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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蠻向化還是夷夏相融?考古解開遠古湖南的華夏密碼——2017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六講

南蠻向化還是夷夏相融?考古解開遠古湖南的華夏密碼——2017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六講

2017年6月30日下午,由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的「2017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六講在考古研究所八樓多媒體廳舉行。本場講座邀請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研究員(圖一),為大家帶來題為「南蠻向化還是夷夏相融——考古解開遠古湖南的華夏密碼」的學術講座。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研究員主持並點評(圖二)。來自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社會科學院研究所院、國家博物館、中央民族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和學生們聆聽了此次講座。

圖一:主講人 郭偉民研究員

湖南位於長江以南,南嶺以北,武陵山以東,羅霄山以西,全省屬於亞熱帶氣候,面積為21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七千多萬。就整個湖南的地形而言,三面環山,向北部的洞庭湖敞開,區域內的江河均向北流匯入洞庭湖,然後自洞庭湖城陵磯處匯入長江。(圖三)曾國藩曾道:「湖南之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革,蓋亦山國荒僻之亞」,承認湖南是一個偏僻多山的荒野之地。錢基博也曾言:「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強調湖南相對封閉且民風彪悍,中原地區的華夏之風較難傳播到該地區。先秦時期關於湖南的文獻記載相當少,且內容甚簡僅提到諸如:「洞庭」、「蒼梧」、「江南」、「長沙」等地名。所以,若僅依靠文獻來寫湖南古代史,只能從秦漢以後開始,而在此之前湖南數十萬年的歷史,就要全部依賴考古學。故以下內容將分五部分講述自距今50萬年舊石器時代至秦漢時期的湖南歷史。

圖二:主持人 劉國祥研究員

圖三:湖南省地形圖

一、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南方史前文化高地

(一)非洲夏娃?連續進化與附帶雜交?

湖南舊石器時代考古多年來的工作基本建立了兩大類群,一是湘北的澧水類群主要分佈在山前的丘崗上,另一個是湘西北的潕水類群分佈在雲貴高原的東沿武陵山區中(圖四)。澧水類群有著較為清晰的文化序列,從距今50萬年前的虎爪山文化遺存到2萬年前後的十里崗文化,兩者之前還有雞公壋文化和烏鴉山文化,最近的考古發現表明該類群的年代上限可能更早而達到距今70萬年。潕水類群的起始年代稍晚,從距今40萬年至2萬年,經歷了二卵石、岩屋灘和長坪三個文化遺存。其中,澧水類群最重要的特點是大三棱尖端器,早期器物體量較大,至中晚期開始出現細小的石器(圖五),此類石器在該地區的臨澧看花廟、臨澧文家下灣、臨澧看花山、臨澧尖峰村、臨澧望城、澧縣烏鴉山等遺址均出土。而潕水類群則以單邊刃的砍砸器為代表與澧水類群有著明顯的差異(圖六),在辰溪馬鞭田遺址出土十分豐富。

圖四:湖南兩大舊石器文化系統分布區域

圖五:澧水類群文化石器

圖六:潕水文化類群石器

近兩年在洞庭湖的赤山島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共發現舊石器點10餘處,年代為距今30—12萬年。目前對其中三處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獲取一批重要遺物,首次在湖南確認似阿舍利技術風格產品的地層和時代(圖七)。在考古學上為人類「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理論提供了有力證據,給及東亞現代人類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視角。

圖七:赤山島出土具有阿舍利技術的手斧

另外在湘南的道縣福岩洞遺址由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發現了47枚距今8-12萬年屬於現代人的牙齒(圖八)。對於此發現,發掘者劉武先生評價道:「發現最大的意義,是發現了『fully modern』(完全現代)的現代人,雖然還沒有直接觸及現代人是否起源於非洲的問題,但結合道縣以及這麼多年國內化石的發現,一個比較合理的推測是,乃至東亞人從當地起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由此便引出關於人類起源的話題。

圖八:福岩洞遺址發現的47枚屬於現代人的牙齒

目前關於人類起源主要有兩種學說。一、直立人的起源說,認為人類起源於700萬~600萬年前非洲中北部的撒海爾人查德種,在大約200萬年前直立人出現,從中東向東南亞的爪哇不斷遷徙擴散,並在此後幾十萬年的時間裡,佔據了整箇舊大陸。二、現代人起源說,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為:走出非洲說,認為現代人類源於20萬~10萬年前非洲的第二次遷徙,走出非洲的現代人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區的古人類。到達東亞的時間為3—5萬年;另一種為:多地區進化說,認為現代人類的幾大人種是由早先從非洲擴散至不同大陸上的古人類獨立、連續地進化而成。

為了解決這兩種學說的矛盾,一些古人類學家如吳新智等提出了「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人起源模型。此外,美國學者史密斯也提出了一個折中的同化模型,認為從非洲出發的擴張和各人群之間的遺傳交流在人類進化過程中都起過重要作用。這些學者認為:西歐和人的起源模式有區別,東南亞、澳洲、美洲的模式及它們與非洲的關係也不盡相同,是完全取代、連續進化還是融合同化,不能用同一種模式概括所有現代人的起源,不同模式在各地人類起源過程中的作用並不相同。而目前在已經發現的百餘處人類化石材料為更新世以來本地人類連續演化、鑲嵌進化和與外來人群有過少量基因交流提供了系統性的實證。古人類頭骨上表現出很多共同的、在時序上連續性的形態特徵,顏面在水平方向扁平,鼻樑矮,鼻腔與眼眶之間骨表面平或稍凹,眼眶近長方形,上頜骨顴突下緣彎曲,與上頜體連接處位置較高,額骨與鼻骨和上頜骨相接的骨縫呈大致水平的弧形,額骨正中線上最突出處靠下,頭骨最寬處在中三分之一部的後段,早期較強而中期較弱的正中矢狀脊,上門齒呈鏟形等。對於如此重大全球關注的問題,湖南舊石器考古也做出了相應的貢獻。

(二)南方文化的策源地

在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階段,湖南地區發現了以玉蟾岩為代表的典型遺址。1993年和199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哈佛大學聯合主持考古發掘,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此發現了最早的水稻遺存,發現了最早之一的陶器(圖九),通過對陶片的檢測顯示其年代距今約一萬八千年,僅次於江西仙人洞發現的陶片。這些發現為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提供了考古學物證,展現了資源強化與農業起源階段的一種新的社會經濟模式,拉開了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序幕。

此外,在南嶺兩側還有諸如大岩、父子岩、甑皮岩等年代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早期乃至新舊石器過渡階段的遺址,特別是在桂林地區可能有近200處類似的遺址,東部江西地區的仙人洞和吊桶環亦屬於南嶺向東延伸的山系。而整個南方山區的中心則是在南嶺,並形成了可稱為「南嶺中心帶」的區域。(圖十)該中心帶的文化特點是:石器發達,兼具打制與磨製,骨角蚌器磨製加工普遍;陶器製作出現;動物遺存豐富;也有植物遺存。其經濟形態為:漁獵採集發達,植物馴化出現特別是孕育了稻作農業。因此,在距今一萬至二萬年之間的南嶺地區,最先出現了先進的磨製石器、陶器及稻作農業,成為新石器革命的策源地。

圖九:玉蟾岩遺址出土復原的陶器

圖十:「南嶺中心帶」區域示意圖

(三)彭頭山文化——長江中游第一批定居聚落(距今9000——7600年)

至新石器時期,長江中游地區出現了以彭頭山文化為代表的一批最早的定居聚落。彭頭山文化出土器物器形比較單調,以圜底器為主體,陶質以夾粗砂為主。此時彭頭山文化已經開始與長江流域的上山文化,黃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崗文化、后李文華進行大範圍的文化互動和交流。(圖十一)其中彭頭山文化最富特色的器座影響了大半個,該器物向北可至山東,東至浙江,西至雲南,南至兩廣,在不同的空間和時間段均存在該器物,最早都可追溯至彭頭山文化。而彭頭山等遺址出土的圜底雙耳器可能與河南賈湖遺址有關。另外,在湖南澧縣夢溪八十壋遺址的古河道中發現數萬枚炭化水稻以及一些菱角。其中出土的水稻已經具備現代粳稻的特點,而菱角的澱粉含量相當高,完全可以作為當時人的主要食物來源。

圖十一:彭頭山文化時期的文化交流與互動(韓建業)

(四)皂市下層文化、湯家崗文化——環壕聚落的發展(距今7500——6500年)

彭頭山文化之後便是距今7500年至6500年的皂市下層文化和湯家崗文化。此時已經出現環壕聚落,即在村子周圍有壕溝環繞。湯家崗遺址便發現有,而且挖壕溝的土就堆在壕溝的內側,那便意味在壕溝邊上就有一條土埂,因此就形成了類似有牆且有環壕的結構。湯家崗文化出土陶器最大的特點便是陶器上有很多戳印紋和篦點紋(在大的戳印的基礎上再用竹片戳更小的紋飾)實際上二者在一起是一種複合紋飾,是湯家崗文化向南方其他地區傳播最為重要的特點之一。另外,該時期還出現了白陶,其裝飾紋飾也極為複雜。同時期,在洞庭湖區之外的沅水中游武陵山區腹地分佈著高廟文化。高廟遺址為一貝丘堆積,出土有大量的螺絲,但沒有水稻遺存,意味著當時居民還處於漁獵經濟的狀態。但該文化的陶器紋飾極為複雜,尤以獸面紋和鳳鳥紋最具特色,另外還有類似於太陽的紋飾。(圖十二)

圖十二:高廟文化的獸面紋、鳳鳥紋和太陽紋

接下來以城址的出現為標誌進入了另外一個時代,以大溪、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為代表,長江中游地區的史前社會複雜化進程真正啟動。此時湖南地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便是城頭山古城,(圖十三)該遺址最早可追溯至大溪文化第一期距今6300年。該城整體形態為圓形,周圍有城牆以及護城河,通過對城牆的解剖發現了不同時期築城堆積的情況,基本可以分為四次大的建造階段。在城壕中發現大量木樁,及木槳和蘆席。在城東還發現了目前最早的水稻田,當水稻田廢棄之後,出現了祭壇。在祭壇的邊坡留下了大量的紅燒土和草木灰,在祭壇最後使用階段至徹底廢棄這個區域還有很多墓葬。在祭壇旁邊還有很多祭祀坑,出土有大量動物的骨頭,尤以燒過的豬骨和牛骨為多,而且還發現有很多草木灰以及被砸碎的陶器。另外,在城頭山遺址還發現了目前為止大溪文化規模最大的墓葬以及數量眾多大小不等的瓮棺葬。

當城頭山古城延續到距今5000年左右時被廢棄,在澧陽平原又出現了一個新城即澧縣涔南鄉的雞叫城。(圖十四)該城呈圓形被三環水系所包圍,而且在城外圍西部和東北部有一系列豎長排的壕溝,壕溝之間大約相隔200米,而且這些壕溝通過河流與雞叫城的三環水系相聯通,並且與附近的湖泊連在一起。這可能是長江中游地區極具特色的集防禦、灌溉、水路運輸等功能為一體的水利工程。通過解剖壕溝,發現壕溝底部有長超過4米,寬45厘米,厚25厘米做工極為平整的木板,木板周圍有很多木樁,下部的淤泥中有大量的糠。據此推測當時該城開始的時候為環壕聚落,後來將壕溝填埋后要在壕溝上建城牆,因此可能在壕溝的淤泥內摻雜糠並打下木樁鋪上木板。

圖十三:城頭山古城

圖十四:雞叫城聚落群城壕系統

二、華夏中原的出現與華夏邊緣的形成

趙輝先生認為在公元前4000至前3300年,有三大文化圈,即黃河流域特別是黃河中游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彩陶文化圈;東北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筒形罐文化圈;長江流域以屈家嶺文化、崧澤文化為代表的鼎文化圈。比較三個文化圈之間的交流情況可以看出,彩陶文化圈在這個三角關係中似乎更為主動和強有力。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2500年大約相當於廟底溝文化時期,中原相對虛空,周邊較為發達。比如:大型祭祀遺址和貴族墓地的紅山文化;大型聚落和精緻陶器的大汶口文化;以大型聚落遺址、貴族墓地和發達的攻玉技術為特徵的良渚文化;建造了超大型城址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建造了宮殿式建築的大地灣—仰韶文化。周邊的考古學文化開始逐漸向中原地區施加影響,可以把這一時期視為中原文化區開始形成的時期。至公元前2500至前2000年,中原地區吸收大量外來文化因素,變得複雜而豐富起來。以客省庄二期文化、王灣三期文化、后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陶寺文化等形成巨大的考古學文化實體——「中原龍山文化」。而且,越是來自遠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離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顯赫。中原作為一個文化實體凸顯出來,不僅為以後三代文明準備好了地域舞台,還形成了中原文化的多重空間結構。在這個格局大勢中,中原兼收並蓄各方好的東西,為我所用,它有包容、同化和改造一切外來因素的大度心理,也因此得到其外圍群體的認同。中原的影響力和凝聚力與日俱增,輻射四方,這在人們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留下深刻烙印(譬如外服制度、「」的觀念等),也決定了歷史上政治、軍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行為的基本方策。所以,公元前2500至前2000年,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正式形成。

圖十五: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示意圖(趙輝)

因此,在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過程中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歷史進程:進程之一:仰韶文化早期中原強勢,仰韶文化彩陶對周邊產生影響,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考古學文化互動頻繁;進程之二:中原動蕩,群雄湧入——逐鹿中原,即各地區文明化進程加劇,中原成了各方力量角逐的舞台,周邊文化不斷對中原地區施加影響,然而並沒有任何一支周邊文化在中原地區長期固守;進程之三:中原強大,周邊暗淡——月明星稀,即經過中原文化的發展以及周邊文化對中原文化的不斷影響后,中原文化在固守中原的基礎上並奮力開拓周邊,至此早期的概念出現。千餘年之後,在何尊的銘文中出現: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自茲乂民。而「宅茲」就是要永久固守。綜上所述,早期初現的標誌有三:第一、自然地理上的「」與「天地之中」的認知——中原即的認知,導致周邊古國或族群開始有心逐鹿中原,欲成為中原之國,可稱為文化上的早期;第二、逐鹿中原並逐漸據中原;第三、佔據中原並且固守中原從而開拓周邊,可稱為政治上的早期。

在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這個時代,在長江中游地區的中心也開始由澧陽平原向江漢平原轉移形成以石家河遺址為中心的歷史趨勢,時至今日兩湖地區的中心還是在武漢。在江漢平原的石家河城址面積達120萬平方米,周邊聚落群達8平方公里。在印信台遺址發現了大型陶缸的遺迹,在三房灣遺址僅有兩個探方的面積內發現數萬個紅陶杯,而在譚家嶺發現了數量眾多精美的玉器,相似的玉器在湖南地區如孫家崗墓地、石門丁家山等遺址也有出土,但質量和數量稍遜一籌,(圖十六)甚至一些器物傳播至越南的馮原文化。所以至龍山時代的中晚期,所謂的華夏中心和邊緣就開始出現了,而湖南的邊緣化也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

圖十六:孫家崗墓地出土玉器

(二)誰的夏商周?

龍山時代之後的二里頭文化時期,湖南依然處於一個邊緣化的位置。向桃初所論證的二里頭文化南傳的過程中,湖南便處於傳播過程中最末端的一個地區。(圖十七)在湘西和湘東地區均發現有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陶器,但未見該時期的銅器。至商周時期,岳陽銅鼓山出土了相當於殷墟一期的銅器,在寧鄉黃材炭河裡遺址及附近則出土數量且種類較多的銅器,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四羊方尊和人面鼎,(圖十八)另外在周邊地區也有大量當地風格的青銅器出土。至於這些銅器是在中原製造而南來?還是來自中原地區的工匠在當地鑄造?抑或是當地工匠學習了中原地區的鑄造工藝在當地鑄造?對此依然存在爭論。而此時當地的社會形態是一個國家,是一個方國,還是一個地方團體,至今也無法解答。但該地區依然是在華夏中心形成的過程中,與中原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地方實體的存在,也正是這樣實體的存在,形成了中華民族早期統一性和多樣性的特點。

圖十七:二里頭文化向南方的傳播(向桃初)

在西周時期,湖南地區大體有兩支族群,即百濮與百越,亦都可視為南蠻。其中一支主要分佈在湘江流域、資水流域,可能為百越人活動區,考古學文化上表現為樟樹潭、費家河、山門角一類遺存。而另一支分佈在澧水和沅水流域,可能為百濮人活動區,表現在荊州周梁玉橋、澧縣文家山、寶寧橋一類遺存。所以在夏商周時期,湖南是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各個區域獨具特色的區系,而這有與各個地區所分佈的族群以及各個地區與中原文化以及其他的地區文化之間的關係密切相關。目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致力於構建湖南地區夏商周時期的文化譜系,這不僅對湖南甚至整個南地區夏商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研究都起到一個標尺的作用。

圖十八:四羊方尊與人面鼎

三、從國家邊陲到帝國內陸

(一)奮發荊楚——楚國的崛起與楚文化的南漸

在兩周時期,楚文化在兩湖地區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傳說楚國的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乃黃帝之孫,昌意之子,表明楚國公族可能與中原地區有某種關係,但楚國的平民百姓應該還是當地的土著居民。楚國在西周早期便已存在,在西周晚期開始逐漸強大並佔據著江漢平原。至春秋中期楚文化已經滲透到湖南地區,在湖南臨湘大畈遺址出土的陶器和汨羅高泉山一號墓出土銅器均表現出楚文化的因素,至春秋晚期和戰國早期整個湖南地區均受到楚文化的影響。至戰國中期以後楚國勢力基本完全佔據湖南地區,湖南也便成為楚國的一部分。在湘北、湘西、湘東均發現了楚國的城址,(圖十九)如沅陵窯頭古城、龍山裡耶古城桃源采菱城等。另外還發現一些楚文化的墓葬,如臨澧九里大墓、長沙東南郊子彈庫戰國楚墓、桃江腰子侖春秋墓、永州鷂子嶺戰國墓、郴州資興舊市春秋戰國墓、平樂銀山嶺戰國墓等,並出土有諸如長沙子彈庫楚帛書、人物御龍帛畫等珍貴文物。

圖十九:湘西北地區楚城分布圖

在湖南逐漸成為楚國南疆的過程中,則伴隨著楚人與越人的爭鬥以及楚文化與土著文化的此消彼長。如《國語•楚語》記載:「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表明楚國對南方的征服。在桃江腰子侖春秋墓、資興舊市春秋墓、平樂銀山嶺戰國墓所出土的器物則表現出楚文化和越文化共存的現象,並且器物所佔比例可能與墓地所處的地理位置和時代有關。通過對湖南地區楚文化材料的梳理,可知楚文化在永州的分佈局限於九嶷山以北,在郴州的分佈局限於騎田嶺以北,楚勢力範圍不過南嶺,但可能對南嶺以南地區有所影響。

(二)秦漢帝國的南方疆域與疆界

秦滅六國后,於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分五路軍越過南嶺平定百越,在湖南設立郡縣(洞庭郡、蒼悟郡)(圖二十)。漢承秦制,行政設置雖有改動(武陵郡、長沙郡),但區域板塊大體維持基本格局。從此,湖南正式納入中央版圖,成為帝國的一部分,才最終屬於華夏。在秦朝時期,湖南有一項重要的考古發現便是里耶古城,發現了城牆、大量用於戰爭的箭鏃、秦代的乘法口訣表,記載有「洞庭郡」的木牌以及珍貴的竹簡。

圖二十:秦攻百越路線示意圖

在西漢前期,南嶺成為長沙國和南越國的疆界,但當時的中央帝國很難控制南越國,南嶺亦可視為帝國的疆界。至漢武帝元鼎五年秋(前112年),分四路大軍出桂陽、出豫章、出零陵、出夜郎進軍南越國,並會師與番禺,最終實現帝國的統一。而在西漢長沙國時期,長沙國王侯陵墓取得了巨大的考古發現,包括漁陽墓、風蓬嶺張姃墓、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以及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了包括馬王堆一號漢墓墓主人遺體、素紗禪衣、帛畫、駐軍圖、長沙國南部地形圖、漆器、竹簡等大量珍貴文物。

自春秋時期之後楚國在湖南的經營,使湖南加速了華夏化的進程。秦朝洞庭郡和蒼梧郡的設立,湖南正式步入華夏國家的序列。西漢長沙國、武陵郡、長沙郡、桂陽郡的設立,湖南持續得到開發。並正式完成由邊陲到內陸的過程。在帝國向南嶺以南國家疆域擴展和版圖擴張的過程中,湖南成為帝國的鋒芒。

四、遠古湖南的華夏密碼

在史前文明化進程中湖南扮演著獨具特色的角色,在多方面為華夏文化做出重要的貢獻。第一、湖南舊石器時代連續穩定的礫石石器工業技術是舊石器文化的重要傳統。第二、湖南從狩獵採集到稻作農業的發生,對於史前文化有傑出的貢獻,從玉蟾岩、八十壋、城頭山、雞叫城四個遺址出土的不同時期的水稻可以明顯地觀察到發展的序列。第三、湖南史前文化的創造對新石器文化觀念的變革直接影響了史前和華夏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其中白陶、獸面紋、鳳鳥圖像、八角星紋、祭壇與祭祀坑等主導的精神文化成為夏商周時期重要的精神信仰。另外,白陶及其刻劃、壓印、戳印紋為主的陶器風格影響了整個南及東南亞地區。第四、湖南史前文化與周邊的互動成為史前相互作用圈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長江下游的跨湖橋、崧澤、良渚文化以及與中原地區的裴李崗、仰韶和龍山文化均有交流。同時,湖南又作為中間媒介或文化因素的發端地向南方地區甚至越南以及太平洋地區傳播。

五、九嶷山上白雲飛——舜葬九疑傳說的來龍去脈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在夏商周時期,湖南應該不屬於中原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轄範圍之內,但是為何「舜葬九疑傳說」會出現在湖南呢?說明怎樣的歷史問題?

(一)「舜葬九疑」的歷史溯源

《史記•五帝本紀》載:「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說明舜帝作為「五帝」之一,其生活的時代在夏朝之前。夏之前的中原,是中原龍山文化時期,可以分為多支地方類型,舜屬於哪一支尚無從考證。但其實舜帝(帝舜)作為人格名稱的出現,是春秋戰國時期。在《論語》、《左傳》、《國語》中,舜、帝舜的記載不在少。《左傳》從僖公三十三年到召公二十九年,舜的名字出現十次之多。《國語》也有七次提到舜。一般認為《左傳》、《國語》的成書年代大概在戰國早中期,由此可以判斷,「舜」這個人格的出現大致在戰國早期甚或更早一些。「五帝」之說則要更晚,《左傳》、《國語》等書中均無「五帝」的專稱。到戰國晚期,五帝之說才突然興盛。

關於舜帝南巡和舜葬九疑的故事,在《史記》之前,就已經存在。其一,《尚書•舜典》記載:「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此處「陟方」究竟何指並不明確,後世史家多以南方指代。其二,《國語•魯語》說:「舜勤民而野死」,表明其死在外地,具體方位不明。其三,司馬相如在《大人賦》中說:「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其四,劉安《淮南子•修務訓》中說:「舜作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其五,屈原多次提到舜帝(重華)、九疑的事迹。並且之後又演變出「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斑」的傳說,以及之後廣為流傳「九嶷山上白雲飛」的凄美愛情故事。

而關於舜葬九疑的文化構建很可能是由楚國完成的。因為春秋戰國時期作為南方的強國,楚國也有完成全國統一的企圖,需要來自華夏的認同。而楚國公族出自華夏,舜也被認為是楚國的先祖。楚的南部邊疆在春秋戰國時期從未越過南嶺,九嶷山應該就是是楚國國力與疆域統治的極限,作為疆域邊界的九嶷山便成為了國家的象徵。正因為有這樣的歷史原因,才有九嶷山的舜葬,九嶷山的歷史傳說。

國家官方對舜的祭祀行為歷史悠久並且歷代均有。比如,楚靈王「闕石陂漢,以象帝舜」;後來秦朝時期,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秦始皇)「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漢武帝時期,「(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湖北宜昌),望祀虞帝於九疑」;新莽時期,「治『虞帝園』於零陵九疑」,「四時致祠其廟」。唐以後歷代,均有皇帝派官員或委託地方官員祭舜。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地圖所標的帝舜就應該是舜廟。(圖二十一)總之,舜葬九疑的歷史構建經歷了五個過程,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舜作為一個人格化的傳說偉大人物開始出現;戰國晚期,舜作為五帝之一見於史籍;戰國末期,形成舜葬九疑的傳說;秦朝時期,開始望祀九嶷;西漢之後,歷代開始在九嶷山祭祀舜帝。並且至今,歷屆湖南省領導也均祭祀舜帝。因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在九嶷山開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

講座結束后,與會學者就「南嶺中心帶」的提出;雞叫城三環水系與城外稻作農業的關係;以石家河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歷史趨勢的過程中湖南地區考古學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關係;湖南史前考古學文化對東南沿海的影響以及與南島語族的關係;通過對湖南從楚國邊疆向帝國內陸的轉變來思考邊疆考古學理論等話題進行了熱烈地討論。

圖二十一: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形圖上的帝舜

圖二十二:劉國祥研究員為郭偉民所長頒發講座嘉賓聘書

圖二十三:講座現場

最後,劉國祥研究員再次向郭偉民所長表示感謝,並頒發講座嘉賓聘書。(圖二十二)他認為此次講座提供的資料十分系統詳盡,從距今50萬年的舊石器時期至秦漢時期詳細地介紹了湖南系列重要考古發現和研究進程。同時,該講座主線突出,從舊石器時代湖南兩類文化遺存對人類起源問題研究的貢獻;新石器時代湖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自身特色的發展及與周邊文化的互動,並在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夏商周時期至秦漢時期,結合考古和文獻材料論述湖南從國家邊陲到帝國內陸的進程。本次講座很具理論啟發性,使在場學者和學生均能從自身的學術視角進行思考並提出有價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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