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特殊論（一）：伏爾泰《哲學通信》

按：「英美特殊論」源遠流長，它不無偏頗，但彰顯了英美的特性。其源頭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宗教的源頭主要是一種民族天命論（manifested destiny），比如英國七世紀的「尊者」比德的「上帝選民」說，和美國早期清教領袖溫梭普的「山巔之城」說。世俗的源頭更加多元，既有英國人從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等史料構建的哥特起源說以及基於其上的「古憲法」說和「英國人的權利」說，也有18世紀由歐洲「英國粉/崇英派」（anglophile）傳播的「英國熱」（anglomania），鼻祖是伏爾泰和孟德斯鳩，後來者則至少可舉出歌德、托克維爾、赫爾岑、瓦格納、桑塔耶納、哈耶克等。本專題先從這兩大世俗源頭入手，輯錄經典，擇機補充宗教一支。

本篇是對伏爾泰《哲學通信》的輯錄。《哲學通信》又名《英國通信》，是伏爾泰圍繞旅英三年的見聞所寫的思想遊記。當時，他為一位名伶與貴族爭風吃醋，被迫西渡英國，在英國待了不到三年（1726-1728年）。期間他像大多數流亡者一樣，為英國的自由大為傾倒。回國后他便撰寫《哲學通信》這本書，盛讚英國的各種自由：宗教自由、貿易自由、言論自由等。後來他甚至發出著名的「椰子之問」：「為什麼別的國家不採取這種法律呢？這樣是否等於問為什麼椰子在印度能成熟，在羅馬就不會？」與此同時，他介紹英國的文學藝術。當時，法國在文化上尚保持傳統的優勢，並不以不知英國文化為憾。正是伏爾泰這本書讓法國人知道了英國尚有牛頓、培根、莎士比亞、莆柏這樣的聞人達士。之後，法國乃至歐洲便掀起了「英國熱」。

當然，從保守主義角度看，伏爾泰對英國的讚譽不夠「保守」。他是站在法國啟蒙運動的立場，支持一種理性主義、自然神論和革命、人權，將英國的「古老自由」或「古憲法說」斥為怪談，認為自由是現代的，是清教革命和光榮革命的成果，而非《大憲章》的遺產。雖然如此，伏爾泰所開創的這種「英國熱」畢竟引起了歐洲人對英國的注意，為後世較為接近英國保守傳統的「英國粉」提供了思想土壤。因此，梳理這一傳統還是有意義的。

本文摘自伏爾泰：《哲學通信》，高達觀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7-38、44-45、46-47頁。

伏爾泰，1694-1778，法國啟蒙運動的導師，被譽為「法蘭西思想之父」

《哲學通信·第八封信 談議會》（1733）

在羅馬，內戰的結果就是奴隸；而在英國，內戰的結果卻成了自由。英國是世界上抵抗君主達到節制君主權力的惟一的國家；他們由於不斷的努力，終於建立了這樣楷模的政府；在這個政府里，君主有無限的權力去做好事，倘使想做壞事，那就雙手被縛了；在這個政府里，老爺們高貴而不驕橫，且無家臣；在這個政府里，人民心安理得地參與國事。

上院和下院是國家的主宰，君主乃是太上主宰。在羅馬人那裡，卻沒有這種平衡；在羅馬，貴人和平民老是分開的，兩者之間沒有可以調劑的中間勢力。羅馬元老院有那種不公的、可惡的驕傲，不肯和平民分權，為要叫平民離開政府，元老院只知道一個巧妙的方法，就是不斷地送老百姓去遠征。他們把老百姓看作一頭猛獸，務必把它驅到鄰居那裡去，唯恐它吞噬它的主子們。所以，羅馬政府最大的缺點就是把羅馬人培養成征服者；正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裡不幸福，所以他們才變成了世界的主人，直到有一天他們的分裂終於使他們淪為奴隸。

英國政府不是生就有那麼燦爛的光榮，也不是生就該遭受那麼悲慘的結局；它的目標並非想要取得征服他人的那種光輝的瘋狂，卻是要阻止人家來征服自己。這個民族不但愛護自己的自由，而且還愛護人家的自由。英國人拚命反對路易十四，因為他們相信他是野心勃勃的，他們存心對他作戰，當然沒有什麼其他的企圖。

《統治吧，不列顛尼亞》典型體現了「阻止他人征服自己」的英國性情。

為了要在英國建立自由，無疑地他們付出了代價；正是在血海中間，才能淹死專制政權的偶像；然而，英國人並不以為出了太高的代價，換來了善良的法律。在別的國家裡，騷動和流血並不少於英國；無奈這些國家為爭取自由而流的血卻更加鞏固了奴隸身份。

同樣一件事情，在英國則變成革命，在別國只不過一次叛變而已。在巴利（註：義大利南部城市）、在土耳其，一個城市為了保護自己的特權而動干戈；立刻僱用士兵來鎮壓這個城市，劊子手們大肆懲罰，全國其他的人民也被牽連受苦。法國人以為英國政府比環繞著它的海洋更是波濤洶湧，這是真的；然而這只是國王引起了暴風雨之時，只是在國王想當國家大船的主子之時，其實，他不過是一個舵手長而已。法蘭西的內戰比起英吉利的內戰，來得更漫長，更殘忍，罪惡更多；然而在這許多內戰里，沒有一次以爭取賢智的自由為目標。

《巴比倫公主》（1768）

誰相信從這個可怕的深淵裡，從這個不睦、殘酷、愚昧、狂信糾纏不清的混沌里，居然會產生出在今天的世界中可能是最完美的政府呢、一個為人尊敬而又富裕的國王，有無限權利去行善，卻無力去為非作歹，當了一個自由、強盛、擅長經商、又復開明的國家的首領。一邊是貴族重臣，一邊是城市代表，與國君共分立法之權。

人們曾經看到，當國王們專權的時候，由於一種稀奇的命運，騷擾、內戰、無政府狀態、貧困、公共幸福才統治著。當人家爭論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的時候，一切就糟糕了；相反地，只需人家輕視這些事情，一切就會有秩序。我們勝利的艦隊把我們的光榮帶至四海，而法律保障了我們的財富：從來沒有一個法官可以主觀地解釋這些法律；從來人家不能毫無根據地作出判決。倘使有些法官膽敢把一個未經控訴、未經法律制裁的公民判決死刑的話，我們就要把這些法官當作殺人犯來懲罰。

這是真的：在我們這兒，老是有兩黨用筆或用陰謀鬥爭著；然而，到了武裝保護國家和自由的緊要關頭，這兩黨又團結起來了。這兩黨互相監督著；然而又互相阻止侵犯法律的神聖的寄託；他們互相憎恨，但是他們都愛國家：這是兩個醋氣熏天的情夫在那兒爭獻殷勤地侍奉同一個情婦。

托利黨與輝格黨

《關於百科全書的問題》「政府」條目第七節（1771）

法國和英國好久以來用同樣的原則來統治，或者說毫無原則的統治，或僅僅由於完全相像的習慣。後來這兩個政府怎樣會變得大不相同，有如摩洛哥政府與威尼斯政府那樣呢？

是否因為英國是一個島國，英王無需不斷地維持一支只會用來反抗本國，卻不會用來反抗外國人的強大的陸軍呢？

是否就一般來講，在精神方面，英國人比其他的民族來得更堅定，更沉著，更固執呢？

是否為了老是抱怨羅馬教廷，終於完全擺脫了這種可恥的枷鎖，而另一個比較輕浮的民族，就會裝了笑容承受，帶著鐵鏈跳舞呢？

是否他們國家的地理環境，使航海成為必需的，因而養成了更強悍的風俗呢？

是否這種風俗的強悍性，使他們的島嶼成為無數流血慘劇的舞台，卻也促成了他們勇敢的豪爽呢？

是否由於這種矛盾性的長處的統一，一方面使王家的血流在戰爭中，流在斷頭台上，另一方面在內亂中從來不准許下毒藥，至於在別的場合，在教會統治的政府里，毒藥確實這樣家常的武器呢？

當他們逐步變得更開明、更富裕的時候，愛自由便邊做了他們主導的個性么？所有的公民不能同樣地有勢力，卻能同樣地自由；這便是英國人由於有恆而獲得的結果。

有了自由，那就只需受法律支配。所以英國人愛護法律，有如父親愛護小孩，因為他們制訂了法律，或者他們相信是他們制訂的。

……

那些不是建築在這種原則上的國家，就要遭受到革命的考驗。

以上便是英國法制所達到的地步：給予每個人以天賦的權利，差不多在所有的君主政體里，他們這些權利是被剝奪的。這些權利乃是：人身和財產的全部自由；用筆向國家提意見的自由；只能在一個由自由人所組成的陪審員會面前才可受刑事審問的自由；不管什麼案件，只能按照法律條文的明確規定來裁判的自由；放棄英國聖公會信徒對某些職位的特權，信仰的自由。下列種種才叫特權：在你睡覺的時候，你能獲得保證第二天你醒來時，你的財產還和昨天一樣，沒有絲毫變動；這是很大、很幸福、超出許多國家的特權；你又獲得保證你不會在半夜三更，從你妻子的懷抱里，或從你小孩的擁抱中，被人家拖出去，押入城樓，或驅入沙漠：這也是特權；你又獲得保證當你一夢初醒，你有權發表你的一切想法：這是特權；你又獲得保證當你被人控告了，或者做了壞事，或者講了鬼話，或者寫了闖禍的文章，你將依照法律來被裁判：這是特權。這個特權普及於一切居住在英國的人。在英國，一個外國人享受同樣的財產自由與人身自由；倘使他被人控告了，他可以要求在審他的陪審員中，一半是外國人，就是說不僅是英國人。

我敢於說：倘使我們召集人類來制訂法律的話，人類必然為了自己的安全，訂出這樣的法律。那麼，為什麼別的國家不採取這種法律呢？這樣是否等於問為什麼椰子在印度能成熟，在羅馬就不會？你可以回答：在英國，這些椰子不是老成熟的；可以回答：它們被栽培得還不久；可以回答：在瑞典曾經學樣試種過，卻沒有成功；可以回答：你可以從別的省份運椰子來，例如運到波斯尼亞或塞爾維亞。所以，試種一下罷！

布魯瑪：《伏爾泰的椰子：歐洲的英國文化熱》，劉雪嵐、蕭萍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