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網特稿 如果不是一直堅持自己對於創作視角的追求，馬丁·斯科塞斯不會如今天這般成功。在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因為曾想成為一名神職人員，熱愛電影的斯科塞斯便一直想拍一部電影來講述耶穌的一生。結果，他的《基督最後的誘惑》於1988年上映了。自此，斯科塞斯在影片中不斷嘗試各種新的主題。其間，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於2002年上映的年代片《紐約黑幫》，終於重新激起了他的創作興趣。
這位已74歲高齡的傳奇電影人為我們帶來的最新力作，是一部斯科塞斯已反覆推敲了超過25年的嘔心瀝血之作。這部作品改編自遠藤周作於1966年發表的同名小說，由斯科塞斯和傑伊·考克斯共同編劇。影片講述了十七世紀時，兩名來自葡萄牙的基督傳教士，羅德里格斯（安德魯·加菲爾德飾）和加佩（亞當·德賴弗飾）潛入日本尋找據稱已被迫放棄天主教信仰的同僚（連姆·尼森飾）。
去年末在洛杉磯，時光網獲得了與斯科塞斯深入探討的機會。這次談話的內容包括《沉默》幕後漫長的製作過程、斯科塞斯與羅伯特·德尼羅的深厚友誼、斯科塞斯為電影保護所做的貢獻和其他一些內容。這段談話雖長卻十分有趣，摘錄如下：
時光網：對於您來說，花這麼長時間製作一部電影，讓我很驚訝。您覺得是哪些因素讓製作周期如此漫長？
馬丁·斯科塞斯：真的，老實說，我覺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雖然我們很快拿到了原著的版權，但從那之後的一段時間內，我都覺得我沒有準備好去寫這個劇本。我之前認為我已經完全理解原著了，但大概1991還是1992年的時候，當我和傑伊·考克斯想開始寫劇本時，我們發現自己真的寫不出來。我們開始做出一些努力，試圖從那些與主題相關的材料入手，但很多政治與文化相關的東西我都搞不懂。最終，原著的最後二三十頁我還是弄不清楚，所以我只能不停地回歸原著，儘力去理解「背教」的真正含義，然後去思考如何在電影中將它呈現出來？
在書里，曾描寫到主的聲音傳來，這又該怎麼拍出來？所以很長的一段時間花在了深入理解原著上，或者說，至少我們要花時間去想如何將書中的文字轉化為劇本和電影。然後呢，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版權持有者，義大利的一名參議員Vittorio Cecchi Gori遇到了一些麻煩被關進了監獄，然後又出現了一些聲稱擁有此書版權的人。這下，法律上和財務上的問題就變成了「戈爾迪之結」（非常難解的問題），而這讓大家都開始萌生退意。當時情況太複雜了。
在製作《紐約黑幫》的時候，我們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不過那個時候，我們有一些資金，所以當時的問題得以解決。在那時候，每隔幾個月，我都得把這些問題全部記錄下來。那段時間我記錄了很多很多，所以必須得標註好日期。當我回頭看一條2000年或者1998年的記錄時，我又會說：「喔，這個已經沒用了。」我必須得以一種有趣的方式過活（為了拍這部電影而做準備）。我必須得生活，必須活著，必須談戀愛、組建家庭，必須有一些製作其他電影的經歷和體驗。2005年，我終於創作出了劇本的雛形。到了2006年聖誕節的時候，我和傑伊·考克斯一起完成了劇本初稿。我們當時想：「行了，咱們終於可以開拍了！」但那個時候，關於原著的那些法律上和財務上的問題依舊嚴重，有了這個「攔路虎」我們不可能進展到下一步。
《沉默》片場照
一晃到了2009年，我們覺得問題終於可以得到解決了。我們去了東京和長崎，給很多日本演員試了鏡，他們大多也都出現在了電影中。在長崎周邊，我們考察了許多遠藤周作在書中描寫到的地方。我們還見到了一些秘密信教的基督徒和那裡所有的宗教人士。但是，我們的美夢又一次破碎了！還是因為那些法律上的問題。所以要不是寫不出滿意的劇本，要不就是有了劇本之後的那些資金和版權的問題。好多人都說自己有原著版權，這讓事情變得極其難辦。與此同時，我的一些工作人員也覺得我們不該進行下去了，再下去只會自討苦吃。但是還是那句話，我非常想拍這部片子，而且困難越多，我越是覺得腦中的構想逐漸清晰起來，越是明白我該怎樣解讀原著，拍出自己想要的感覺。
然後李安找到我，向我提議到台灣取景拍攝。他的同事David Lee帶Emma Tillinger和我團隊的所有工作人員去到台灣，那裡的景觀與電影中所需要的極其相似。我們在那找到了許多完美的取景地，這也幫我們省了一大筆製作經費。從2006年到2013年，工作人員一直為電影製作所需的高花費發愁，這也讓那些想要投資這部片子的投資人望而怯步。我一再要求削減預算，最終把預算降到了4400萬美元，這可比一般標準低了2200萬呢。真正製作的費用也只有2200萬美元。這（削減預算）很有必要，我說過：「這部片子不需要大製作。」
時光網：在好萊塢，似乎藝術創作和商業因素總會衝突。是不是即使對於您這種知名大導演，想要得到充足資金去製作一部電影也是十分困難的？
馬丁·斯科塞斯：我認為商業因素在電影製作中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但我想，我能製作出那些風險較高的片子，是因為一些出演的演員在支持我，或者說是我支持他們完成了那些富有激情的表演。不論是之前的（羅伯特）德尼羅，還是之後的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我們都是共同努力完成那些作品的。但就算是像《禁閉島》那樣的片子，它高昂的預算也會是個製作上的大問題。所以對我來說，我會先問自己：你真的想拍那部片子嗎？你會為其犧牲多少？我是說，在那段時間裡，沒有薪水，而且這會影響你兩年半的正常家庭生活，還有很多其他的事也會受影響。這樣的話，你還是否一定要拍那部片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必然是極大的犧牲，除非你本身非常有錢，根本不在乎拍這片子會花掉自己多少錢。就這部片子而言，因為一些健康問題和家庭事務，它的製作周期確實拉得長了一些。
但即便是那樣，我們也已經儘力全速前進了。我衷心認為，如果你真的很想拍一部電影，你會想方設法地去做，即便是犧牲自己的薪水。我的意思是，你真的會想盡一切方法去完成它。拍《窮街陋巷》和《計程車司機》的時候，我們就真的這麼做了。當時的預算真的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想給那些想要製作電影的年輕人一些建議，那就是，一定要認識到資金的重要性，而且攝影棚內的氣氛一定要有激情，即使你們還賺不到什麼錢。但千萬別讓資金問題困住你。特別是現在的科技這麼發達，總會有辦法讓你去擺脫高額預算的泥潭，在電影中充分表達出你所想表達的那些東西。
時光網：是什麼讓您這麼多年一直著迷於這個故事呢？我猜這跟其中關於宗教信仰的衝突鬥爭有點關係，但它對您到底有多大影響呢？希望這問題不會讓您感到被冒犯。
馬丁·斯科塞斯：我想自從第一次知道信仰這回事，開始知道信仰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何種角色開始，我對其的探索就沒有停止過。你可以擁有自己的信仰，同時又完全不去打擾別人（的信仰）。在某種情況下，你也可以說自己的信仰中不包含一絲的憐憫。在少年時期，我曾經想去一所預備神學院學習，以成為神職人員，但我並沒有完成學業。那（神職人員）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職業，我遇到了我的導師，一名神父。在我11歲到17歲的那幾年裡，他對我的影響重大。他對我們的影響真的非常的大：他給我們書讀；他還不斷啟發我們。所以我非常想成為像他那樣的人。但在學院學習時，我意識到，僅僅有「想成為和別人一樣的人」這個想法是不能在一種職業中全身心投入的。你自己必須由衷地熱愛它才行。但這種熱愛該從何而來？又該怎樣從自身發掘出來？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所以在精神探索方面，我從未停歇。
在拍《窮街陋巷》時是這樣，拍《計程車司機》時是這樣，拍《憤怒的公牛》時還是這樣。《基督最後的誘惑》對我來說，是我開始實踐那些主題和想法所邁出的重要一步。那部片子本來計劃於1983年完成，但實際在1988年才最終上映。所以在1983年到1988年間，我又拍了《下班后》和《金錢本色》。這兩部電影更像是一種練習，就像去體育館鍛煉那樣，直到我完成《基督最後的誘惑》。
特別有趣的是，大主教Paul Moore在看完《基督最後的誘惑》的第二天，便把《沉默》的原著給了我。他當時是紐約聖公會教堂的大主教，我們談了命運，生命，信仰以及其中一些應用的東西，整個談話非常愉快。後來我便去拍了《好傢夥》，但當我讀出那本書（《沉默》）的中心思想，尤其是讀到結語的時候，我意識到，如果我可以將這個故事用另一種方式呈現，那麼我就會對之前那些問題有更深層的認識，也會更了解人生，發掘出更多自己的價值。這些想法一股腦湧上來，而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這正是我能將劇本完成的原因。這麼說來，這部電影的創作過程對於我來說，更像是一次朝聖之旅。
時光網：您覺得安德魯·加菲爾德和亞當·德賴弗在影片中的表現如何？您為什麼會選擇他們二人來出演呢？
馬丁·斯科塞斯：在電影製作構想的那段時間裡，對於出演羅德里格斯的演員，我心中曾有過最佳人選。但經過那一段很長的準備期，那些人選變老了，他們的年齡和樣貌不再適合片中的人物，所以他們都退出了。有一些我特別希望他們出演的演員，經過各種會談和討論，其中三個非常出色的演員告訴我：「我真的沒有被這些材料觸動，我對宗教壓根就不感興趣。」我說：「這並不需要你對宗教感興趣，本質上這是關於存在的問題。」但他們其中一人有個親戚，假稱自己是傳教士的，他們就只是說：「我不信這個，所以我不知道怎樣去表現。」所以到後來，我們改去視鏡一些更年輕的演員。
安德魯·加菲爾德和亞當·德賴弗
我看過安德魯出演的《男孩A》，覺得他在裡面的表現很不錯，還有他在《別讓我走》里的表演，也很精彩。就算是在演蜘蛛俠的時候，我看了第一部的前半部分，在那些動作戲之前，他很到位地表現出了那個漫畫書中的角色——他是真的將自己融入了角色中。其他一些試鏡演員也都很不錯，但安德魯的試鏡表現真的太棒了，以至於只有他的試鏡持續了兩個半小時。我讓他表演了其中一鏡，給了他一些指導，然後讓他又表演了一次，這一次他一下就抓到了我的想法。然後我就開始：「我們再試試這一鏡吧？我們再試試這個吧？要不試試那個？」那時候我就知道他就是那個人選了。
亞當·德賴弗的話，我有看過他的《衰姐們》，我覺得他是獨一無二的。我喜歡他的外形，他的長相，他的肢體語言，雖然我並不是很懂那些新潮的動作（笑）。有些時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但當你跟他對話的時候，他像是在想別的，可他真的很獨特又真誠，所以這真的很有趣。這就是關鍵，他願意去做，並且願意一路做到底，而他也確實做到了。這個是說，在我們的一位營養師的幫助下，他們兩個都為了角色瘦了不少。有的時候我不明白他倆為什麼都沒聽到我在說話，但後來我明白，那是因為他倆都已經餓得神志不清了（大笑）。雖然有營養師時刻監督，但這真的非常折磨人。
時光網：我們都知道，您不僅是一位傳奇的電影大師，更是電影基金會（一個非營利性組織，致力於電影保護和放映經典修複電影）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在您參與保護的項目中，有哪個是您最為之自豪的嗎？
馬丁·斯科塞斯：那肯定是《紅菱艷》的修復工作了，這部影片真的很美。我和塞爾瑪（斯昆梅克）、Margaret Bodie和其他一些人一同工作，那是個累活兒，不過也是個很棒的經歷。《獨眼龍》最新的修復工作也讓我覺得非常棒。這回我是跟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來弄色彩，有時他從洛杉磯打來電話說：「我正在工作室，我覺得這人臉的黃色弄得太靠近橙色了！」（笑）然後我跟他說：「你說的是哪張臉？」（笑）那就像在糖果店的兩個孩子的對話。包括《獵人之夜》，以及影片中那些由好萊塢外國記者協會製作的鏡頭，也讓我感到非常自豪。還有那些歷史上著名的硝酸纖維膠片，現存於洛杉磯的埃及劇院。這些都是十分珍貴的。
時光網：過去的這一年是《計程車司機》上映40周年。您還記得您第一次見羅伯特·德尼羅時的情景嗎？您那時候知道他會像今天這樣成為一個電影明星嗎？
馬丁·斯科塞斯：我第一次見他是在1969年，好像是在我朋友傑伊·考克斯的公寓里，是布萊恩·德·帕爾瑪把我們聚在一起的。當時德尼羅剛剛出演了一部布萊恩執導的電影《嗨，媽媽！》。他（德尼羅）看著我說：「我知道你，你之前就是傑伊的朋友，」他又提了幾個我發小的名字。然後我就發現，他小時候其實跟我住一個社區，但是跟另一群孩子一起——他住的離格蘭德街和赫斯特街近一些，而我則住在隔著王子街、斯普林街和休斯頓的伊麗莎白街！（笑）但我們並不記得彼此，至少我不記得了。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我記得他那時應該差不多16歲，他看了我的《誰在敲我的門》，就覺得我非常了解那個地方，也知道我就是那個地方長起來的。所以當我想拍《窮街陋巷》的時候，我很希望他來演。他可能就是那唯一一個能明白這部創作的人——他知道我是誰，我從哪兒來，以及我的家鄉是什麼樣子的。然而我當時並不知道它能成為巨星，但布萊恩（德·帕爾瑪）知道，他感受得到，還有很多人當時也感受到了（德尼羅會成為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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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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