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的北京「鄉愁」

■劉 偉

昨日（3月26日）是林語堂逝世四十一周年紀念日。

林語堂（1895-1976），是現當代文學史上一位獨特而傑出的人物。他出生於基督教會家庭，從小對英文非常熟悉，加上後來在北京期間對於文化的學習，使他成為當時難得的雙語作家，在北京時不僅發表了眾多中文散文，後來還寫就了《京華煙雲》、《生活的藝術》等眾多英文作品。

林語堂還是一位語言學家，對於漢字索引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編選的《新開明語堂英語讀本》影響廣泛。

更重要的是，他把許多英文著作翻譯介紹到，同時把的文化推介到英語國家。他自傳中有一句聯語：「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準確地概括了他的文化成就。

縱觀其波瀾壯闊的一生，如果以他1936年舉家赴美為界，他生命的前四十一個春秋先後在廈門、上海、北京等地度過。林語堂兩次來到北京，前後在北京共生活六年。雖然時間並不長，但北京的生活卻讓他一生都割捨不斷。在北京的這六年，是他生命的「光輝歲月」，他向世人展現了他「浮躁凌厲」的一面，讓人們看到了他的真誠勇敢與書生本色。

而他在《京華煙雲》里描摹出的濃郁的北京古都韻味，再一次向人們訴說著他對北京的眷戀。

1916年-1919年

逛琉璃廠惡補文化

1895年10月10日，林語堂出生在福建漳州。林語堂原名林和樂，父親是一名牧師，林語堂國小和中學上的都是教會學校。1912年，年僅17歲的林語堂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系。1916年，二十一歲的林語堂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不久，他就擔任清華大學中等科英文教員，直至1919年。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

在他的自傳中，他這樣描述初到北京的情形：「因為我上教會學校，把國文忽略了。結果是中文弄得僅僅半通……我當時就那樣投身到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態吧。」由於自幼接受教會教育，當時的林語堂雖已大學畢業，但是對於中文和文化只能說是半通，甚至連「孟姜女哭長城」這樣婦孺皆知的歷史典故也不知。於是，他開始惡補文化知識。

為了學好北京話，他讀《紅樓夢》，從襲人、晴雯等人的語言中領略北京話之美，體會白話文的魅力。他逛琉璃廠的舊書鋪，與書商閑談，在與他們的攀談中，林語堂愈加發現自己在國學知識上的欠缺。林語堂通過書商之間的閑聊，開始閱讀《人間詞話》、《四庫集錄》等書。長期浸淫其間，林語堂的文化修養逐漸充盈，甚至也可以跟人談論古本典籍了。

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林語堂致力於語言學的研究。因為良好的西學基礎，再加上對於中文的熟悉，林語堂對於當時的文化有了自己的看法。林語堂發現《康熙字典》「檢法迂緩，隸部紛如，不適今用」，創造「首筆」漢字檢字法，對《康熙字典》的「部首」檢字法「首發第一炮攻擊」。1917年，他撰寫首篇中文著作《漢字索引制說明》，並向北大校長蔡元培索序。蔡元培一直倡導和推動文字改革，欣然為《序》，高度評價漢字索引制：「其明白簡易，遂與西字之用字母相等；而檢閱之速，亦與西文相等。」《序》和《說明》一起發表在1918年第四卷第2號《新青年》上。《漢字索引制說明》是林語堂用中文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在蔡元培熱情鼓勵下，林語堂又寫了《分類成語辭書編纂》在《清華季刊》發表。1919年，林語堂成為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籌備會共計三十八人，會員中有趙元任、蔡元培、沈兼士、許地山等諸多名家，當時，他們一起竭力倡導漢字拼音化。

在北京結識胡適成一生摯友

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林語堂遇到了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的人，那就是胡適。1917年，胡適留學歸來，9月開始胡適任教北京大學。胡適到京時，林語堂以清華大學教員的身份到場迎接，給林語堂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胡適的一句話：「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正如胡適所言，他所倡導的白話文運動，風靡全國，給當時的青年一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林語堂自不待言。

後來，林語堂在北京的英文報紙上發表文章支持用白話寫作，理由是歐洲各國文學在十五、十六世紀興起時，都是用當時的白話，並以義大利的但丁和薄伽丘為例作為說明。這篇文章引起了胡適的注意，兩人由此成為朋友。自此，兩人的友情持續幾十年，一直不衰。

這裡不得不提及一件事：胡適自掏腰包無私資助林語堂2000美元留學。1919年秋，林語堂獲得去美國留學的機會，但是只得到半官費獎學金，即每月只有40美元。出國前，林語堂回到廈門與已訂婚四年的未婚妻廖翠鳳結婚。婚後，廖父資助1000銀元。於是，林語堂攜新婚妻子赴美，到哈佛大學攻讀比較文學碩士學位。

但是，到美國不久，林語堂的半官費獎學金突然不發了，原因不得而知。因之前林語堂已與胡適約定，學成回國會到北大任教。百般無奈之下，林語堂打電報求助胡適，希望胡適能為他預支以後到北大任教的工資。林語堂打了兩次電話，每次都提出預支1000美元。胡適每次收到電報后，都是想法湊足1000美元寄給林語堂。正是胡適的2000美元，解了林語堂燃眉之急。

1923年秋，林語堂歸國后，見到時任北大代理校長的蔣夢麟，林語堂為兩千美元的事向他道謝。蔣夢麟感到意外，後來蔣夢麟說：「那是胡適之私人的錢。」林語堂對胡適感激不已，林語堂也對此事銘記於心。在他寫《八十自敘》時，林語堂特意將他與胡適的這段往事公之於眾。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與林語堂雖是好友，但兩人不同的經歷以及當時動蕩的政局，不可避免地促使兩人在文學觀念以及思想上出現偏差，但兩人都以寬容的心態看待友誼與「立場」的關係。當年語絲派和現代評論派筆戰的時候，林語堂並沒有因為胡適幫過自己就成為「現代派」的一員，林語堂甚至站在以魯迅為首的語絲派這邊。在林語堂看來，友情歸友情，立場歸立場。胡適也未因此責怪林語堂。胡適曾對錢玄同說：「如果某人的意見語堂看不起，即使那人是他的朋友，語堂都不願意和他打招呼。」兩人可謂知音。

1932年12月17日，民權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宋慶齡是主席，蔡元培是副主席，林語堂為宣傳主任。民權保障同盟成立之初，身為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主席的胡適卻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不同意見的文章。當時，蔡元培給胡適拍電報，勸他不要改變初衷，然而胡適拒絕了。民權保障同盟執委會召開會議，決定開除胡適的會籍，對於這個決定，林語堂堅定地投了贊成票。即便如此，林語堂和胡適並沒有因此而成為「敵人」。

胡適去美國后，林語堂花費了數十萬美元發明了「明快打字機」，但當時因為內戰，沒有一個資本家願意接受這項新發明。「明快打字機」試驗成功的消息傳到遙遠的大陸后，一些好事者編織出不少神話式的「傳聞」，到處流傳著林語堂發大財的消息。後來又是胡適站出來，為他辯護，說明了林語堂為研製打字機已經傾家蕩產的真相。

上世紀五十年代，胡適搬到紐約公寓，林語堂時常帶著一家人去看望胡適。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會上心臟病猝發離世。3月3日，林語堂在紐約寫了一篇悼念胡適的文章《我最難忘的人物——胡適博士》，給予胡適極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肉身已經脫離塵凡，他留給我們及留給後世的影響是不朽的。他是一代碩儒，尤其是我們當代人的師表。」四年後，林語堂定居台灣，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十年。在台灣，他每年都會到胡適墓前獻花，寄託他對胡適的思念。

林語堂與廖翠鳳

1933年，魯迅、林語堂、蔡元培與蕭伯納、史沫特萊等合影。

林語堂的書法

1923年-1926年

與「語絲派」在中山公園談天說地

1923年，林語堂獲得德國萊比錫大學博士學位，旋即攜已有身孕的妻子廖翠鳳回國。先回廈門，妻子在廈生下長女林鳳如（如斯）。稍事休整之後，這年秋天趕赴北京大學報到。林語堂被聘為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師，后升任教務長。

這是時隔四年之後，林語堂再次踏上古都北京的土地。不同於1916年的初來乍到，這一次學成歸來的林語堂，全然沒有了當初的窘態。當時的北京大學英文系也是人才濟濟，有陳西瀅、徐志摩、溫源寧、葉公超等。圍繞著兩份雜誌《語絲》和《現代評論》，北大的教授們大致分為兩派：「語絲派」和「現代評論派」。「語絲派」主要成員有：周氏兄弟、錢玄同、劉半農、孫伏園等，「現代評論派」則以胡適、陳西瀅、徐志摩等人為代表。自從在《語絲》第三期發表《論土氣與思想界之關係》以後，林語堂的散文和雜文陸續發表在這份周刊上，成為《語絲》的主要撰稿人，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語絲派」的成員。

每逢周六，《語絲》同人常在北京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聚會。一杯清茶，一碟白瓜子，一碗面，在松蔭下的藤椅上，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郁達夫等人一起談天說地。這是一幅生動的場景，一群朝氣蓬勃的年輕人，肆意大膽地談論著。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風采：魯迅講著讓人聽不太懂的紹興官話，戲謔怒罵；周作人則不大說話，偶爾說話也是聲音低微，泰然自若；郁達夫則是另外一副模樣，一來便點上紹興酒，佐著下酒的小菜醬鴨鹵胗肝，與魯迅等人暢飲。興緻來時，郁達夫也會點上來今雨軒的名菜：軟炸雞腿、火腿什錦酥盒，以助酒興；林語堂滴酒不沾，因為一沾酒就容易睡，他饒有興緻地聽著，看著飲酒正酣的郁達夫一邊和魯迅他們對飲，一邊摸著自己的剪成平頭的腦門談笑風生。

當然，林語堂第二次來到北平的這三年，不光有快意平生，也有沉鬱悲痛。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病逝，舉國哀悼。林語堂同當時的社會各界一樣，看著孫中山先生的靈柩從協和醫院移往中山公園，內心頗為不平。他在《一點浩然氣》中稱孫中山為「一百年來第一人」「孫中山是成功者。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可以傳不朽。我們這一代人及後代人，無一人不身受其賜」。

孫中山逝世后，當時的政治形勢更加惡化。1925年5月，上海發生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第二天，北大學生上街遊行，林語堂也參與其中。當年年底，北平爆發「首都革命」，一時「驅除段祺瑞」的口號響徹全城。林語堂加入示威隊伍，並上演了一出「用旗杆和石頭與警察相鬥」的好戲。他早年練過棒球，投起石子來是得心應手，紛紛命中目標，最終惹怒了當局雇傭的流氓，慘被棒子毆打，擊中眉頭，流血不止。

「戰士」林語堂為愛國學生辯護

1926年3月18日，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當日早晨8時許，林語堂接到女師大學生劉和珍的電話。她以學生自治會的名義請求時任女師大教務長的林語堂准許停課一天。因為，當天她們要去天安門集合請願，抗議日英法美等國逼迫段祺瑞執政府撤銷天津、大沽防務的無恥行徑。林語堂考慮到此次遊行「純為對外，絕無危險，自應照準」，便答應了，還不忘叮囑劉和珍「以後凡有請停課事件，請從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員」。孰料，這是林語堂與劉和珍的最後一次通話。

當天，四十八名青年慘遭屠殺，其中包括剛剛和林語堂通過電話的劉和珍。下午2時，林語堂聽聞噩耗第一時間趕赴國務院，目睹了劉和珍的遺容，悲痛不已。

慘案發生兩周后，魯迅寫下那篇著名的悼念文章《記念劉和珍君》，抒發內心的憤懣與傷痛。其實，早在魯迅之前林語堂在3月21日就寫下了一篇沉鬱的哀文《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表達自己「有生以來最哀慟」的心情。

文中寫道：「我覺得劉楊二女士之死，是在我們最痛恨之敵人手下，是代表我們死的，一部分是因為我暗中已感覺亡國之隱痛，女士為亡國遭難，自秋瑾以來，這回算是第一次」「劉楊二女士之死，同她們一生一樣，是死於與亡國官僚瘟國大夫奮鬥之下，為全國女革命之先烈」。文章結尾寫道：「我們於傷心淚下之餘，應以此自慰，並繼續她們的工作。總不應在這亡國時期過一種糊塗生活。」針對「現代評論派」陳西瀅等人對愛國學生的攻擊與污衊，林語堂更是奮起執筆全力反擊，連續寫下《閑話與謠言》、《討狗檄文》等文章，主張「應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兒狗、老黃狗、螺螄狗、策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數殲滅」。血淋淋的事實，刺醒了他，使得他放棄了原先的「費厄潑賴」精神，與魯迅一道贊成「痛打落水狗」，給予反動文人沉重一擊。

這一時期的林語堂，更多展現了他「戰士」的一面，所以他與魯迅相處得十分融洽。後來，兩人關係逐漸從相知到相離，其根本也是個性與文學趣味使然。其中，有兩次誤會加劇了兩人關係的惡化。

其一是著名的南雲樓風波，其二是一封信事件。1927年，林語堂與魯迅先後來到上海。1929年，魯迅與北新書局的李小峰因版稅事宜產生矛盾，當年8月28日，郁達夫做中間人調解,由李小峰請客賠罪，同時邀請了林語堂等人攜家眷在上海南雲樓吃晚飯。席間，林語堂談及魯迅的學生張友松想自己辦書店，並承諾絕不拖欠作者版稅。言者無意，聽者有心。當時魯迅大約也有了一些酒意，便疑心林語堂「語含譏刺」，就臉色發青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斥責林語堂。林語堂也毫不示弱，兩人像雄雞一樣對視良久，有傳最後甚以「畜生」互罵。這場風波，最後被郁達夫等人平息了，事後兩人也解除了誤會。但是，兩人還是變得疏遠了些。

上世紀三十年代林語堂相繼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雜誌，大談性靈、閑適、幽默，惹得魯迅等左翼文人頗為不滿。魯迅曾寫一封信勸說林語堂放棄這些，翻譯些英國文學名作。結果，林語堂回信說：等自己老了再說。對此，魯迅大為惱火。魯迅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有益，要他在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從此，兩人真的再無話可說。不過，在一些文學活動中，兩人還是偶爾見面，只是文學觀念上，兩人已經大相徑庭。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在美國紐約的林語堂聽聞消息后，驚愕不已。1937年，他寫下《魯迅之死》，文中寫道：「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

1926年之後

赴美前專程到北京

「三一八慘案」后，全國上下一致聲討段祺瑞執政府，最終迫使段祺瑞在當年4月20日下台。不過，隨之而來的是奉系軍閥控制北京，白色恐怖一發不可收拾，著名報人邵飄萍在4月26日被張作霖槍殺，一時間人心惶惶。

當時，林語堂、魯迅等人早已名列當局48人的通緝名單，離開北京成為最緊迫的現實。此時，林語堂的妻子廖翠鳳在協和醫院生下二女兒林玉如（太乙），回家之後發現林語堂做了一個繩梯，收在閣樓里，預備情況緊急時跳牆用。廖翠鳳看到此景，不禁大叫：要走大家一起走。我一手抱著一個女兒，一手拖著一個女兒，怎麼跳牆逃走？

後來他們一家在東交民巷的一家法國醫院躲避，后躲藏在好友林可勝醫生家裡。林可勝的父親林文慶時任廈門大學校長。經林可勝聯繫，林文慶邀請林語堂到廈門大學任教，后聘為文科主任。在林家躲藏了三周后，1926年5月，林語堂舉家南下去廈門。至此，林語堂離開了生活了六年的北京。

當時，林語堂與魯迅關係還沒有決裂，他隨後舉薦魯迅、孫伏園等人來廈。一時間，廈門大學熱鬧非凡。但是，由於廈門大學人事關係複雜，校長林文慶擔心「北京派」喧賓奪主，加之理科主任劉樹杞掌管財權，排擠文科教授，林語堂和魯迅等人在廈門過得並不如意。魯迅曾三次轉移住所，最後一次讓他搬到學校的地下室。儘管林語堂儘可能地照顧魯迅，但看到魯迅成天靠火腿與紹興酒過日子仍心存愧疚。好在當時的林語堂與魯迅相互理解與扶持，這段時間也是林語堂後來所說的「兩人相得」的甜蜜期。不久，魯迅在除夕日辭去教職，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隨後，林語堂也離開廈門大學，輾轉武漢、上海等地。1936年林語堂舉家遷去美國的前夕，曾專門回過一次北平，在林玉堂的女兒林太乙寫的《林語堂傳》中有記載：「他在離國之前，要再去北平一次。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麼城市比北平更秀麗，更自然，更文明的了。他再度到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在太湖石座前方，欣賞朱欄玉砌，芍藥圃燦爛盈枝的花朵。在池邊啜茗，抽煙斗，覺得情懷的鬱悶，一口一口的隨著煙吐出來。」由此可見林語堂對北京這座城市的依戀與不舍。

用文字回憶北京

1936年，林語堂舉家赴美。在美國，「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陸續寫出了《生活的藝術》、《京華煙雲》、《啼笑皆非》、《紅牡丹》等優秀之作。此時，鄉愁，成為林語堂不可逃避的心緒。回憶自己的青春歲月，關於北京的記憶是他永生難忘的精神財富。《京華煙雲》裡面有太多他自己生活的影子，有太多古都北平的氣息與韻味。他寫過一篇《動人的北平》，文中寫道：「他是一個理想的城市，每個人都有呼吸之地，農村幽靜與城市舒適媲美。那裡的街道排列恰當，清晨在花園中拔白菜的時候，抬頭可以看到西山的雄姿——然而距離一家大百貨商店，只有一箭之地」。在散文《老北京的精神》中，他從北京的氣候、建築、人的性格諸多方面呈現了北京的美麗、寬厚、樸實，這正是林語堂所嚮往的。

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林語堂才是真正的林語堂，充滿書生氣和自由的氣息。離開北京后的林語堂，失去了自由的土壤，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沖淡平和的隱士林語堂。他開始大談幽默，倡導性靈、自我、閑適。林語堂後來的轉變，其實從1928年9月寫的《〈翦拂集序〉》中就可見端倪。在這篇序言中，林語堂寫道：「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見識得來的沖淡的心境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

郁達夫1935年4月曾有過這樣一段話：「《翦拂集》時代的真誠勇猛，是書生本色，至於近來的耽溺風雅，提倡性靈，亦是時勢使然，或可視為消極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引外國人所說的隱士和叛逆者混處在一道的話，來作解嘲；這話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著，在林語堂身上，尤其是用得著。」至此，我們終於理解林語堂為何對北京如此的眷戀與難捨。因為北京對林語堂來說，不僅具有地理的意義，還蘊含著精神的寄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