重要，使高校有能力選拔學生。一開始肯定是在少數學校、面向少數人開始探索嘗試，再逐步擴大範圍。
他說，要讓學校嘗到自主招生的甜頭，即使自主招生錄的學生分數比普通學生的分數要低一點，如果通過跟蹤研究，這部分學生髮展更好，學校就會覺得很有必要投入專項資金用來做招生。因為自主招生需要高校的投入，另外，教授們參與面試也需要花費一定的精力。
以人民大學為例，今年自主招生人數比去年翻了一番。去年清華在浙江招生採用三位一體的辦法，即聯考分數佔60%，清華自己自己的評測佔30%，中學的評價佔10%，其本質和自主招生有類似的地方，即大學的評價和判斷很重要。
劉志軍說，這種嘗試勢必將使高校在錄取的時候，除了分數，還要考慮學生的多元因素。通過這樣的一種方式讓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關注、研究自己應該招什麼樣的學生的時候，這樣的一種招生制度對高中的影響就產生了，可以加入考分之外的，考慮個性差異的多元化因素。以前是「提高一分，超越千人」。今後可能就不僅僅是提高分數，這個分數都差不多了，還要看別的條件。
湯超認為，大學要辦出各自的特點。美國前一百個大學其實都不錯，每個大學有自己的特點，在國外的小孩也不一定說我一定要上哈佛、MIT，他（她）就是看哪個學校更適合自己，所以每個學校都對外宣傳他們學校的特點，他們的培養方案是什麼，什麼樣的學生可能喜歡他們。小孩也會去各個學校去看去選，這就是異質性，彼此不一樣。
本來教育就不是統一的，誰敢說自己懂教育，我想可能沒人敢說。既然你不懂教育，那你為什麼要設立那麼多條條框框，你為什麼不能至少讓有理念、有想法的人去試一試。
政府可能會擔心，亂了怎麼辦？短暫的亂或者小亂，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可怕的。就像以前做的計劃經濟要轉向市場經濟，肯定亂啊，但不是發展得也挺快的，就是說我覺得不用怕這個亂。有些調控是必要的，但是我覺得總體思想要放開。包括鼓勵民辦大學，而且民辦大學可以跟公立大學的教育理念、培養方案不一樣。
有人擔心，民辦大學它這個畢業生沒有競爭力怎麼辦？不要去管了。這不是我們要操心的。學校可以去宣傳，可以宣傳成功的畢業生，這是一個滾雪球的東西。它可以越辦越好，而且我覺得現在的社會已經到了一個可以辦很多相當好的民辦大學的階段。我覺得如果美國學校全是公立大學的話，美國也不可能像現在一樣有競爭性和活力。其實最大的創造性就是來源於異質性，大家不一樣。
02自主招生如何保證誠信問題？
在各種招生改革中，包括自主招生，都會遇到社會誠信度低的問題，這是招生考試改革中的一個大難題。與會嘉賓談到一個典型的例子，2013年清華曾公開昭告四川考生，清華不承認四川二級運動員的加分。四川媒體曾群起而攻之，認為清華大學是搞招生歧視。清華回應，歡迎這些學生到清華複測，因為近10年四川二級運動員考生沒有一個能通過清華二級運動員的複測。
劉志軍指出，雖然社會上造假情況比較嚴重，它說明當前聯考改革必須面對的社會環境、面對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值得探討的是，我們的突破口到底是什麼，應該採取什麼方式。
劉志軍建議，採取信息公開的方式，「把招生這個環節各個結果放在陽光下曝晒」。對於招生過程中的違規操作，加大追查和懲戒力度。他還建議，對於誠信問題，可以採取無限期追責。學生造假，任何時候發現，都可以處理，參與人員也應被嚴厲追責。比如，有了徵信系統以後，如果出現誠信問題，所有相關的社會生活成本就變得非常大，可能連基本生活都會受到影響，達到這樣的程度，人們才不敢鋌而走險。
張端鴻說，有學校在搞自主招生的過程中，個別老師可能會有干預結果的違規操作。現在學校予以的處罰是免除其行政職務，但是不會免除他的教師身份，實際上應該一撤到底。
03自主招生如何兼顧公平選才？
與會嘉賓討論到，自主招生雖然受到專家與高校歡迎，但現實上存在大範圍推廣的難度。因為，各學校實際上不大可能組織一次全國性大規模評測，學生也很難到全國各地參加考試、評測，基本交通都會成為社會難題。一部分農村學生可能連參加考試的經濟條件都不具備。同時，自主招生的過程相對複雜，評價也比較複雜，容易引起公平的質疑，目前國家嚴格限定各高校自主招生總量需要在總招生量的5%以內。
湯超回應說，這個可以通過偏向性政策去解決，比如，美國學校也會專門偏向一定的少數民族。北大現在是15%的學生，以國家專項的形式偏向貧困地區招生。
謝宇認為，「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一觀念，實際上對弱勢群體是不公平的。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千人計劃講座教授，《知識分子》主編謝宇
因為他（她）能在父母沒有教育背景、家裡經濟條件落後的情況下和你考一樣的分數，實際上他（她）的能力可能比你強。比如說，在考生家庭經濟地位比較低的情況下，我覺得應該是可以降低分數來考慮錄取的，降低分數的政策可以因人而異，就像我們的自主招生，可以把學生的家庭背景和其他因素考慮進去，對他（她）予以降分（錄取）。
我舉一個例子，人工智慧專家、斯坦福大學教授李飛飛跟我講過她的經歷：她在美國讀中學時，成績並不是班上最好的。同時，她的家庭條件也不是很好。她父母移民到美國后開洗衣店，自己學習之餘還要到洗衣店幫忙。普林斯頓大學面試她時，覺得她很有才，在艱苦的家境中取得這樣的成績很不容易，便錄取了她。我認為在自主招生中我們也應當發掘這樣的學生。
張端鴻指出，近20年前，他經歷的聯考跟現在所謂聯考工廠的做法很相似，三年做了幾千份試卷。那個時候改革的呼聲非常強。但就是因為對公平的過分強調，所以導致改變一再錯失時機。到2010年的時候，實際上國家對於聯考的招考分離的改革，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有非常詳盡的改革方案，但是利益集團不願意實現權力分散化，分散到每個高校自己去。部分高校因為怕擔責任，改革意願也不強。
政策層面滯后和保守，到最後就導致出現公平潔癖。一旦社會出現全民公平潔癖以後，問題就越來越嚴重，在這個壓力下，政府很難作為。所以，應警惕「公平潔癖」影響聯考改革進程。
觀眾提問1：請問張端鴻老師，您提到上海在資源發達的條件下，小孩甚至三四歲就已經進了「軍備」競賽，要進入最好的幼稚園、最好的國小，而且是民辦的，也就是說私立的學校現在在上海辦得越來越多，然後這些學校經常收費收到30萬。你有沒有覺得學校經過多元化發展，會對於低收入人士更不公平？
張端鴻：我們前一陣在同濟大學開了基礎教育減負政策的研討會，在會上我們大家都達成了很多共識，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認為現在整個所謂的學校多元化，比如說民辦體系有一定的好處，比如說上海的學區房跟北京相比的話就沒有那麼高。有一個問題是它提前招生的，先招民辦國小、民辦國中，然後再是公辦免試就近入學，這樣一種體系下，實際上社會上就把這個民辦國小、民辦國中當然地看作了歷史上的重點中學、重點國小，實際上它是有違基本教育公平精神的。
因此，在這個會議上，我們當時就建議應該把民辦和公立學校同批次地進行招生。要復興我們的公辦教育，復興公辦國小、公辦國中。實際上過去幾年裡面強化了民辦以後，公辦學校系統過分強調減負，而且在減負的過程不加區分的，也就是說應試訓練和適當啟蒙性的直接全部被砍掉。一旦減負，國小也好，國中也好，政府對於公辦中國小的監督是比較嚴格的。但是對於民辦學校以及市場上的培訓機構監管非常弱，一個很顯然的就是公辦學校領導者全部都是由政府來任命。所以，它對於政府的減負政策遵守得非常嚴格。民辦國小和培訓機構可不管這些，反正沒有辦法對對他們實施非常有效的監督。
我們現在是把公辦學校的責任不斷降低，實際上這個是不行的，需要把公辦學校的責任再抬高，然後讓他們在這個過程中能及時地改革。
謝宇：我覺得對貧困子弟而言，真的會有不小的影響。比如說，通常來講，家庭條件比較好的學生，他（她）從小見識廣，可能表達能力會不錯，應對面試的能力比其他人要強，這樣的學生參加自主招生的話，是有優勢的。因此，在自主招生中，應當考慮對家庭背景比較好的學生，要求更高一些；對家庭背景差的人進行一些政策鼓勵和放寬，要有意識地調整。因為類似家庭這種你表面上看不見的因素在分數上是反映不出來的。
觀眾提問2：謝宇老師，您認為這些興起的私立學校應該照顧一下這些家庭背景不是那麼好的學生，但問題就是這些民辦學校辦學的目的就是想招一些家庭條件好的孩子。
謝宇：是這樣的，在美國，所有的貴族學校一定會留出一定的比例讓貧困學生免費來讀，還會給他們獎學金。再好的學校，都會有一定比例的家庭條件一般的學生，因為他們希望學生背景是多元的。我認為，的民辦學校也可以做這樣，對學生培養有好處。
觀眾提問3：剛才各位老師都對現在試點的自主招生的政策比較認可的，也說現在一定要培育我們的家長對於政策的認可度。但是我個人的感受是，目前家長熱衷於自主招生並不是對這個政策本身的認可，還是對這些高校的認可。如果說我們國家對於高校的標籤，對於高校科研的投入和高校實力階層的關聯關係不打破的話，如果將來這個試點推開，那我們設想一下一個地方的三本院校去推行自主招生會不會出現無人報名的尷尬局面。我想問一下劉校長，如果將來自主招生普遍推開，它會不會形成一個良性互動去幫助我們的高校招到各自想要的人才？
劉志軍：說得非常好，其實我說的大家對自主招生比較認可，認可的是這個方向，並不意味著現在各個學校的自主招生它做得都很好，實際上都有改進的空間，有些學校還需要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第二，與自主招生相類似的這樣一些政策，它不僅僅是在最高端的學校。我們現在是國家批准自主招生高校全國有90個，另外還有像浙江的三位一體招生，它類似於自主招生，雖然二者有所不同，但方向是一致。它在浙江省內的學校基本上幾乎涵蓋所有的大學部高校，應該說效果不錯。
還有就是現在全國很多省份都採取高職院校自主招生，今年以河南為例，河南今年80多萬的考生，有10多萬不需要參加聯考，因為他已經提前參加了這種高職院校的提前招生，這也是自主招生， 10多萬已經在聯考前錄取進去，他不需要再參加聯考了。這就說明像這樣的學校，高職院校都有人願意報，而且不少，不會出現您所設想的地方三本院校去推行自主招生無人報名的尷尬局面。
觀眾提問4：在我們國家，凡是國家干預程度高的領域，除非說出現特別大的危機，要不然不撞南牆不回頭。但我們的教育政策很難出現一個大的危機，無非就是說我培養出來的人才，將來發展空間沒有那麼大，還是能保持社會穩定的。基於這樣的前提，我們國家有沒有動力、有沒有決心去深層次地推行我們的聯考改革。
謝宇：我覺得你講得很對，現在的動力在哪呢？可能在地方。比如說深圳、比如說上海，上海紐約大學，它有自主招生；深圳引進了香港中文大學、南方科技大學。這類學校在學生錄取和自主招生中，相比之下是有更多的自主選擇權的。
湯超：其實這個危機很多人都看出來了，就是你想想看這麼多年有多少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科學、新的技術是在誕生、發現的。我們本土的諾貝爾獎一直到最近才有，而日本現在幾乎每年都有諾貝爾獎，這已經跟的這種地位非常不相稱了。這種情形再繼續30年下去，可能就麻煩了。這裡面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肯定是教育，也和剛才談的聯考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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