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要「推動和捍衛」的「自由」是什麼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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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見了鬼了，某些公知紛紛跨界反串歷史學家，前不久外交官袁南生大談列強強加於的不平等條約對有益，大談所謂的「憤青」誤國，現在連經濟學家張維迎也跨界大談起政治和歷史來了。

大忽悠張維迎由於之前常常大放厥詞,被網友拍磚拍得鼻青臉腫，沉默了一段時間，最近不知道是什麼風喚醒了他，又從那裡面飄了出來，前段時間跟林毅夫爭論產業政策問題，這幾天又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017屆畢業生進行了政治煽動。

縱觀他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017屆畢業典禮上所作的題為《自由是一種責任》的講話，沒有什麼新鮮貨色，所不同的是，他一改過去直來直去的話風和純粹談論經濟問題，這一次是轉彎抹角並且討論起政治體制的問題來了，而且還用推進科學發明來進行包裝。

他在這次講話中大談特談所謂的「自由」，究竟他所說的「自由」是一種價值觀念還是一種社會形態還是一種社會制度或者體制，他沒有說明，這不是疏忽，而是故意不對講話中的「自由」這個概念的定義進行準確的界定，以通過混淆概念的辦法推銷黑貨，這是自由派公知的慣用伎倆，作為張維迎也不例外，只不過他這次一改平時的講話習慣，也玩起了瞞天過海術，而且還玩得挺嗨，所以不得不給他戴上「大忽悠」的高帽子。

他的文章下筆千言，離題萬里，轉彎抹角，其實核心觀點就是下面幾句話——

【問題顯然出在我們的體制和制度。創造力依賴於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

【我必須強調，自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當心靈不自由的時候，行動不可能自由;當言論不自由的時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創造。】

【再過五十年、一百年重寫世界發明創新史，能否改變過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能否持續提升人享有的自由。因為，只有自由，才能使人的企業家精神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使變成一個創新型國家。】

【因此，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不捍衛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稱號!】

儘管他曲里拐彎，繞來繞去，欲言又止，遮遮掩掩，但是我們還是很容易理清貫穿在他這幾句話中的思想脈絡——

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當言論不自由的時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創造。能否改變過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能否持續提升人享有的自由。因此，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

其實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他這幾句話的意思——

要想重寫世界發明創新史，使變成一個創新型國家，必先改變我們的體制和制度，每個人都應該去推動這種改變。

要對他的文章的是非對錯進行評論，首先要對「自由」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行準確界定。

自由有多種含義：

1.意指由憲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一種權利或自由權，能夠確保人民免於遭受政權的奴役、監禁或控制，或是確保人民能獲得解放。

2.任性意義的自由。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自由放任。

3.按規律辦事意義下的自由，所謂對必然的認識和改造。

4.自律意義下的自由。康德在此意義上使用自由一詞。

5.是人在自己所擁有的領域自主追求自己設定目標的權利。

法國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人權宣言》中，對自由的定義為：

「自由即有權做一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人權宣言》第4條，1789年。

其實，在網路上常常使用的自由的概念，通常指的是：一是任性意義的自由。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自由放任;二是作為一種價值觀的自由。即有權做一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三是暗指西方的社會制度，比如「自由世界」。

從這些含義的自由來說，一、張維迎以及自由派人士基本上屬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好像沒有他們不敢說的話和不敢做的事情，哪怕是違法犯罪的事情他們同樣干;二、作為價值觀念的自由，其實，黨的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這24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並且事實上，人現在享受的自由度很大;三、是作為具有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制度含義的自由，或者是反對和推翻現行社會制度的「自由」。

而張維迎故意不對他所說的自由的概念的內涵進行準確定義，為的就是方便偷換概念。

我們現在不妨根據這些特定的含義去審視他的講話的論證過程，揭露他在論證過程中玩弄的詭辯術。

他的中心論點就是「要想重寫世界發明創新史，使變成一個創新型國家，必先改變我們的體制和制度，每個人都應該去推動這種改變。」

第一個分論點是：

在過去500年，在發明創造方面乏善可陳。

第二個分論點是：

1500年之後，創新才真正有了國家間的可比性，誰優誰劣一目了然!在過去500年沒有做出一項可以載入史冊的發明創造。

第三個分論點是：

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創新越多，技術進步應該越快。但是在這方面遠遠不及西方國家。

第四個分論點是：

人最具創造力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和宋代，這不是偶然的。這兩個時代也是人最自由的時代。

他就是通過對上述四個分論點的歸納，得出了他的總論點。

下面分別對他的分論點及其論證進行反駁——

他認為在過去500年，在發明創造方面乏善可陳，是因為人沒有自由。1500年之後，創新才真正有了國家間的可比性，誰優誰劣一目了然!在過去500年沒有做出一項可以載入史冊的發明創造。

他的這兩個說法經不起推敲。

首先我們應該承認的是資本主義相對於封建主義是一種社會進步，尤其是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後，英國首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開創了以機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生產關係的改變，繼英國以後，一些西方國家相繼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和進入了工業時代，日本也是「明治維新」以後掀起了工業化浪潮。而近代工業化始於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官僚對西方先進機器技術的大規模移植，此後便艱難地行進在一條"移植型"的工業化道路上。而到1911年推翻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之後，又進入了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西方國家不讓發展資本主義，而是從當時的半殖民地社會中撈取好處。直到1949年新成立，才從在西方國家的制裁、封鎖和包圍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而所謂的發明創造是跟工業化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在科學技術方面的落後有之前的封建社會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原因，有西方國家對我們進行封鎖的原因，當然也有我們本身一些原因，但是根本原因並不是在於什麼「沒有自由」。

用張維迎自己舉的例子就足以打他自己的嘴巴，他承認從舊石器時代(250萬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間產生了1001項改變世界的重大發明，其中有30項，佔3%。這30項全部出現在1500年之前，佔1500年前全球163項重大發明的18.4%。

不但如此，英國著名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博士在《科學技術史》中寫道「在公無3世紀到13世紀之間，曾保持令西方望塵莫及的科學技術水平，那時的發明和發現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這一點可以毫不費力地加以證明。

又根據《自然科學大事年表》的統計，從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1000年，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所佔的比例約達50%～70%，公元1000年以後的宋元時期的幾項重大成就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又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按照張維迎的邏輯，相對於後來的500年，公元1500年(為明朝第九個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在位的時候，年號弘治)之前的的制度和體制應該是自由的，或者是人們可以隨心所欲的，或者是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或者社會上已經奉行所謂的「自由」的價值觀的，而恰恰相反的是在這段歷史時期有秦朝、兩晉三國南北朝、隋朝、戰亂不斷的宋朝和元朝，不但戰爭連年不斷，遭到外族入侵，而且裡面還有常常被自由派拿出來影射攻擊現體制的專制王朝，難道這些也屬於所謂的「自由」的時代?

再看看西方國家，1600年2月17日，布魯諾被燒死在羅馬的鮮花廣場上。

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由於受到宗教的排斥，只能製造這書是別人寫的假象。到1543年初已臨近死亡。延至5月24日,當一本印好的《天體運行論》送到他的病榻的時候，已是他彌留的時刻了。

伽利略於1610年公開支持日心說之後，他受到一些哲學家和天主教教士的激烈反對，]而且伽利略還被警告，說要他終止對日心說的支持——而他也承諾了會這樣做。當他後來在他最有名的著作，《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於1632年出版)，中捍衛其觀點時，就受到了裁判所的審訊，被判定「有強烈異端嫌疑」，結果被迫放棄日心說，並在軟禁下度過餘生。

這幾位都是世界有名的科學家，他們的發現遠比其他的發明創造有價值，但是他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而且這些迫害都是發生在1500年以後，他們的遭遇說明了當時的西方國家並不自由，科學家常常受到宗教人士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政權迫害。他們並不自由，但是他們的發明創造頂住壓力出來了。

上述幾個例子說明，張維迎所說的「自由」無論在還是在西方國家，都不是發明創造的充分條件、必要條件，或者充分必要條件。

張維迎稱「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創新越多，技術進步應該越快。但是在這方面遠遠不及西方國家。」

包括張維迎在內的自由派人士為了攻擊現體制，常常顧首不顧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的「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創新越多，技術進步越快。」的說法同樣是經不起推敲。

根據聯合國最新的人口統計，到2016年，全世界人口總數排名比較靠前的有如下國家。(單位：億。)

:14，054(2016年)

印度:13，042(2016年)

美國:3，228(2016年)

印度尼西亞:2，577(2016年)

巴西:2，053(2016年)

巴其斯坦:1，924(2016年)

奈及利亞:1，823(2016年)

孟加拉國:1，646(2016年)

俄羅斯:1，464(2016年)

日本:1，268(2016年)

墨西哥:1，263(2016年)

衣索比亞:1,040(2016年)

菲律賓:1，024(2016年)

(更新於2016年10月26日，數據來源於聯合國人口司)

在上述這些國家裡面，除了張維迎認為「不自由」的以外，其他國家都是所謂的「民主國家」(即使張維迎把俄羅斯刨出來，也是絕大多數)，按照張維迎的邏輯，所謂的「民主國家」肯定是有「自由」的國家，那麼張維迎為什麼不按照所謂的「知識創造的指數縮放法則」拿這些國家尤其是印度的發明創造的數字與美國、英國、日本、瑞士比較呢?因為他不敢比，一比較就打了自己的耳光。

而上述這些已經建立了所謂的「民主制度」並且擁有所謂的「自由」的國家的發明創造之所以跟一樣總數暫時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根本原因同樣是因為，在西方國家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並且進入了工業革命時代的時候，它們或者是還處於封建主義社會或者屬於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工業的發展起步比較晚。即使是人口比較多，也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比，事實證明，張維迎想用所謂的「知識創造的指數縮放法則」來反證之所以在發明創造方面暫時落後於西方國家是因為「不自由」(即沒有建立西方的那種「民主制度」)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張維迎稱

【人最具創造力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和宋代，這不是偶然的。這兩個時代也是人最自由的時代。】

不錯，在春秋時期，群星燦爛，大家輩出，無論是人才水平還是人才數量，幾百年間超過了以後兩千多年，諸如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孫子、荀子……等等。春秋戰國的文化繁榮，不僅為春秋以前的歷史文化所沒有，而且也使戰國以後的歷史文化遜色，因此，可以說這是古代文化發展的最高峰。為什麼古代的文化最高峰會出現在這一時期?首先，文化發展需要一種思想自由的社會環境條件。這一點恰好與中央集權是一種相互悖論。中央集權越是強化，思想就越是禁錮，作為思想現象的文化也越是僵硬、落後，甚至被扼殺;相反，沒有中央集權或中央集權遭到削弱時，思想就越是獲得解放，文化就越是能夠發展，甚至會出現文化發展高峰。在古代歷史中，只有兩個時期是思想最自由的時期，那就是原始社會末期和春秋戰國時期。

但是，張維迎在這裡一方面偷換概念，另外就是對歷史事實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選擇性使用——春秋戰國時期的確是文化高峰期，文化包括科學，但是文化並不等於科學，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的確是為後世矚目，但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科學技術也比後世先進?這種說法恐怕連張維迎自己也不相信吧?還有原始社會末期也是思想最自由的時期，傳說中的堯、舜、禹就是著名的部落聯盟首領。部落或部落聯盟首領一般採用民主的方法推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選舉賢能有德者擔任。這種民主選舉首領的制度，稱為禪讓制。夠自由了吧?但是這與發明創造有必然聯繫嗎?

兩宋是歷史上最為優禮士大夫的王朝。相傳宋太祖曾立「不殺士大夫及言官」的誓碑，其事雖難以確證，但此原則確是兩宋諸帝守之甚嚴的「趙宋家法」。兩宋時期對士大夫比較嚴重的懲罰就是貶竄嶺南，如此才有「日啖荔枝三百顆」的佳句傳世。史書常說「宋政寬柔」、「主柔臣強」、「言官張橫」。

據說宋朝社會自由，個性舒展，民生富足，文化昌盛，處於周邊少數民族政權最為強盛的歷史時期，而能持續運轉三百餘年，超逾漢唐、明清。陳寅恪先生就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與趙宋之世」。一定程度上，這正是士大夫風氣剛勁的結果……

古代有文死諫武死戰的說法，所以歷朝歷代都有言官因為冒顏直諫而被殺的現象，我們姑且相信宋太祖曾立「不殺士大夫及言官」的誓碑，可是這跟科學上的發明創造有必然聯繫嗎?何況宋朝最終是滅亡於秦檜之流的高層言官的妖言誤國並且同入侵的外族暗中勾結，莫非張維迎希望政府給當代的那些秦檜式的人物提供這種土壤和便利條件嗎?

通過上面的分析，張維迎或者刻意選擇不可靠的小眾的偏頗的數據統計口徑，或者是論據雖然真實但是與論點之間沒有必然聯繫，用真實的事實論證假命題，在邏輯上屬於「推不出」，屬於無效論證。

其實，他的這篇講話的荒謬之處還不止上述這些：

第一、他採取的是用發明數來代替創新發展能力。第二、工業生產，國防科技，等等產業發展不能簡單用發明數目來衡量，小發明和大發明的質的差距，電燈泡和結晶牛胰島素肯定不是一個級別的。

發明應該屬於一種創新，發明有獲得專利權和沒有獲得專利權之別，而創新可以以發明的形式出現，也可以在別人的發明的基礎上有所提高，它並不侵犯別人的知識產權，並且創新的成果高於原來的發明。把發明完全等同於創新本身就屬於一種混淆概念，何況以發明的數目是不能夠準確衡量一個國家的創新程度的，像我們國家這些年來一系列的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發明和創新有些連美國也要仰視，這是其他某些國家的某些生活用品方面的小發明能夠相比的嗎?

按照我的反駁習慣，我又要稱他的邏輯是廚師教的了，但是他的問題不僅僅在於違背邏輯通過詭辯術來論證錯誤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他出於特定的政治目的進行這種忽悠。

早在1983年，張維迎在《青年報》上發表《為錢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的驚人之語。文章刊登后，張維迎旋即陷入了一場大批判。近年來，張維迎提出「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窮人上不起學是因為學費太低」，「壟斷國企是一種全員尋租」，這些觀點都引起很大爭議。加上「鄒恆甫被開除」事件等，令張維迎身邊一直新聞不斷。

價格雙軌制「改革」是張維迎對改革的一大「貢獻」，當時很多人就是憑藉價格雙軌制發掘了第一桶金，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20多年前有句口號叫反對「官倒」，那個時候「官倒」就是在雙軌制的土壤上產生的。

關於這一點有張維迎本人2008年11月17日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採訪的記錄為證：

經濟觀察報：

腐敗問題到今天仍然嚴重。所以這些年有人言辭激烈地批評雙軌制，說是雙軌制帶來了腐敗。

張維迎：

說老實話，在提出雙軌制的時候，我想到了會出現不適應，我們過去是國家本位，如果價格過度地變化，會使政府部門、人們的觀念、企業家都不適應它，但是沒有想到腐敗會如此嚴重。

經濟觀察報：

只是想怎麼解決問題，但是帶來的問題還沒有充分考慮。

張維迎：

是這樣。我那時候對價格雙軌制的認識還是很粗淺的，只是感覺價格改不動，一切都無從談起，但一下子走到完全的市場價格又不可能，必須想辦法突破這個僵局，出路就是通過「雙軌制」逐步完成從計劃到市場的過渡。但沒有想到雙軌同時並存可能發生嚴重的官倒和貪污腐化問題。

這些所謂的精英支持權貴搶劫公產的理論還有相當多，如「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改革成本論」 …… 其中，張維迎創造一種「吐痰理論」，獨具特色：張維迎他寫道：「公有制是一個大飯碗，需要有人往裡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認為不能吃就走開了，一碗飯就屬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還有「冰棍」論：

【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因為很多國企都有很多的負債和職工負擔，這就好比你帶著女兒改嫁和你單身一個人改嫁時的談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更為直接的是他提出的「腐敗次優」論，他是這樣解釋的：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在市場經濟國家許多屬於公民個人和企業的權利，在我們國家則被政府部門壟斷，如開辦企業，從事投資活動都得政府批准，個人和企業不得不通過『行賄』的辦法『贖買』本應該屬於自己的權利，從事正常的經濟活動。針對當時反腐敗只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會議上就指出，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統治經濟的體制，不減少政府的行政審批權，私人產品(按照經濟學的定義，使用上沒有排他性)領域的腐敗反倒是一個『次優』選擇。】

上述的就是張維迎在腐敗問題上的所作所為。

在黨中央強力反腐敗以後，他跳出來大聲呼籲要赦免貪官，用大赦解決貪污問題，並且嚇唬黨中央，說如果不赦免貪官，官員們會造反。

上述這些是在經濟領域裡面的事情，他在政治領域也沒有閑著：

他對的廣大民眾不跟他們這一小撮人走非常不滿，對他們進行了惡毒的咒罵和挑撥——

【我認為現在大部分人，60%以上甚至於說99%，不把自己當人看。怎麼不把自己當人看呢?人和動物之間最大的區別是什麼?不是吃喝拉撒，吃喝拉撒這些方面動物都會有一般。

生物性慾望的滿足方面人和動物是一樣的。能把人和動物區分開來的，其實就是我們的思考，我們的自由意志。這也是康德講的。

我們之所以是人，是因為我們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包括了要去表達。如果你想說一個話，別人不讓你說，你就不說了，這就是你不把自己當人看。】

他對不走改旗易幟的道路極度不滿，威脅政府：不融入西方價值觀就死定了。(張維迎：不融入西方價值觀就死定了 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2304184a78b4ee0102vdih)

綜上所述，張維迎打著促進的發明創造的旗號推進所謂的「自由」，實質上是要改變我們國家的制度和體制，這是由其反動立場和本性決定的，只不過他的忽悠術也太拙劣了，實在是給北京大學丟臉。聯繫到他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傑出貢獻」以及他曾經赤裸裸的表達和在這篇文章中比較隱晦地表現出來的要推動改旗易幟的強烈願望，人們不難看出他是怎麼一個貨色。他曾經被稱為「人民公敵」，我覺得這個名稱也蠻名副其實的。說實在的，張維迎之流現在已經屬於一具腐爛發臭的政治殭屍，他跳不跳出來，對挽救他們的衰敗趨勢不會產生多大的作用，只不過又給人們充當一次反面教員罷了，從這一點看，我們還得好好謝謝大忽悠張維迎。

【千鈞棒，察網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