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是良心劇嗎？

從經濟的角度看，人和人的關係可以簡單分為以下三種：

1.自力更生，不相往來。

2.互惠互利，貿易往來。

3.暴力掠奪，爾虞我詐。

這三種關係不僅發生在個人和個人之間，也發生在集體和集體之間，國家和國家之間。

電視劇《大秦帝國》（已經上映了三部）講述的是秦國如何做大做強，如何「崛起」的過程。企業要做大做強，需要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秦國作為一個軍事集團（或者說強盜集團），做大做強的過程就是不斷的侵略（暴力掠奪）。

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世間有兩種邏輯，一種是市場的邏輯，一種是強盜的邏輯。市場的邏輯利人利己，強盜的邏輯損人利己。秦國的所謂「崛起」，其實就是「強盜的邏輯」的演繹。

即使做強盜，也存在某些「底線」。戰爭雖然是殘酷的，但是大家一般不殺降虜；政治鬥爭雖然是無情的，但大家一般不把派遣刺客去刺殺其他國家的高官顯要作為常規手段。而秦國，恰恰是靠著踐踏這些「底線」而成為虎狼之國。它的「崛起」，拉低了當時整個華夏的道德水平，讓所有人的生存環境變得更加險惡。

強權崇拜者常常把「虎狼之國」視為一種榮耀，殊不知，虎狼之國，就是禽獸之國。野蠻侵略，就是率獸食人。

在這樣的野蠻國家，個人的價值被完全抹殺，每個人存在的意義就在於為國家種地，為國家打仗。大國的崛起是屁民的苦難。國內，「老母號泣，怨女嘆息」，父親朋友間都要相互告發。國外，這樣的野蠻國家也根本不會得到尊重，秦國贏得了無數場戰爭的勝利，敵國的人民卻依然不屈服（「秦能奪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即使最終統一天下，也沒過多少年就被六國舊人顛覆了。

這些歷史常識本身無需喋喋不休的重複。遺憾的是這些年的影視劇時不時的以歌頌統治者為風尚。不但歌頌統治者，還歌頌專制，歌頌暴力與強權。《大秦帝國》不過是其中的一部而已。這樣的劇作被譽為「國產良心劇」實在是令人齒冷。試想，如果有人拍一部歌頌希特勒歌頌納粹的《納粹帝國》；或者有人拍一部歌頌日本侵略的《大東亞帝國》，難道會因為製作精良就被稱為「良心劇」嗎？

影視劇顛倒黑白的價值觀不令人驚奇，像許小年這樣令人尊敬的經濟學家在文章中稱讚商鞅變法是歷代變法中僅有的兩次成功之一就更容易引起誤會了。許小年老師的關注點是土地分配和官僚制度。土地分配給農民，選拔官員時唯才是舉看起來確實是「先進」的制度。但是分配土地是為了保障頻繁發動戰爭有充足的糧食，不拘一格降人才是為了專制統治，這種「進步」，對個人乃至社會，到底有什麼好處可言呢？何況與這兩種「進步」制度一起施行的，是控制糧食買賣、礦山國有化、對工商業堅持重稅政策、推行戶籍登記、限制人口流動。這一系列「改革」奠定的「秦國特色」，導致即使地多人少，其他國家的農民也不願意來秦國。導致後來即使在和平年代，也「天下苦秦久矣」。

專制即奴役，封建出自由。封建時代是華夏文明最燦爛的時代。不但有諸子百家的文化，也有蓬勃自由的貿易。而無論是商鞅變法后的秦國還是統一天下后的秦朝，它所實行的是計劃經濟，以至於有後世學者分析，秦並非亡於嚴刑酷法，而是亡於計劃經濟。

《大秦帝國：裂變》中的呂不韋

《大秦帝國》的第一部講的是商鞅變法的故事，商鞅被吳曉波在《歷代經濟變革得失》一書中稱為「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一個國家為什麼要通過計劃經濟來「崛起」？答案顯而易見。只有國家控制了財富的分配，才能實現「不服從者不得食」，才能驅使民眾去征戰四方。秦國崛起的代價，就是更多的人活在奴役之中。大家互相傷害，無論是商鞅、呂不韋、李斯這樣的名相，還是白起這樣的名將，還是秦國的王族，最終都沒有好下場。

這樣的「大秦崛起」，到底有什麼好讚美的呢？早在多年前，學者秋風就已經寫下了《大國崛起的物質陷阱》，一一分析了西班牙、法國、德國、日本、蘇聯這些曾經「崛起」的大國……它們的崛起有什麼值得尊重之處呢？又有什麼好下場呢？

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無論是小集體還是國家，都不要迷信什麼「崛起」，經濟學家梁小民就曾告誡一位企業家，不要整天想著做大做強，把自己的工作做專業，把自己的生活過好，這就挺好了。這是務實之言，這樣的觀念，不僅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國家。

如果喜歡我的文章，歡迎關注我的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