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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沉默》導演馬丁•斯科塞斯

專訪《沉默》導演馬丁•斯科塞斯

時光網特稿 如果不是一直堅持自己對於創作視角的追求,馬丁·斯科塞斯不會如今天這般成功。在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因為曾想成為一名神職人員,熱愛電影的斯科塞斯便一直想拍一部電影來講述耶穌的一生。結果,他的《基督最後的誘惑》於1988年上映了。自此,斯科塞斯在影片中不斷嘗試各種新的主題。其間,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於2002年上映的年代片《紐約黑幫》,終於重新激起了他的創作興趣。
這位已74歲高齡的傳奇電影人為我們帶來的最新力作,是一部斯科塞斯已反覆推敲了超過25年的嘔心瀝血之作。這部作品改編自遠藤周作於1966年發表的同名小說,由斯科塞斯和傑伊·考克斯共同編劇。影片講述了十七世紀時,兩名來自葡萄牙的基督傳教士,羅德里格斯(安德魯·加菲爾德飾)和加佩(亞當·德賴弗飾)潛入日本尋找據稱已被迫放棄天主教信仰的同僚(連姆·尼森飾)。
去年末在洛杉磯,時光網獲得了與斯科塞斯深入探討的機會。這次談話的內容包括《沉默》幕後漫長的製作過程、斯科塞斯與羅伯特·德尼羅的深厚友誼、斯科塞斯為電影保護所做的貢獻和其他一些內容。這段談話雖長卻十分有趣,摘錄如下:
時光網:對於您來說,花這麼長時間製作一部電影,讓我很驚訝。您覺得是哪些因素讓製作周期如此漫長?

馬丁·斯科塞斯:真的,老實說,我覺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雖然我們很快拿到了原著的版權,但從那之後的一段時間內,我都覺得我沒有準備好去寫這個劇本。我之前認為我已經完全理解原著了,但大概1991還是1992年的時候,當我和傑伊·考克斯想開始寫劇本時,我們發現自己真的寫不出來。我們開始做出一些努力,試圖從那些與主題相關的材料入手,但很多政治與文化相關的東西我都搞不懂。最終,原著的最後二三十頁我還是弄不清楚,所以我只能不停地回歸原著,儘力去理解「背教」的真正含義,然後去思考如何在電影中將它呈現出來?

在書里,曾描寫到主的聲音傳來,這又該怎麼拍出來?所以很長的一段時間花在了深入理解原著上,或者說,至少我們要花時間去想如何將書中的文字轉化為劇本和電影。然後呢,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版權持有者,義大利的一名參議員Vittorio Cecchi Gori遇到了一些麻煩被關進了監獄,然後又出現了一些聲稱擁有此書版權的人。這下,法律上和財務上的問題就變成了「戈爾迪之結」(非常難解的問題),而這讓大家都開始萌生退意。當時情況太複雜了。
在製作《紐約黑幫》的時候,我們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不過那個時候,我們有一些資金,所以當時的問題得以解決。在那時候,每隔幾個月,我都得把這些問題全部記錄下來。那段時間我記錄了很多很多,所以必須得標註好日期。當我回頭看一條2000年或者1998年的記錄時,我又會說:「喔,這個已經沒用了。」我必須得以一種有趣的方式過活(為了拍這部電影而做準備)。我必須得生活,必須活著,必須談戀愛、組建家庭,必須有一些製作其他電影的經歷和體驗。2005年,我終於創作出了劇本的雛形。到了2006年聖誕節的時候,我和傑伊·考克斯一起完成了劇本初稿。我們當時想:「行了,咱們終於可以開拍了!」但那個時候,關於原著的那些法律上和財務上的問題依舊嚴重,有了這個「攔路虎」我們不可能進展到下一步。

《沉默》片場照

一晃到了2009年,我們覺得問題終於可以得到解決了。我們去了東京和長崎,給很多日本演員試了鏡,他們大多也都出現在了電影中。在長崎周邊,我們考察了許多遠藤周作在書中描寫到的地方。我們還見到了一些秘密信教的基督徒和那裡所有的宗教人士。但是,我們的美夢又一次破碎了!還是因為那些法律上的問題。所以要不是寫不出滿意的劇本,要不就是有了劇本之後的那些資金和版權的問題。好多人都說自己有原著版權,這讓事情變得極其難辦。與此同時,我的一些工作人員也覺得我們不該進行下去了,再下去只會自討苦吃。但是還是那句話,我非常想拍這部片子,而且困難越多,我越是覺得腦中的構想逐漸清晰起來,越是明白我該怎樣解讀原著,拍出自己想要的感覺。

然後李安找到我,向我提議到台灣取景拍攝。他的同事David Lee帶Emma Tillinger和我團隊的所有工作人員去到台灣,那裡的景觀與電影中所需要的極其相似。我們在那找到了許多完美的取景地,這也幫我們省了一大筆製作經費。從2006年到2013年,工作人員一直為電影製作所需的高花費發愁,這也讓那些想要投資這部片子的投資人望而怯步。我一再要求削減預算,最終把預算降到了4400萬美元,這可比一般標準低了2200萬呢。真正製作的費用也只有2200萬美元。這(削減預算)很有必要,我說過:「這部片子不需要大製作。」
時光網:在好萊塢,似乎藝術創作和商業因素總會衝突。是不是即使對於您這種知名大導演,想要得到充足資金去製作一部電影也是十分困難的?

馬丁·斯科塞斯:我認為商業因素在電影製作中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但我想,我能製作出那些風險較高的片子,是因為一些出演的演員在支持我,或者說是我支持他們完成了那些富有激情的表演。不論是之前的(羅伯特)德尼羅,還是之後的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我們都是共同努力完成那些作品的。但就算是像《禁閉島》那樣的片子,它高昂的預算也會是個製作上的大問題。所以對我來說,我會先問自己:你真的想拍那部片子嗎?你會為其犧牲多少?我是說,在那段時間裡,沒有薪水,而且這會影響你兩年半的正常家庭生活,還有很多其他的事也會受影響。這樣的話,你還是否一定要拍那部片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必然是極大的犧牲,除非你本身非常有錢,根本不在乎拍這片子會花掉自己多少錢。就這部片子而言,因為一些健康問題和家庭事務,它的製作周期確實拉得長了一些。

但即便是那樣,我們也已經儘力全速前進了。我衷心認為,如果你真的很想拍一部電影,你會想方設法地去做,即便是犧牲自己的薪水。我的意思是,你真的會想盡一切方法去完成它。拍《窮街陋巷》和《計程車司機》的時候,我們就真的這麼做了。當時的預算真的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想給那些想要製作電影的年輕人一些建議,那就是,一定要認識到資金的重要性,而且攝影棚內的氣氛一定要有激情,即使你們還賺不到什麼錢。但千萬別讓資金問題困住你。特別是現在的科技這麼發達,總會有辦法讓你去擺脫高額預算的泥潭,在電影中充分表達出你所想表達的那些東西。
時光網:是什麼讓您這麼多年一直著迷於這個故事呢?我猜這跟其中關於宗教信仰的衝突鬥爭有點關係,但它對您到底有多大影響呢?希望這問題不會讓您感到被冒犯。

馬丁·斯科塞斯:我想自從第一次知道信仰這回事,開始知道信仰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何種角色開始,我對其的探索就沒有停止過。你可以擁有自己的信仰,同時又完全不去打擾別人(的信仰)。在某種情況下,你也可以說自己的信仰中不包含一絲的憐憫。在少年時期,我曾經想去一所預備神學院學習,以成為神職人員,但我並沒有完成學業。那(神職人員)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職業,我遇到了我的導師,一名神父。在我11歲到17歲的那幾年裡,他對我的影響重大。他對我們的影響真的非常的大:他給我們書讀;他還不斷啟發我們。所以我非常想成為像他那樣的人。但在學院學習時,我意識到,僅僅有「想成為和別人一樣的人」這個想法是不能在一種職業中全身心投入的。你自己必須由衷地熱愛它才行。但這種熱愛該從何而來?又該怎樣從自身發掘出來?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所以在精神探索方面,我從未停歇。

在拍《窮街陋巷》時是這樣,拍《計程車司機》時是這樣,拍《憤怒的公牛》時還是這樣。《基督最後的誘惑》對我來說,是我開始實踐那些主題和想法所邁出的重要一步。那部片子本來計劃於1983年完成,但實際在1988年才最終上映。所以在1983年到1988年間,我又拍了《下班后》和《金錢本色》。這兩部電影更像是一種練習,就像去體育館鍛煉那樣,直到我完成《基督最後的誘惑》。
特別有趣的是,大主教Paul Moore在看完《基督最後的誘惑》的第二天,便把《沉默》的原著給了我。他當時是紐約聖公會教堂的大主教,我們談了命運,生命,信仰以及其中一些應用的東西,整個談話非常愉快。後來我便去拍了《好傢夥》,但當我讀出那本書(《沉默》)的中心思想,尤其是讀到結語的時候,我意識到,如果我可以將這個故事用另一種方式呈現,那麼我就會對之前那些問題有更深層的認識,也會更了解人生,發掘出更多自己的價值。這些想法一股腦湧上來,而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這正是我能將劇本完成的原因。這麼說來,這部電影的創作過程對於我來說,更像是一次朝聖之旅。
時光網:您覺得安德魯·加菲爾德和亞當·德賴弗在影片中的表現如何?您為什麼會選擇他們二人來出演呢?
馬丁·斯科塞斯:在電影製作構想的那段時間裡,對於出演羅德里格斯的演員,我心中曾有過最佳人選。但經過那一段很長的準備期,那些人選變老了,他們的年齡和樣貌不再適合片中的人物,所以他們都退出了。有一些我特別希望他們出演的演員,經過各種會談和討論,其中三個非常出色的演員告訴我:「我真的沒有被這些材料觸動,我對宗教壓根就不感興趣。」我說:「這並不需要你對宗教感興趣,本質上這是關於存在的問題。」但他們其中一人有個親戚,假稱自己是傳教士的,他們就只是說:「我不信這個,所以我不知道怎樣去表現。」所以到後來,我們改去視鏡一些更年輕的演員。

安德魯·加菲爾德和亞當·德賴弗

我看過安德魯出演的《男孩A》,覺得他在裡面的表現很不錯,還有他在《別讓我走》里的表演,也很精彩。就算是在演蜘蛛俠的時候,我看了第一部的前半部分,在那些動作戲之前,他很到位地表現出了那個漫畫書中的角色——他是真的將自己融入了角色中。其他一些試鏡演員也都很不錯,但安德魯的試鏡表現真的太棒了,以至於只有他的試鏡持續了兩個半小時。我讓他表演了其中一鏡,給了他一些指導,然後讓他又表演了一次,這一次他一下就抓到了我的想法。然後我就開始:「我們再試試這一鏡吧?我們再試試這個吧?要不試試那個?」那時候我就知道他就是那個人選了。

亞當·德賴弗的話,我有看過他的《衰姐們》,我覺得他是獨一無二的。我喜歡他的外形,他的長相,他的肢體語言,雖然我並不是很懂那些新潮的動作(笑)。有些時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但當你跟他對話的時候,他像是在想別的,可他真的很獨特又真誠,所以這真的很有趣。這就是關鍵,他願意去做,並且願意一路做到底,而他也確實做到了。這個是說,在我們的一位營養師的幫助下,他們兩個都為了角色瘦了不少。有的時候我不明白他倆為什麼都沒聽到我在說話,但後來我明白,那是因為他倆都已經餓得神志不清了(大笑)。雖然有營養師時刻監督,但這真的非常折磨人。
時光網:我們都知道,您不僅是一位傳奇的電影大師,更是電影基金會(一個非營利性組織,致力於電影保護和放映經典修複電影)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在您參與保護的項目中,有哪個是您最為之自豪的嗎?
馬丁·斯科塞斯:那肯定是《紅菱艷》的修復工作了,這部影片真的很美。我和塞爾瑪(斯昆梅克)、Margaret Bodie和其他一些人一同工作,那是個累活兒,不過也是個很棒的經歷。《獨眼龍》最新的修復工作也讓我覺得非常棒。這回我是跟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來弄色彩,有時他從洛杉磯打來電話說:「我正在工作室,我覺得這人臉的黃色弄得太靠近橙色了!」(笑)然後我跟他說:「你說的是哪張臉?」(笑)那就像在糖果店的兩個孩子的對話。包括《獵人之夜》,以及影片中那些由好萊塢外國記者協會製作的鏡頭,也讓我感到非常自豪。還有那些歷史上著名的硝酸纖維膠片,現存於洛杉磯的埃及劇院。這些都是十分珍貴的。
時光網:過去的這一年是《計程車司機》上映40周年。您還記得您第一次見羅伯特·德尼羅時的情景嗎?您那時候知道他會像今天這樣成為一個電影明星嗎?

馬丁·斯科塞斯:我第一次見他是在1969年,好像是在我朋友傑伊·考克斯的公寓里,是布萊恩·德·帕爾瑪把我們聚在一起的。當時德尼羅剛剛出演了一部布萊恩執導的電影《嗨,媽媽!》。他(德尼羅)看著我說:「我知道你,你之前就是傑伊的朋友,」他又提了幾個我發小的名字。然後我就發現,他小時候其實跟我住一個社區,但是跟另一群孩子一起——他住的離格蘭德街和赫斯特街近一些,而我則住在隔著王子街、斯普林街和休斯頓的伊麗莎白街!(笑)但我們並不記得彼此,至少我不記得了。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我記得他那時應該差不多16歲,他看了我的《誰在敲我的門》,就覺得我非常了解那個地方,也知道我就是那個地方長起來的。所以當我想拍《窮街陋巷》的時候,我很希望他來演。他可能就是那唯一一個能明白這部創作的人——他知道我是誰,我從哪兒來,以及我的家鄉是什麼樣子的。然而我當時並不知道它能成為巨星,但布萊恩(德·帕爾瑪)知道,他感受得到,還有很多人當時也感受到了(德尼羅會成為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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